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以及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提供了渠道，进而打破男性对公共空间话语权的垄断。借助《女星》这一平台，女性通过编辑、撰稿、投书，从被论说者转变为论说的主体，主动表达她们对于性别关系和现代国家的构想。在与男性对话、协商及合作的过程中，女性的话语空间得以拓展。言说与实践的结合，也为天津女星社进一步推动近代中国的女权运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女星；公共空间；性别史；性别构建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5-0101-09
作为近代中国的新型媒体，报刊在建构公共舆论空间、引领社会变革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已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报刊史与妇女史研究相结合的著作陆续出现，而性别视角的引入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相关研究。在这方面，梅嘉乐有关《申报》的解读和侯杰对《大公报》所作的分析就提供了较好的示范。然而受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所限，前人较多地关注男性编者、作者和读者的声音，而对女性关于女权主义和性别关系的论述分析不足，更缺乏对两性书写进行文本的交互分析。本文结合妇女史与性别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对天津女星社创办的《女星》进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围绕男女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五四时期的性别议题探讨女性如何表达改造社会、建构男女平等的性别关系的理想以及怎样与男性展开对话、协商与合作以拓展女性的言说空间和从事公共舆论空间的性别构建等问题。
一、女性言说空间的拓展
1923年4月，一个名为“女星社”的团体在天津成立，宣称“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使一般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它的创立者和成员以李峙山、邓颖超等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校友为主，还包括曾与之在觉悟社、天津新学生联合会共事或合作的男性。天津女星社主动肩负起争取女权和动员女性的历史使命，以“有产阶级、旧礼教与男系制度”为批判对象，其名称也表明女星社旨在将自身的公共形象建构为帮助女性脱离黑暗的拯救者。
《女星》是天津女星社集中讨论妇女问题、表达女权主张的话语平台，以“宣传女子自救自决的思想”为宗旨。主办者李峙山、邓颖超和谌小岑等人希望通过这份刊物将女性的生活状况公诸社会，并借此联络从事女权运动的同志获得援助以增强群体力量。《女星》从1923年4月25日创刊，到1924年9月29日終刊，共出57期。其演变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旬刊，共36期，作为天津《新民意报》的副刊出版；第二阶段以周刊形式附于女性主办的《妇女日报》出版。1924年9月底，《妇女日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言论遭到压制。政治压力、经费枯竭以及刘清扬、邓颖超等人离开天津，最終导致《妇女日报》无力维持，《女星》也被迫停刊。
在具体的分工方面，邓颖超和李峙山任编辑；李峙山负责答复读者来信；谌小岑则负责发稿、校对、发行等出版事宜[5](P486)。《女星》的作者群以女星社的成员和社友为主。编辑还特地注明了部分文章作者的性别，以此消除女性对于社交公开的顾虑。道理如下：
我们作女子运动者，希望能有机会同许多家
庭里的女子及学校的女子接近，携手，将伊们渐渐
引导出来，同时又希望能多代表同情于妇女运动
的男子。但他们，尤其是女子，对于男女社交上常
怀恐惧，或因没有习惯的原故，往往足以阻碍他们
自动的来同我们携手；对于同性的当然不成问题。
所以我们特将性别注明出来应合这种便利。
由此可见，《女星》预设的读者不止是家庭妇女、女学生、女教师、女权运动者等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的女性，还包括同情女权运动的男性。与此同时，《女星》对自身作为报刊媒体的定位也凸显出来，即从传播新的性别观念人手来改变两性的行为方式，进而在公共空间建构新的性别关系。
《女星》能在男性主导的《新民意报》中开辟一处立足空间，的确是两性在提倡女权问题上相互协商、合作的结果。《新民意报》创刊于1920年9月15日，总编辑马千里、经理刘铁庵、编辑时子周均为天津力主社会改革的男性知识精英。他们一贯把妇女问题视为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舆论和经济两方面给予天津女性报刊较大的支持。在《新民意报》的《发刊词》中，马千里将编辑方针定为：(1)介绍世界新潮；(2)改进社会习惯；(3)主张国民有民主国的参政权及自由权；(4)提倡男女教育之普及；(5)奖励爱国之执政者。在《女星》出版之前，由马千里主编的《新民意报》副刊《星火》已广泛关注和讨论女子剪发、女子教育、恋爱婚姻等问题。《新民意报》接纳《女星》为其成员，既出于丰富报纸内容、扩大读者群的考虑，也进一步建构了主办者赞成男女合作的公共形象。
对李峙山、邓颖超等人而言，她们与这些男性在长期交往中建立起的友谊和信任，为双方进一步开展合作奠定了基础。马千里、刘铁庵等人在天津教育界、报界、商界、宗教界具有重要地位，建构的社会网络覆盖天津多个社会阶层。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他们可以支配的公共资源也较为丰富。因此，借助他们的力量，不但《女星》的生存和发展获得基本保障，而且女性能够汲取和利用的公共资源也随之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女星》以《新民意报》为依托，在保持自身的风格、内容相对独立的基础上，促进了两性在舆论空间上的对话。在此之前，李峙山曾以作者和读者身份参与《星火》的讨论。在阅读、投稿的过程中，她一方面为创办报刊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也对媒体如何发挥引领社会的作用提出设想，为确立女性在舆论空间的主体身份奠定了基础。
李峙山尤其关注在建构舆论空间的过程中编者、作者、读者各自具有的权力和责任。她首先指出编者不仅应当指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且有责任为读者出谋划策，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对于读者遇到的具体困难，编者务必给予切实的指导和帮助。其次，她提醒作者应就具体问题发表理性的意见，尽量避免互相谩骂。最后，她特别强调读者是报纸的好友，拥有监督编者和作者的权力。李峙山的主张恰恰说明她对报刊媒体的特质有深刻的认识，因此才会提出编者、作者与读者在互动的同时，也应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以此达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在社会网络的建构上，这些女性报人除了与《新民意报》主办者保持密切联系外，也与华北通讯社的男性报人来往频繁。由周拂尘主持的报纸《华北新闻》不仅呼吁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内战、保护爱国运动以及集会、结社、出版自由，而且提倡推翻传统礼教、实行男女平等。在这些公共议题上，女性通过与男性的对话、协商逐渐扩大了自身的言说空间，使女性从男性话语中的“他者”转变为言说主体。
二、女性论述
如何将女性从传统礼教、父权制度和资本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