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男人，被关在一个72平方米、没有窗户的狭窄“仓库”里生活520天。每天的生活是8小时睡觉，8小时休闲，8小时工作；可以看视频，看书，玩吉他，或者通过特定的软件发微博和更新facebook页面……这听起来就像一个宅男的典型生活。
然而他们真正的任务是“登陆火星”。前250天“飞往火星”，中间30天“登陆”，最后240天“返回”地球。舱内的显示屏上，他们能看到这颗火红色的行星在宇宙中真实地向他们逼近，穿着笨重的火星服踏上“火星”表面时，会扬起一片“火星”尘土。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地球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幢不起眼的灰色建筑里。“你很难想象这是个很大的科研基地，整个研究所从门外看，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家最普通不过的工厂。”中国志愿者王跃说。
破破烂烂的小围墙，厚厚的铁门旁边坐着两个看门的老妇人。走进这扇门，迎面是厚实的大墙，后面是个空旷的院子，院子里只有一幢用作生物医学研究室的小房子，墙上醒目地写着“Mars500”，提示着里面那看起来像几个集装箱和金属圆柱体拼接起来的舱体就是6个男人执行任务的地方。模拟“火星”的沙地也在里面。
这个代号为“火星500”的实验开始于2006年6月3日，结束于2011年11月4日，是一个由俄罗斯组织、多国参与的国际大型实验项目。6个被精心挑选出的志愿者参加实验，其中3个是俄罗斯人，阿列克谢·希特夫、苏赫罗布·卡莫洛夫和亚历山大·斯莫连斯基，意大利人迭戈·乌尔维纳和法国人罗曼·查尔斯，还有就是中国人王跃。他们与外界生活完全隔离，每人有一个3.4平方米大的卧室，共用一个客厅，一个健身房，一个暖房和两个小小的洗手间。食物贮藏区几乎和生活区一样大，里面放着志愿者们从进入实验区开始到实验结束的所有食物。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计划，他们每天要做大量实验，目的是为了看一成不变的环境和糟糕的食物对他们的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火星在3.5亿英里之外，从地球出发，“好奇号”火星车要走9个月。现代的宇航生命保障系统已经可以帮助人类到达火星，但科学家们担忧的是，这漫长的旅途会不会让宇航员无聊得发疯？
所幸，在实验结束的那一天，六个男人疲惫地推开舱门，脸上挂着微笑。经过两个月的身体检查和休整，唯一的中国志愿者王跃在北京航天城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回忆起待在“闷罐里”的520天……
生活在玻璃缸里的金鱼
在生物医学研究所的小房子里，到处都挂着谢尔盖·科罗廖夫的镀金相框。他是20世纪中期苏联令人敬佩的“航天之父”，月球背面最大的环形山以他的名字命名。1963年，他设计了载人火星探测计划，40余年后，在他当年创建的研究所里，人类在进行火星计划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模拟实验。
“从头至尾我都清楚地知道，我仍然在地球表面，只是过着有点特殊的生活。只有‘登陆’的那一刻不一样，激动和战栗，让我感觉仿佛真的在探索火星这个星球。”王跃说。
“500多天里，我们看不到日出日落，像机器人般生活。计划表上说你该起床了，你就得起床；该工作了，你就得工作；该睡觉了，你就得睡觉。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上网、不能看电视。”
没有离地升空的激动，没有一扇窗户提示着他们与地球渐行渐远，也没有期待中的美丽新世界，陪伴他们的是无边无际的寂寞，不太新鲜的空气和日复一日的罐头食品。
他们生活的“宇宙飞船”是一系列相连的圆柱形舱体。这些舱体没有窗子，同时隔绝声音，气体和水可以通过管道输入其中。每天的垃圾通过一个气阀丢弃，同时丢出舱外的还有记录着无数实验结果的闪存硬件和记忆卡。和真正的飞船一样，丢出去的所有东西都不会再进舱。
舱外的“地面控制中心”也在这幢小楼内。三支小分队24小时轮流值班。在一幅巨大的加加林画像对面，有一面屏幕墙，监视器展示着舱体内部的各个角落，包括锻炼设施、厨房、实验室和种植植物的“温室”等。摄像机时刻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搜寻他们崩溃的蛛丝马迹，志愿者们就像生活在透明的金鱼玻璃缸里，出演一部向舱外实时播出的真人秀。
“我们几乎每天会和舱外的心理医生奥尔加·舍甫琴科联系，通过视频或电子邮件和她聊天。但为了模拟真实的火星通讯情形，和地面的通讯有20分钟的模拟迟滞。她是我们最盼望见到的人，因为她是我们从官方渠道获得外界信息的唯一途径。可以说，我们十分依赖她。”王跃说。
奥地利人艾琳娜是欧洲空间局的心理专家，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副主管。她说：“我们观察他们是否一起吃饭，是否一起玩。在实验的过程中，他们就像小孩一样依赖我们，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人能照顾他们，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全感，所以变得更加需要我们。”
中方在“火星500”实验前线派去一个支持团队，他们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每天在网上搜索、下载新闻和视频，王跃爱看的NBA比赛、世界杯，甚至《三国演义》动画片都是由舱外整理、制作，交给心理医生审查后送进舱内的。他们也不仅为王跃服务，意大利志愿者迭戈对中国武术感兴趣，他们专门为他传去“陈氏太极拳”的练习视频。
“其实在舱内，最想知道的只是那些最普通最平常的消息，比如谁家孩子又会打酱油了。家里人、同事、同学最近怎么样了。”王跃说：“但并不是所有我们想要知道的消息和视频都能被送进来，如果他们觉得什么内容，特别是视频会影响心理状态，就会被拒绝。”520天，王跃和亲友的通信多达4000多封。
奥尔加担任宇航员和外界的沟通枢纽，所有送进舱内的信息，包括他们和家人、爱人通信的亲密信件都由她负责传递。“舱内是不能上网的，迭戈写了个很棒的软件，让他能在舱外人的帮助下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发布信息。这些信息，奥尔加也会全部看到。”王跃说。
奥尔加在传递信息时，有时会刻意去掉新闻中有关犯罪的部分，因为犯罪活动让人情绪低落。另外，和宇航员自身相关的“敏感信息”也要谨慎处理。在之前的“火星105”实验期间，两架法国空中客车飞机坠毁了。一名实验的参与者曾是空中客车飞机的领航员，所以在把这则消息提供给宇航员们之前，心理学家们试图求证他是否与某个遇难者相识。2011年1月莫斯科莫杰多沃机场炸弹袭击事件发生后，心理学家一直等到确认所有的宇航员家属都安然无恙后才将消息告诉他们。
奥尔加已经在俄罗斯科学院生物医学研究所（简称IMBP）工作了15年，她也曾为俄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的建设提供帮助，关于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深谙此道。“我们都明白，如果你身处太空，那么对于外面的世界你什么也做不了。个人太渺小了。”
2010年12月1日，舱内突然一片漆黑，除了应急灯和插着电源的电脑还亮着。正在做的实验不得不放下，微波炉没法加热食品，冰箱的食品也开始解冻。法国志愿者罗曼后来在日记里写道：“若你想知道当时的情况，只需想象一下世界末日来临的情形。我们迷失在黑暗中，被静默包围。我们甚至无法从水管里得到哪怕2升的水——电没了，水泵也停止了运转。我们当时能做的就是聚集在唯一还有光的地方——厨房。”
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舱外有设备故障，因此电力临时中断。但实际上，这是有意为之的一次意外，为了看看他们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应对。
在当时舱内拍摄的视频里，迭戈对着镜头说：“一切都来得很突然，我们希望不要太久。”黑暗中，只有壁灯还亮着，为了节电，他们只保留了两盏。到了下午两点，他们觉得饿了，微波炉没法用，就将就着吃了点麦片、蛋糕和果汁。下午六点，他们突然得到消息说，可以恢复几个大冰箱中的一个供电，他们又忙着将几个冰箱里最重要的食物转移。
黑暗里，有人用电脑放着口琴伴奏的歌，气氛显得平静而充满乡愁。王跃献出了三脚猫的吉他技艺——为了摆脱无聊，他进舱后向法国队友罗曼潜心学习吉他。“我弹得不好，但肯定能用手指在弦上拨弄出声音。”他对伙伴们说。没有人在意，还有人鼓起掌。“这样我们会觉得没那么黑。”迭戈说。
28岁的迭戈·乌尔维纳是该团队中性格最外向的成员，他最喜欢《星球大战》，但是他觉得，在舱内的感觉更像是《星际迷航》。“如果说一定要找一部最符合我们生活的片子，那大概就是《星际迷航》了。”
“我们中的有些人觉得是在遥远的太空中飞行，有些人觉得仍在地球上。”原是法国工程师的罗曼·查尔斯说，“实验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在告诉我，自己是在一艘真正的宇宙飞船里面。虽然现在我知道自己身在地球，但却总觉得离真实的世界很远，好像‘火星500’实验舱真的转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这是一个微型社会。欧航局人类航天飞行董事会新闻官马科思·保尔曾说：“在一个真正的团队里，要有人懂医学、懂工程学、懂科学。”这样一来，他们才能在长时间的封闭舱中靠自己解决各种突发问题。
6个人中，王跃和俄罗斯的苏赫罗布是学医的，后者还当过外科医生，意大利人迭戈是学电子的，指令长俄罗斯人阿列克谢精于搜救和潜水，法国人罗曼在一家公司担任工程师，另一名俄罗斯人是心理专家。
有一次，地面控制中心设计一周地面控制中心与飞船失去联系的情形。负责监控的医生迪莉娅·亨斯特迪诺娃说：“他们做得相当不错。他们会把遇到的困难制作成大海报挂在摄像机上以示他们遭遇了技术难题。但地面控制人员置之不理，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根本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大问题。”
在IMBP的1994和1995年的空间飞行模拟研究中，地面控制中心与宇航员的信息交互随着实验的进行而逐渐减少，在“火星500”项目之前进行的“火星105”项目，也是同样的结果。心理学家古斯因说：“最终他们会适应与世隔绝的情形，人们最终都会适应这样的联络缺失。”
2009年7月14日，参与“火星-105”的德国工程师奥利弗·科尼考曾在日记中写道：“不得不承认，我绝对丧失了对时间的感觉。尽管在整个模拟实验期间从未看到过太阳，但我仍能通过我的疲劳程度感觉到何时是早晨，何时是晚上。不过，我绝对不清楚我们迄今在模拟舱内待了多长时间。感觉好像是三四周的工夫，但日历显示已经过去了105天。”
孤独的旅程
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东部城市塞米巴拉金斯克，并根据当地亲历的生活为题材写下了小说《死屋手记》。
《死屋手记》描述了一群囚犯的生活。“天一黑，我们便被关入狱室，一夜不准出屋。”为了熬过那漫长而单调的苦日子，监狱里的每个人都有赖以消遣的事情，有个人很得意的消遣就是每天在监狱院子里数篱笆木桩的数目，并在上面刻个痕迹。
“火星500”的生活并不比监狱好多少。他们甚至没有院子可以放风。
王跃本来觉得自己在生活中也是个挺“宅”的人。“但起码无论在家还是宿舍，想洗澡就洗澡，想运动就运动。在这里，我最讨厌的运动是跑步，我们每天要跑一个小时，跑完了一身汗还不能洗澡。”他说。在舱内，水是稀缺物品，他们只能10天洗一次澡。
在舱内，他们是被程序设定好的“小白鼠”。项目网站上有一张王跃的照片，他盘腿坐在地上，四周摊开六本厚厚的笔记本。他解释，那一天是他在值班，在准备第二天的食物。“每个人有厚厚的一本食物表，今天值班的人晚上会用扫描机到货物舱去扫描一下，然后把食物取出来，放在房间里。扫描的目的是让舱外人知道，我们已经拿到这个东西了。第二天白天每个人会对着自己的食谱吃自己的东西，吃完一个打一个勾。到晚上的时候把这一页撕下来，送出去。”他说，“一开始，我想看大家有什么不同，后来发现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刚开始时，食物还不错，土豆为主食，偶尔有蛋糕、冰冻水果，还有中国的油闷笋、罐头凤尾鱼，当然都是航天特制。“东西至少从外形和味道上还是可以识别的，起码你知道自己在吃什么。”王跃说。到了后期，主要食品基本都是粉末状，每顿一小袋，兑上热水，搅成糊状。
排泄也不是自由的。全天的尿液要采集，有一个瓶子贮存他们全天的尿液，第二天早晨要将尿液称重，分装在四个试管里，再送出去。“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瓶子，干什么事情都要带着它，之前在舱外做这个实验的预实验时，随身都要背个大包装这个瓶子。去地铁的时候也得背个包，别人看不出，里边是尿壶。”
舱内的健身器材从外表看和健身房里差不太多，但也是“苦役式”的使用方式。“这锻炼和健身房不一样，累了也不能随便休息，必须按照实验设计的时间、速率完成。不管是你心情低落的时候，还是在其他实验任务繁重，哪怕是刚抽完血的时候。”
“每个月，我们要被抽26管到30多管血，临出舱的日子里抽得更凶，我记得有一天抽了40多管。”王跃回忆。
在520天里，他们一共完成了各国参与的105项实验。在开头的几个月，熟悉各类实验日程时还有新鲜感，越到后来，与世隔绝的孤独感就越频繁地出现。
罗曼曾在给舱外的信件中悲哀地写道：“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打发这些无聊的时光。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翻版，如果说时间是一条长河的话，两岸的风景都毫无变化。”“我想念女人，想念酒精的味道。”
在舱内，他们是不允许喝酒的，只有一种粉末，用水冲后会有葡萄酒的味道。但也只能在特殊节日才能享用。在2000年生物研究所的一个类似项目中，一个俄罗斯男性宇航员在酒后将他的女性同伴推到监控器盲区强吻两次，最后闹得很不愉快。按理说，2000年的这个项目和“火星500项目”一样，都是禁止喝酒的，但是科学家偷偷提供了一些。在那次国际实验中，一个日本成员因不堪忍受，提早两个月结束了任务。“火星500”的条件相对好了不少，但离完美还差得远。迭戈曾说舱内墙壁很薄，隔音效果差，和几个人同住一间宿舍差不多。
“漫长的旅程似乎是个黑洞，你辨不清方向，只是不停地走着……”王跃在日记中曾写下如此低沉的心情。
他带进舱的东西很少，一个变形金刚——他喜欢的玩具；一个水晶球——也许是爱人送的礼物，他不愿透露；一只口琴；一本英文版的《教父》；一套笔墨纸砚。连电脑都是俄文的，他看不大懂。他在无聊时发泄的方式之一是写毛笔字，也教他的外国队友写。王跃常常铺开一张白纸，伏在桌上，凝神屏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段话看起来像是这段生活的真实写照。
大家都很热衷于学习一切新鲜的东西。精力充沛的迭戈激动起来会即兴来一段意大利歌剧，他不停地折腾，写完一个能够和twitter及facebook同步信息的软件后，他又搞了个计算机项目，说是要对他的数据做个统计，看看与外界的交流与他自己的心情有没有什么联系。又有一天，他和老苏（苏赫罗布）聊过天儿后，突发奇想，要学习蒙古图瓦卢真声唱法。某一天，他充满乡愁地回忆地球的清晨：“一个令人振奋的早晨，若在地球上，阳光会很猛烈地打在你脸上，太阳缓慢地从地平线上升起。”
后来，连迭戈都觉得生活无趣：“感觉就好像我们生活在一片虚无之中。”
“这世界只剩下我们自己了吗？会不会还有别人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只不过他们隐藏得很好，一直没有被我们发现？”为了抵御孤独，迭戈曾产生过这样的臆想。他甚至尝试到种植物的温室中寻找一只苍蝇或蝴蝶，好证明这个空间里除了他们6个人还有别的生物，但他连一只小虫子也没找到。
2011年2月12日，6名勇士“登陆”了火星，更确切地说，是进入了一小片铺着红色沙子、很像火星古塞夫环形山的模拟沙地——就在生活区上方。在登陆前，成员3人一组。王跃和其他两名队友进入一个很小的着陆舱。如此真实模拟的空间飞行实验，在专家们眼里依然褒贬不一。美国前宇航员诺姆·撒加德曾在苏联“和平号”空间站上待了115天，对于“火星500”他是个怀疑者。他说：“我并不是‘模拟’的粉丝。你不能复制一个真实的、要去执行一个特殊任务的成员组合，这些人只是尝试在模拟情况下长期生活。”
美国航空航天局约翰逊中心的科学家约翰·查尔斯表示：“除了他们必须勇敢、无畏、独立、对突发事件有处理能力之外，没有人知道一个正确的队员组合是什么样的。我们正在研究这方面的事宜，如果顺利的话，到2029年，会有一个这方面的指南。”
自己找乐子
在孤独的时空里，相互扶持变得异常重要。尽管存在文化和思维方式差异，长久的共同生活造就了坚不可摧的6人小团体。他们常常一起胡闹，有一次还一块录了个音乐视频，大家吵吵闹闹地唱歌，开心地大声叫喊。
王跃说，他们曾经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一项德国的实验。因为在实验的初期报告中，科学家用“中国人”、“法国人”等名词呈现研究成果，违背了匿名原则。这项实验的后续实验，他们集体拒绝。
在520天里，6个大男人都成了爱过节的人。因为只有过节和过生日时，可以和舱外的人讨价还价，减轻一些工作量，同时动各种脑筋疯狂一把。
万圣节，王跃在日记里写道：“廖沙看上去像剧院幽灵，又像男巫；萨沙是终结者；苏赫罗布是鬼怪医生；迭戈是掘金者；罗曼是小丑，就像蝙蝠侠里的唐尼尔森。我找了两根绷带，又剪了一个枕头套，本想扮成木乃伊，可结果越看越像重症病房的监护病人——失败的作品。”
春节的时候，王跃专门沐浴、更衣，让同伴为他理发。他们自制了一个红色灯笼挂在舱顶，王跃还用毛笔写了春联，并录制了拜年视频。视频中他带领5名外国志愿者，以中国传统的抱拳作揖方式，用汉语齐声恭祝：“过年好！”王跃还教他们说中文。“福如东海”，罗曼在日记里显摆他刚学会的中文——可惜他还是读成了“福聚东海”——“就是希望你的幸福如东海——也就是太平洋一样宽广。简单的四个中文字竟能表达这么复杂的英文意思，真惊人！”迭戈还在客厅里装了个大屏幕，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去看《生化危机》。晚上他们看了两场恐怖电影，吃了些糖果。
为了调节糟糕的饮食，王跃还发明了“火星500”拌拌面——其实就是一般的俄罗斯方便面加入他自制的辣椒酱调料。但如此美味，每周也只能吃一次。面，哪怕是方便面已经是最靠近中国饮食的东西了，有一次王跃过生日，队友们送了他一大桶。
因为实在是太孤独了，爱尔兰最大的博彩公司帕迪·鲍尔开始设局赌谁第一个离开，他们认为，6个人都能坚持下来的情况微乎其微。有50%的人认为王跃会率先出局，因为他是唯一的亚洲人，在文化交流上最为困难。有40%的人认为会是迭戈，他是职业宇航员，在参加“火星500”之前，有两周都穿着宇航服在犹他州的仿火星环境下度过。按理说他是最有经验的，新闻报道上的他也总是开心地咧嘴笑，但彩民认为，他可能最难以忍受这样的孤独。
彩民对3个俄罗斯志愿者的支持率比较高，只有10%的人认为队长阿列克谢·希特夫会撑不到最后。但实际上，俄罗斯人也有撑不住的经历。1970～1980年，俄罗斯有3个宇航项目都是因为心理方面的问题而不得不提前终止。1976年，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参与了一个在“礼炮5号”航天站为期9周的航天项目，但突然提前10天中止。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人际交往问题”，但是其中一个宇航员维塔利后来解释说，是因为他开始出现典型的幻想恐惧症，当他看着某一颗星星的时候，就会觉得太空像一个无底深渊。
在真实的太空环境中，如果一个人精神崩溃了，也必须无可奈何地继续航行。而在这个实验中，如果有谁不能坚持全程，可以中途退出，不过全体乘员会极力劝说他留下。有时勇士们也要自己找乐子“杀时间”。
有一天，大家都穷极无聊的时候，有人提议要让对方笑。王跃将自己打扮成一个角斗士，在健身器材边和敌人决战。装备都是舱内的：右手拿着肱二头肌训练用的杠杆当茅，左手拿着一个实验器皿包装盒盖子当盾，头上扣着打扫卫生用的大红桶，假装是头盔——王跃还专门挑了个干净的。
5个队友笑得前仰后合，当即拍了“决斗三连照”，传上“火星500”的官方网站。
王跃隐约记得，后来有人还讲了个冷笑话，但是内容他拒绝透露。他十分注重团队的隐私。“我们在出舱前，曾经向对方承诺过，有些事情，永远也不能让外人知道。”
他们出了舱，随身携带着秘密，走进了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