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黑格尔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论主要集中在其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录》以及《哲学全书》的第二部《历史哲学》当中。要对黑格尔的中国文化批判观点进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认知，首要任务就是对这些相关著作中的基本论断进行条分缕析地整理，然后结合中国的文化发展进路进行客观理性的解读。
【关键词】黑格尔 中国文化 批判 理性解读
【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黑格尔的著作被称为哲学史上最晦涩、最难懂的著作之一。表面看来，似乎批判黑格尔容易，而理解黑格尔困难。但是，批判的前提和基础是理解，如果对黑格尔本身的思想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解，作出的批判仿佛就是在虚无的地基之上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可以说是一种苍白的、没有说服力的情绪发泄及无力诡辩。
理解黑格尔中国文化批判观的哲学基础
中国古代哲学有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本之末”的说法。康德的四个“偶发”即“世上没有偶发的裂隙，没有偶发的跳跃，没有偶发的事件，没有偶发的定命”。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鼻祖，之所以借用康德的理论，缘由正如黑格尔本人所言，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继承性，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鼻祖，而黑格尔作为集大成者，二人的思想一脉相承。黑格尔曾在逻辑学中对康德理性宇宙论中的几个二律背反进行过深刻的阐述和批判。为了研究黑格尔的思想，首先要对康德的思想有所了解。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尽管我们的语言有巨大的财富，但思想家经常为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概念的精确表达而感到窘迫，而由于缺乏这种表达，他既不能很好地被别人理解，甚至也不能很好地被自己理解”，“无论是在通常的谈话中还是在文章中，通过对一个作者关于他的对象所表明的那些思想加以比较，甚至就能比他理解自己还要更好地理解他。”①这是因为感性直观影响到知性判断，也就是中国先哲们常说的的“旁观者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鉴于上述论说，作为读者，在抛开个人感情好恶的客观视角下，从纯粹学理角度来解读黑格尔的思想，就能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其中的深层意蕴，这正是理解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批判观念的理论基石。
解读黑格尔中国文化批判的方法支撑
两种理论的交锋，比起战争中的交锋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如何更好地进行理论交锋，驳斥对方的理论，著名古希腊哲学苏格拉底曾对此有过经典论述：在辩论的时候，要搞清楚别人言语中的逻辑，并抓住其漏洞，然后一击致命。
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虽饱受学界批判但有其合理之处，对待其观点的正确态度应当是用其观点来解读其观点，而不能用自己的观点去一味盲目批判，这是一种怯懦的表现。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要“在其最强势的地方与其进行角力”。批判黑格尔的最终武器——正如他本人所言，“不熟悉别人的理论，就没有资格进行批判！”鉴于此，本文立足于黑格尔相关理论的背景下，对于黑格尔中国文化观进行缜密分析，这样作出的解读才兼顾了充分的理论支撑与可靠的方法支持。
理性解读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
辩证来看，黑格尔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有一些合理的认识，也有一些不合理误读，从这两方面来全面看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观。
解读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批判。其一，黑格尔持有一种哲学史上的“西方中心论”。在他的认识中，哲学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他认为“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在哲学发展史上只有“日耳曼哲学和希腊哲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将中国哲学排斥出了哲学史的范畴，他认为“我们在这里（即东方哲学中）尚找不到哲学知识”。
其二，黑格尔将中国孔子、道家思想及易经排出了哲学范畴。他认为，在孔子的思想中不含思辨哲学的成分，孔子的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国教，未能创造一个“范畴的王国”，同样他认为易经哲学也未能将具体“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据此黑格尔就认为中国哲学“沦于空虚”。正是由于中国哲学的建构模式与主张“理性”即“范畴”的黑格尔哲学建构模式明显背离，所以黑格尔做出了中国人甚至“不能运用概念来思维”，中国哲学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哲学的简单推论。
其三，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本体中缺乏个体化与自由。黑格尔眼中的中国哲学是一种宗教哲学，“主观性精神的因素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宗教的观念并没有个体化，而是具有普遍观念的性格”②。因为黑格尔认为“自由和普遍性就是一个民族整个伦理生活和其余生活的原则”③。在黑格尔眼中，缺少了个体化和自由的中国哲学自然难以冠以哲学之名。
总而言之，黑格尔在对中国哲学的批判上，既存在一定先验色彩，也闪现着一种盲目自大的欧洲文化优越论，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从现实层面来看，中、西方哲学同为世界哲学的两条重要分支和源流，共同汇入了世界哲学史的洪流当中，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再则，黑格尔用一家之言来评判中国众多哲学流派，难免有点先验指导下的不证自明，似乎有着一种咄咄逼人的强加之势，他的这一论证方式更像是先假设一种不证自明的观点，然后再搜集材料努力证明之，其实这种方法也是黑格尔本人所极力反对的。加之，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未必见得就十分全面或是特别深刻。如此这般凭借不充分的材料就对浩瀚博大的中国哲学作出解读，不免有些以偏概全之嫌，这与他追求真理、追求理性的严谨学术态度似乎并不完全契合。
解读黑格尔对中国文学的批判。其一，黑格尔将中国神话排斥出了哲学范畴。黑格尔认为“神话仍然必须从我们的哲学史内排除出去”，因为“哲学史所研究的不是潜伏在某些表现里的一般哲理和思想，而是明白表示出来的思想，而且只研究明白表示出来的思想”④，“在神话里，思想并不占第一位，主要的是神话的形式”⑤。黑格尔认为神话作为直观表象，不能被纳入哲学范畴，至多可以作为哲学所析出的质料而已。
其二，黑格尔认为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幻想成分多于实际意义。他指出，“中国人对于他们的符号还是加了解释的，因此也还是把它们所相徽的意义说明白了的。普遍单纯的抽象概念是浮现于一切多少有一些文化的民族里”，但紧接着他又笔锋一转，直戳中国文学作品中这类抽象观念的“思想只是有时偶然出现”⑥，而哲学中的思想却必须是绝对、普遍的思想。
其三，黑格尔认为中国诗歌缺乏思想性。他认为，“古代东方诗歌的内容，如果只看成一种单纯幻想的游戏，似乎在这方面最为光辉，但在诗歌中最重要的是内容，内容要严肃”，“印度的、东方的诗歌，就形式论，可能是发展得很成熟的。但内容却局限在一定的限度内，不能令我们满足”⑦。
综上，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古典文学，不管是诗歌还是神话就是一种华而不实的艺术形式，徒有华丽的外表而不具备深刻的思想内涵，不具备用概念进行思辨的能力。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恐怕不用细说，中国的古典文学从不乏一些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也不缺一些有着深厚哲学功底和独特哲学见地的文学家，这个恐怕是每一位稍微有点文学常识的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的。
解读黑格尔对中国科技的批判。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是笨拙到不能创造一个历法的，他们自己好像是不能运用概念来思维的”⑧，这句话明显违背基本常识，中国历法是中国历史上由我国先民自己创制出来的各种历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历法的出现对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黑格尔认为，“对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科学知识估计太高是错误的”⑨。事实上，中国科技不仅发达，而且对世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四大发明”，如果没有了造纸术和指南针，黑格尔先生如何能够凭阅读中国的书籍而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由此看来，黑格尔对于中国科技的批判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尽管在黑格尔所处的时代中国科技逐渐在走下坡路，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但不能因此就否认了中国上下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对于世界发展进步的重要影响力。
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并非学术孤岛
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新大西岛—本色列岛。尽管这座岛不为人所知，但它却知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原因在于他们每几年要派出船队出使外国，其目的是学习外国先进科学知识。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著作当中也有一段针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培根认为中国的闭关自守是一种文化自卑而非文化自尊的外露，是一个民族特性中懦弱面而非勇敢一面之展现，这与黑格尔对中国古典哲学文化的看法有相似之处。
培根对于中国文化自卑性的批判也不是没有任何道理。因为他所描绘的新大西岛，是他心目中的未来社会发展理想版式。在培根笔下，新大西岛是一个开放与封闭并存的复杂体，在保持封闭性和神秘性的同时还和外界开展着文化交流。而闭关自守的中国，只是保持着绝对的封闭，却不和国外开展交流，据此，培根就作出了中国文化自卑的推论，虽然有些草率，但是站在培根的个人角度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
据史料记载及大多数学者的认识来看，中国闭关自守下的文化封闭，在明清的统治者看来，并不是一种文化自卑的心态作祟，而是一种在“天朝上国”思想统摄下的一种高度文化自信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最终这种盲目自大心理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蹶不振，转而在西方列强的胜利面前急速坠落为一种极度的文化自卑感，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西学中用”之路。从近现代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化自卑感是具备高度文化自信的中国在其眼中向来的“蛮夷之邦”面前失败之后的一种被动产物。
黑格尔对于中国文化批判的合理性解读
黑格尔批判中国文化中“主观精神”的合理之处。主观精神是一个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核心，也即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理念，而客观精神诸如考古学、文献学等则是一些外在、偶然的因素，受外在环境的影响的变动较大，不能客观如实地反映出绝对理性。
黑格尔侧重于对中国文化中主观精神的研究，并自认为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本质。他的这一研究方法和观点向来被一些学者戏谑地称为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无知与肤浅表现，这些学者自以为抓住了黑格尔的缺点和破绽，其实他们这种行为和研究方法才真正地是一种肤浅的表现。
结合康德范畴表中的关系范畴，可以将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二者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实存与偶性的关系。按照康德的观点，实存不变且稳定，而偶性则常变且易变。只有抓住中国文化中实存部分即主观精神，才可以说是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从黑格尔建构理论的视角来理解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才能看出黑格尔理论的高深与精妙之处。
黑格尔看到了中西文化的相通之处。中西方文化源自共同本体而发之不同表征。中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的思考、思维方式，没有优劣上下之别。借用康德的话说，就是本体相同，而知性不同，即思维方式不同，处理经验性直观（材料）的方式不同，得出的规则即知性（范畴）不同。中、西方是殊（知性）途而同归（归自同一个本体，同一个理性即思维的最高原则，统率知性的东西）。
西方的文化相对论借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而否定跨文化沟通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黑格尔则批判文化相对主义认为跨文化沟通不可能的观点，笔者也认为中西方文化具有同质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从而跨文化沟通是完全可能的。
在黑格尔的论述中，不乏一些例子可以作为中西方文化互通的例子。比如黑格尔否认跨文化沟通不可能的论断。黑格尔批判文化相对主义认为跨文化沟通不可能的观点，这个观点的错误已被实践所充分证明。中西方文化具有相互沟通交流的可能，这一观点也为不少理论家所认可并自觉在学术研究中遵循之。其实，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之外，还有一种认识论，他们认为中西方哲学是相通，并在学术研究上走了一条东学西渐的道路。譬如同为德国哲学家，并批判黑格尔哲学理论的叔本华，其理论中就借鉴了不少古印度宗教哲学理论，并对中国的《易经》有所研究。
黑格尔尖锐指出中国“幼年文化”停滞不前的原因。“幼年文化”是黑格尔对中国文化基本看法。黑格尔认为这种幼年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光荣在于唯一的个人，一个实体，一切皆隶属于它，以致任何其他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并且在他的主观的自由里照不见他自己”⑩。这里面“唯一的个人”指的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君权。除此之外，还有外在于人的自由意识的封建道德伦理。在这种封建道德谱系起支配作用的前提之下，人的道德行为是外在强力训诫和束缚之下的一种被动反应。这种受动式的道德行为，在黑格尔看来，是一种尚未摆脱童蒙状态的一种精神现象。对于这种文化，黑格尔形象地将其称为“幼年文化”。在这一外在强制性道德的支配下，中国文化只是一种单纯的重复式发展路线，而逐步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创新，这一现象在实行文化专制的明清时期表现更为明显。
十分清楚，黑格尔只看到了欧洲文化的发展，而没有看到东方文化也在发展，只不过是顺沿着一条不同的路线和方式而已，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同样占据着宝贵的一席之地。辩证看来，黑格尔对于束缚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刻洞见，直至今日，仍值得我们充分反思。
黑格尔尖锐指出，中国的传统封建文化通过外力强行作用于人的自由意识，这种外在的东西数千年来被通过种种手段方式嵌入中国民族自由精神的内部，给人民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变形，与自由意识在人内部正常发展的精神发展的正常轨道明显相背离。黑格尔据此指出，这一“幼年文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持久、稳定”。然而，出于促进文化之目的，文化只有在生生不息中才能不断传承恢弘，过度稳定的文化不见得就是好事，这容易致使文化停滞不前，甚至异化为一种“文化自恋”。当前，为了鼓励文化发展，学术繁荣，只有实行一种相对自由的文化政策，才能鼓励文化不断传承创新，激发文化创造活力。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注释】
①[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9～270页。
②③④⑤⑥⑦[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2页，第118页，第93页，第96页，第100～101页，第135页。
⑧⑨[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5页。
⑩[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责编/丰家卫（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