个人崇拜,诋毁领袖威信,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
近读《庐山会议实录》发现,时为中国二号人物的刘少奇,对于批判彭德怀所持的思想逻辑颇为奇特:领袖要有威信,要有权威,需要个人崇拜,所以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即等于否定领袖权威,反对毛主席。刘少奇公开宣称“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过去这样搞,“现在还要搞”,“以后我还会要搞”。他甚至说,如果彭德怀去掉点个人野心,多点马克思主义,“我也可以替他搞点个人崇拜的。我这个人是搞这一行的!”在这里,刘少奇完全以搞个人崇拜的行家自居了。
作为党建方面的理论权威,刘少奇对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很具理论色彩。他援引恩格斯的《论权威》,说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权威,“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凭此,他给彭德怀扣上“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的大帽子。
在历史真相终于水落石出的今天,我们可以作出评判:少奇同志对彭德怀的批判显然是错了。这个错误不仅在于歪曲事实,铸成冤案,还在于他对个人崇拜的维护曲解了恩格斯著作的本义,把领袖权威导向独断专行,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为后来愈演愈烈的极左灾祸埋下了隐患。
《论权威》系恩格斯应意大利《人民报》主编比尼亚米之请,为《共和国年鉴》这本文集而写。《人民报》在1872年至1873年曾是共产国际支部的机关报,它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恩格斯的《论权威》发表于1873年12月,其主旨就在于肃清无政府主义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影响,所批判的也仅是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否定一切权威、废除政治国家的“简单化”倾向。把这篇批评无政府主义的檄文搬到中国党内斗争中来,当成批判反对个人崇拜的理论武器,可谓牛头不对马嘴。因为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并不是否定一切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而恰恰是坚持人民创造历史,倡行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的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笔下的权威,并不是领袖人物的个人威信、个人权威,而是指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和组织起来的联合活动所必须遵循的某种规则。如纺织厂的各个车间、劳动者,都得按“蒸汽权威决定的时间开始和停止工作”;铁路、火车的合作运行,“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等等。在国家和政治层面,为了推翻资本世界、打碎旧国家机器,恩格斯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得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的结论。他指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还认为巴黎公社的失败就是因为“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权威实指革命暴力,即武装斗争,这个权威只能用来对付反动派的敌人,摧毁旧政权,岂可移于党内,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刘少奇以这个权威观批判彭德怀,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大谬不然矣。
历史总爱跟人开玩笑。矢志不渝地维护领袖威信,殚精竭虑大搞个人崇拜的刘少奇,在“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的文化大革命中,转眼间成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中国头号“走资派”,饱受批斗,堂堂国家主席最后瘐死他乡,倒在了“绝对权威”脚下!这是历史老人的捉弄,还是权力异化的必然?
领袖的威信、权威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大树特树”、人为炒作出来的。如果以为有权即有威,独揽大权就是绝对权威,便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缺点、错误亦讳莫如深,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注定要滑入绝对权力的泥沼。任何掌权者,一朝远离公正、廉洁,抛弃法律、制度,其威信、权威即江河日下,难免倒台。领袖的权威崇拜之所以要不得,就因为它本质上是权力崇拜,是绝对权力的意识形态化。诚如托克维尔所说:“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种子”。
否定一切权威是不明智的,但我们不可迷信权威,更不能一味臣服于权势的淫威。权威崇拜极易走向个人集权、君主独裁,如果非要说崇拜的话,那么我们要崇拜的权威就是至高无上的宪法!这不知可否作为庐山上的权威崇拜悲剧留下的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