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所谓知音难觅，是自己的心难觅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钟子期和俞伯牙的故事：钟子期听俞伯牙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间，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
从此伯牙视子期为知音。二人谈诗吟对，举杯邀月，对影奏琴，《高山流水》曲罢，弹者动情，听者沉醉，好不惬意。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十分不幸的是，某一天钟子期仙逝了，俞伯牙自是伤心不已。
人死不能复活。俞伯牙将子期葬于村西的泾河旁，那里风景宜人，白色的水鸟栖息在河边，高大的垂柳扬枝吐绿，红色的玫瑰开向天边，子期的墓掩映其间。
伯牙长叹：天下再无知音!从此每天操琴于子期墓前，但奏《高山流水》，不再过问世间事。这自然引起俞伯牙老婆的强烈不满，整天抱怨他不懂赚钱，只会消费。俞伯牙心想妇人之见，实在俗不可耐，同床共枕几十载，却还不及楚人钟子期理解他，一个能达到心灵共鸣的知音岂是易得
某日，伯牙和往常一样到子期墓前，忽然看到老婆追将过来，不禁摇头喟叹：天下之大，知音却难觅啊!
老婆这次却未数落他，只走到伯牙面前，取过他手中的琴，端坐下来。伯牙疑惑地看着她，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未见过妻子奏琴，也未听她谈琴，不知这回葫芦里卖什么药
却见她已经开始弹奏，正是《高山流水》，他无数次弹给子期听的曲子!他不曾知道妻子的琴艺竟是如此之高，远在自己之上!时而玉拨金鸣，如大江东去，万马奔腾。时而灵动婉约，如小桥流水，燕过柳梢。一曲奏罢，万籁俱寂。
良久，夫人开口：天下不只一个钟子期，也不只一个俞伯牙。所谓知音难觅，是自己的心难觅。
伯牙颓然坐下：常慨叹别人不理解自己，自己又何曾尝试过去理解别人所谓知音，存乎一心之间也。
2.丘吉尔的宽容
18XX年11月30日的夜晚，伦敦的布伦海姆宫灯火辉煌，一群贵族男女在这里翩翩起舞。突然，一位活泼、美丽的贵族夫人连声叫喊肚子疼痛，人们赶快把她扶到就近的一个临时女更衣室。温斯顿丘吉尔一个早产儿，就这样非同寻常地来到人间。
丘吉尔是英国显赫的贵族公爵马尔巴罗家族的后代。英国除了王室以外，公爵家庭总共不超过20个，马尔巴罗家族按封爵次序名列其中第十位。丘吉尔的母亲詹妮是美国百万富翁杰罗姆的女儿，1873年与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结婚，1895年1月24日伦道夫因病医治无效，溘然去世，终年46岁。这时的詹妮虽已40多岁，但依然美艳惊人，风姿绰约。不久，她便萌生了嫁给一个25岁男人的想法。然而消息一经传出，立刻遭到众多亲友的反对。就在詹妮几乎要放弃了的时候，詹妮25岁的儿子、与母亲要嫁之人同岁的丘吉尔，坚决地握住她的双手：亲爱的母亲，就算全世界都反对您，我也会勇敢地站在您这边，所以，请您也一定要勇敢。儿子坚毅、鼓励的目光，让詹妮义无反顾地披上了洁白的婚纱。但这桩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
10多年过去了，詹妮的儿子丘吉尔已经凭借卓越的才能跻身政坛。60岁的詹妮也要再次迎来婚礼。这次的决定同样遭到众人强烈的反对，尤其是儿子的那些反对派们。詹妮犹豫了。这次与上次不同，丘吉尔打小就怀有雄心壮志，并且具备实现远大理想的能力。她不想因为自己贻误儿子的前程。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儿子又一次握住了她的手：如果让我在我的仕途与您的幸福之间作选择，我心甘情愿的选择后者。请您不要再有任何顾虑。母亲幸福，我才幸福。詹妮又一次无比快乐地迈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上，儿子依然像上次一样，坚强地站在她的身边，而另一边则是比儿子还要年轻的36岁的新郎。能够两次接受母亲的婚姻，也许很多人都做得到。而面对沉重的压力，丘吉尔两次接受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作自己的继父，这需要多么豁达的胸怀。
19XX年8月15日，伦敦报纸登载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33岁的内阁贸易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与23岁的克莱门蒂娜霍齐娅小姐订婚。举行婚礼的这一天热闹非凡，宾朋满堂，欢歌笑语。证婚人是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而他选择的男傧相却是他在下院的一个坚决反对者包括休塞西尔勋爵。当时丘吉尔推行一系列争取工人拥护的社会改革，休塞西尔勋爵在内的贵族集团坚决反对这些改革。这里反映了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人们可以在下院和政治集会上相互咒骂，如同仇敌，但在个人生活中却能成为亲朋好友，相敬无间。在政治生活中虽然是公敌，却不妨碍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称兄道弟。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这样说过：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污蔑的人。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西方近代的这种文化现象是多么的耐人寻味。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宽容来源于对每个人权利的尊重：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我虽然不支持你的行动，但我坚决维护你合法行动的自由!
3.默默忏悔，不请求原谅
早在五十年代，王元就已经成为我国数学界的著名人物。他对哥德巴赫猜想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即他证明的2+3为陈景润最终证明1+2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此外，他与恩师华罗庚先生一同创造的华王方法被国际数学界一直沿用至今。他们多年的师生合作，可谓中国现代数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但是，在文革中，有许多人曾经在政治压力下，违心地批判过自己的师长，或与被打成反革命的父母公开划清阶级界限。王元也经历了这段痛苦的心灵体验。
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勒令王元必须在大会上发言，批判自己的导师华罗庚。王元知道如果拒绝发言，就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他推辞自己写不了批判稿，只能由别人写，自己上台念一下。没想到造反派真的找人来代笔，让王元去读。无奈之下，王元只好当众读了一遍批判稿。
王元深知此事对恩师心理的冲击。他在心里把自己做的这件事叫做背叛。他愧悔于自己的屈从，一直不肯原谅自己。此后，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去恩师家了，即使遇到恩师，也总是想方设法躲开。许多年后，华罗庚先生出访归来，给王元带回来国外数学界关于华王方法的论著，两个人才重新走到一起，继续他们的合作。
但是，两个人面对面时，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从不提起批斗会这件事二人不约而同地保持缄默，连一个字也没有。
恩师辞世后，作为数学家的王元破天荒地费时十年为华罗庚先生写了一本传记。在传记中，他记录了自己痛苦的内心历程，深刻忏悔了自己的过失。在接受电视主持人的采访时，这位性情温和的老人再一次谈到了这个事件，并声明这是自己一生的遗憾。
主持人很奇怪王元用传记来消弭自己内心愧疚的方式，并问他为什么不在私下场合向自己的老师道个歉。没想到王元先生立刻坦承自己从来没有当面向老师道歉。当主持人又问及为什么不请求华罗庚先生的原谅时，不善言辞的王元先生有些动情了：这种事情，我觉得一个人做错了，自己知道，改了就算了，不要去要求他人原谅。要求人家原谅是不对的。事情本来就是你做错了。凭什么要人家原谅你人家已经很痛苦了。你还要为了自己，非要人家原谅不可，让人家第二次受痛苦。
我见过许多在文革期间有过愧疚历史的人。很多人后来都纷纷向受害者道歉，并请求原谅理由是：如果他们不能得到原谅，他们的心灵就会一直痛苦下去。
只有王元先生一人只是默默忏悔，而不请求任何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