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章借用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来分析《洪堡的礼物》中两位男主人公维护主体意识，寻求文化身份的心路历程。在真实的第一空间中主人公无立身之处，身份危机，他们的主体意识是不稳定的；在构想的且主动选择的第二空间中，他们积极或消极地探索自我，进行主体救赎。两位主人公借助特定开放的第三空间，完成了身份主体性建构，从而深刻反映了现代美国文明中犹太知识分子话语权的丧失，同时也揭示了贝娄自我救赎的超然犹太伦理观。
关键词：第三空间理论 主体意识 文化身份 自我救赎
《洪堡的礼物》是美国著名作家索尔·贝娄的代表作之一，批评家Harold Bloom认为其“似乎是贝娄最佳和最有代表性的小说。”[1]1小说以主人公西特林的生活及其回忆为形式讲述了两代犹太知识分子的境遇，深刻展现了犹太知识分子在现代文明的美国大都市中探寻主体身份，维护主体意识的心路历程。本文拟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出发，探索《洪堡的礼物》中两代犹太知识分子——洪堡和西特林的主体意识，分析他们的不安、挣扎以及最终的回归，从而说明在现代美国文明中知识分子话语权的丧失以及贝娄自我救赎的超然犹太伦理观。
爱德华·索亚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中构筑的三种空间即“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的空间模型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第三空间理论”，把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结合起来，呈现极大的开放性，从而为文学文本的“空间化”解读提供了新的途径。
一.第一空间与无根的主体
索亚指出，第一空间认识论偏重空间的客观性和物质性。[2]95第一空间是可感知的，主要在社会、心理和生物物理过程中来阐释空间，《洪堡的礼物》中第一空间可以具体为在现代的美国大都市中两位主人公所处的复杂社会关系。
“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单元”。[3]5贝娄笔下的美国是功利的，不注重文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生存空间下，这些存有“历史记忆”，注重精神追求的猶太知识分子的主体空间性就会受到排挤和压迫，没有话语权，从而造成主体性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分裂，主体的无根漂泊。
小说的叙述者查理·西特林——一个俄国犹太移民的儿子，看似是春风得意的宠儿，剧作在百老汇上演大获成功，本人获得法兰西“骑士”勋章、普利茨奖，但是他对自己的著作却没有话语权。“夜里，在贝拉斯科上演的戏，并不是我写的原剧本。我只是提供了一匹布料，导演用它裁剪缝补了他自己的冯·特伦克”。[4]60作为犹太移民的知识分子对“无根”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被放逐的灵魂渴望着故国旧土。每个活着的人因失去故国旧土而哀伤。”[4]143西特林虽然在大都市纽约取得了成功，却毅然决定回到芝加哥，因为“黄土下埋着我的犹太父老”， [4]51住进“本世纪初有钱的德国犹太人建造的”宅邸。西特林以为芝加哥会是他家的所在，但是粗俗的芝加哥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浓厚的“商业性”更是让他无所适从，现任女友是贪婪的敛财娘，挥霍他的钱财，并最终因他破产而另嫁他人；前妻势利精明，通过诉讼把他的钱财剥得干干净净；狡猾的商人朋友在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名声获取利益；身边还有个黑帮无赖折腾纠缠着他，甚至威胁他做一些不入流的事情。他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主体空间，只能躲进自己封闭的公寓里追忆故人故地，或是“和一些稀奇古怪的人一起鬼混”，成為游走在芝加哥城市空间外的边缘人。家园是给人以归属和安全的空间，在“商业和技术高度发达的美国”，诗人西特林曾感叹，“…我父亲也变成美国人了，朱利叶斯也是。他们已经没有那种移民的爱好了。只有我还用自己幼稚的方式坚持着”。[4]340
西特林的提携者、老朋友冯·洪堡·弗莱谢尔——一个匈牙利犹太移民后代，是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洪堡曾经很风光，在大都市纽约取得了成功，因为诗集《滑稽歌谣》获得广泛赞誉，但在资本主导一切的美国，没有资本支持的他很快落魄，从繁华的纽约格林尼治村搬到新泽西乡下隐居。洪堡曾经对西特林说，“有了一百万块钱，我就可以自由了，我就可以不操别的心而致力于诗了”， [4]181拥有金钱就是拥有了话语权，拥有了自由。即便拥有宏伟志向，一心想为文人争取权利，没有话语权的洪堡却屡屡失败，甚至想在大学里谋份教职都没能如愿，余生都为钱所困。“俄耳普斯感到了木石，然而诗人们却不会做子宫切除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4]134相对于西特林，洪堡的对生存的恐惧来得更为明显。离开了“令人厌恶”的城市，出走到了乡下，与妻子在一座村舍里住了下来。然而新的生存空间并不能给他归属感和安全感。“他害怕他村里的邻居。他常做噩梦，梦见他们烧了他的房子，他跟他们械斗，他们给他上私刑，抢走了他的妻子”[4]138。洪堡在乡下的主体意识可以通过他的家宅来说明：
“他的小屋坐落在一个小小的峭壁上。因为那峭壁受到道路的蚕食，小屋已开始倾斜了”。[4]28
“这屋子好像就是狂野上的格林尼治村。…这屋子好像建筑在书报构成的地基上。”[4]29
法国学者巴什拉认为“在人的一生中，家宅总是排除偶然性，增加连续性。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5]2洪堡这位不甘寂寞的孤独者隐退到了“一个时而像世外桃源时而像地狱的地方”。[4]30在这“倾斜、低矮”的空间中，他的主体意识是不安、压抑的。
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评价的一样，贝娄小说是在描写这样一个人，他“在泥泞的世界上流浪，他在流浪中不断地寻找，试图找到一个立足之地”。[6]10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物质文明中，西特林和洪堡深陷泥泞，身不由己，主体处于“无根”的状态，没有话语权，主体空间与社会空间是分离的，无法建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二.第二空间与自我救赎的主体
在第一现实空间中无法得到承认和满足时，主体便会主动地寻求精神层面的安慰，构建一个用来逃避现实，安放心灵的想象的个性化空间——即索亚阐述的第二空间。“最纯粹的第二空间形式是全然观念性的，它从构想的或想象地理获得观念，并将这些观念投射到经验世界中去。”[2]100简言之，即用艺术对抗科学，用精神对抗物质，用主体对抗客体。[7]34
面对同样“泥泞”的现实，西特林和洪堡构想的世界是不同的。西特林的第二空间是理性的，有种“苦中带甜”的幽默；而洪堡的第二空间是充满恐惧、诡计和黑幕的混乱空间。物质现实中的知识本质上要通过“思维的事物”去获得理解，由于赋予精神如此权力，解释就成为更为反思的、主体的、内省的、哲学的和个性化的活动。[2]100西特林和洪堡所构想空间的不同展示了两人不同的主体救赎之路。
救赎的最初含义是犹太人象征性仪式，来源于犹太民族的宗教。“每个被救赎者必须怀着宗教的目的参入到拯救的行为中去，否则，这种行为就不能成为一种救赎。如果他是被动的，这种拯救就不是真正的救赎。”[8]124救赎归根到底是需要人对世界和事物的理解，运用人的心智来实现的，所以贝娄认为“普通人都具有神性”[9]18，人人可以成为自己的救世主，《洪堡的礼物》中的两位知识分子也以自己的方式拯救自我，维护主体性空间。
西特林求助于“高级心理活动”——人智学，以幽默的方式逃避现实的烦恼，构建自己理性的精神空间。西特林认为沉思使人增强意识，使人冷静，沉思使他成为一个以“他者”身份来凝视现实的审视者和思考者。例如，当他的车被砸且受到威胁时，西特林没有暴跳如雷，而是开始思索人性：
“我很想狂吼一声，可是我克制住了自己。我觉得，我必须自行恢复镇静。…我得到了平静。为了寻求稳定，我练起一套我会做的瑜伽功来。”[4]55
再如，当情人写来分手来信并奚落他的种种时，西特林痛苦过后开始思考起关于美的问题，将情人的美归为过时的美。[4]491小说中这样的桥段很多，每当西特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是深陷混乱的现实时，他便会借助于“人智学”的思考转向精神空间，在自己构想的空间里观察经验世界，思考人性人生，从而使自己从精神危机中解脱出来。这种转向带有“自嘲式的”幽默，却很好地维护了主体空间性的完整，强化了主体意识。人智学意欲在冥思中达成生命与宇宙的互识共融，是人类知识经验通向精神生命的桥梁。借助人智学，西特林积极地寻求心灵的救赎之路。
相对于西特林积极的理性的自我救赎，洪堡的救赎之路是消极的，疯癫的。洪堡抱怨现实社会，且冲动地以极端的形式对抗着现实。
“洪堡想把世界装饰得光彩夺目，可是他材料不够。他费劲了心机，只不过才装饰到肚皮上，而肚皮以下，还是众所周知的粗野的裸体而已。”[4]122
“洪堡被邪恶和机敏搞得神魂颠倒，被狂躁的情绪、眼前的黑点和内心的污秽搞得身心膨胀。他想说服朗斯达夫，想搞垮塞维尔，想击败里基茨，想弹压希尔德布兰德，想诅咒命运。此时此刻的洪堡，就像一个下水道工人极力想爬出阴沟。”[4]159
洪堡试图与物质的美国社会抗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谋划着种种事业，并通过诉讼、欺诈来付诸行动，最终的结果是“洪堡发疯了，在纽约跳来跳去…使那些有教养的人们心满意足了。他们正幸灾乐祸地讨论着他的垮台。”[4]60
列斐伏爾曾指出：位于空间与权力的话语的真正核心处的，正是不能被简化还原、不可颠覆的身体。[10]216身体是空间的原点，空间总是被身体占据的，身体抵抗着压迫性的空间生产，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但是洪堡却利用药物和酒精麻醉践踏着自己的身体，将自己封閉在构建的黑暗的世界，不能与周遭发生联系，产生了陌生感，使主体性空间与现实空间关系断裂，从而加剧了主体意识的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在西特林的救赎道路上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参加体育运动，注重身体保养，经常利用做瑜伽来排解心中的危机——这可以看成是西特林维护主体空间性完整的途径。
在贝娄小说中，虽然救赎的方式不同，但救赎所要实现的目的是大致一样的，都是为被救赎者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据，以获得内心的平静、安息和对自己存在的认可和接受。[11]89无论是西特林的积极救赎还是洪堡的消极救赎，他们都是在维护各自的主体性空间，以求主体性在空间中取得一席之地，他们的努力最终在第三空间中得到了解答。
三.第三空间与回归的主体
小说中两位人物的最后生活的空间值得探讨：洪堡最后在一家下等的旅馆里去悲惨地死去，西特林沦落到冒充鳏夫寄居在异乡一个廉价寄宿公寓。旅馆和寄宿公寓是漂泊者的收容地，是边缘之地，是异质空间，也正是索亚所阐述的“第三空间”。
索亚对第三空间并没给出固定的定义，他借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博尔赫斯同名小说中包罗万象的“阿莱夫”来说明第三空间，阐述其是源于对第一和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解构和启发性重构，是他者化和第三者化的例子。[2]102第三空间是开放的空间，是真实——想象的空间，是语言和文本无法把握的包容的空间，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本中的某些空间来管窥第三空间，从而表达出文本的深层次意图。《洪堡的礼物》中，洪堡的“下等旅馆”和西特林的“寄宿公寓”就是这样的他者空间，类似于巴比塔，不同身份的人聚集在一起反而模糊了自己的身份，也能让自己更好得认识自己，找回自己的身份。
洪堡在下等旅馆里“受难”、反思：我住在一个很糟的地方，吃得也极差，…从晚饭到就寝，有一段相当长的间隔，我便坐在拉上的窗帘跟前对过去的过错进行反省。…我冤枉了你，这是真的。…我疯了。脑子不清楚，我在信口开河。我沮丧沉默了好久好久。我躺在笼子里，那是大猩猩阴惨的日子。…我垮了。我的齿轮上的齿统统断了。一切都坏了。我没有力量去承受柏拉图美丽的诗句，那原始的清新的自我已不复存在了。[4]385-386在这里，洪堡感悟出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为他人留下了一份巨大的遗产，帮助了与其相关的亲人和朋友。西特林在膳食公寓里与死者对话，探寻死亡的问题，思考人生意义，最终“安静了下来，健康了起来”，[4]513“我仿佛正在同造化——整个存在的演进——恢复一种独立的、个人的联系”。[4]499他照顾着已经离开他的情人的儿子，得到洪堡的礼物后，妥善地安排着洪堡的家人，最后决定前往欧洲寻求新的生活。他释然于种种磨难，对生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有了重新生活的愿望。
德国著名犹太宗教哲学家利奥·拜克曾指出：犹太教传授给其他民族的东西，是它对世界的伦理肯定：犹太教是一种伦理乐观主义的宗教。[12]72-75从洪堡和西特林的身上可以看出，贝娄对他的主人公注入了犹太超然乐观的伦理思想。作为“上帝的选民”，“受难”意识一直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他们必须承担苦难，承受命运，在受难中自我完善，承担起伦理责任，并找到生命的意义，完成最终的救赎。贝娄選择旅馆、公寓这样的边缘地点作为彻底开放的空间，它包容了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对立，消除了主体与客体的对抗，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使两位主人公理清了纷杂的社会关系，重新回到了社会，人物的境界在这里得到了升华，人物的主体性得到了回归。
20世纪末的“空间转向”为文学文本提供了一个更有启发性的批评视点，“将空间看作是一个超越学科界限的立场或位置，人们由此去看、被看，去表达意愿，提出激进主体性的主张，去争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理解这个世界”。[2]133在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视域下，《洪堡的礼物》中两位主人公维护主体意识的心路历程呈现出层次分明的空间化，从而更清晰地反映出美国物质文明下犹太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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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周彦，合肥工业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