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各方面发展社会生产力、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共同富裕的积极性。鉴于这种分配制度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允许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共同参与收入分配，如果没有相应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自然条件和竞争环境及个人天赋的差异，就不可避免地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个人之间存在收益差距。
其次，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经济体制处于转轨之中，新旧体制的摩擦与冲突必然导致社会利益分配一定程度的失控和无序。改革是对原有机制的改造、对新的运行机制的重建，不可能各方面齐头并进，必须有先有后，这就有了先开放的先搞活、先得到实惠，后开放的后搞活、后得到实惠，不开放的没搞活、没得到实惠的情况。对个人来说，也存在有的缺乏公平竞争的机会和条件，而有一部分人仅靠钻转型期的空子就富起来了。同时，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制度难以发挥作用而新的制度尚未形成，或者新的制度已经建立但旧制度仍在发挥作用，这也会造成利益分配的失控和无序。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道德滑坡也导致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道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奇妙作用，但他同时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市场经济是一个一定要讲道德的经济——市场经济排除那种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权利甚至生命的自私行为，鼓励和保护那种为了改善个人利益而与他人利益做某种妥协的自利行为。只有当市场竞争具有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基础，我们才可能进入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权的市场经济。［1］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人们的利益观念日益强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还原了各利益主体的自我利益观、培育了多元的独立利益主体并提供了利益激励机制，利益激励机制的创新又进一步强化了各利益主体的自我利益意识，并引导各个主体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国家整体经济效率和福祉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实践中的运用与创新。与此同时，见利忘义的问题变得突出，道德的滑坡和道德风尚败坏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肆意践踏他人的权利、恶意侵犯他人的利益，必然带来利益关系的不和谐。
2.利益调节的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不协调导致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市场成为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基础力量，社会利益关系的契约化逐步取代利益关系的行政化。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转型期我国利益关系调节方式所出现的问题是：利益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脱节。在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部分领域计划调节尚未退出，市场调节就已经进入，利益关系调节的双轨制带来了利益关系调节中的混乱；而另外一些领域计划调节已经退出，市场调节却还未能及时进入，导致了利益关系调节中的空白或脱节，少数主体乘机浑水摸鱼，损害了其他主体的利益。这些都是造成人们之间利益分化、引发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原因。
3.过度市场化导致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
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市场化推进的领域过于宽泛，以至于一些公共产品领域也被引入了市场机制，从而出现了泛市场化的问题，导致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有人把市场经济万能论扩展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例如要求教育、卫生等公益性事业也市场化，甚至主张把小学、中学、医院等统统卖给私人，完全听任市场自发调节。这种泛市场化的思路和做法是导致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的重要因素。
4.所有权改革中制度不健全及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改革缺乏导致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
首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的制度不健全导致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如在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中，少数人通过一些违规违纪手段在短时间内即获取了大量财富。体制漏洞基础上的腐败大大加速了超级富豪的成长，导致利益冲突加剧。
其次，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改革缺失导致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从外延上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较原来有些人理解的范围要大得多。既然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成果是为了利益共享，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那就应该包括整个社会所有制领域、所有经济成分的改革，什么东西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科学发展，就要改革它。改革开放30多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专门的管理体制以及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的问题相当多，激化了利益矛盾。比如，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迅猛膨胀及其缺乏规制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杨承训等［2］运用综合重度指数方法分析了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计量结果显示，1990年以后形成的国民贫富差距，私营经济要占到50%~60%。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改革的缺失成为导致社会利益关系不够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应注意相应的配套改革，在利用好市场与计划两种经济手段的同时也应协调好二者的关系，避免如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出现过度市场化，逐步完善所有权改革和深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缓和利益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