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间，辛亥已是百年，革命早已成为历史，战火亦化作云烟。百年后的中国人，在回首这场并未有太多流血牺牲的“光荣革命”时，百感交集。
有历史学家在评价这场革命的时候，说这是一场妥协出来的革命，各方力量均衡，谁都没有绝对的胜算，谁也都没有钱来打一场持久战，最后大家坐上了谈判桌，谈出了一个中华民国。
百年后看这段历史，有太多的遗憾，最大的遗憾是它没能使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以至于在革命后的百年里，我们仍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磕磕绊绊。
站在一百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不应该只是歌舞升平的普天同庆，或紧张兮兮的死守严防。纪念绝不是“为了忘却”，反思和观照才是其真实意义和价值。历史不会重复，但会出现相似。
杜牧曾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览古凭吊，最终目的是为走出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律。
历史的争议永远会存在，而对待争议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给每个人一个麦克风，让他们说出自己心里的辛亥，于是有了这一场“圆桌会议”。
改良VS革命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何以至此》
晚清的时局是改革与革命赛跑，改革没有跑过革命，最后辛亥革命爆发。
本来经过戊戌政变，改革处于低潮，但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君主立宪国打败了君主专制国，此前盛行的“黄种人不如白种人”的人种论破产，制度变革重被提起。从1905年起，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清政府没有认识到这个大势，总觉得还能够掌控一切。
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的核心是变革的手段问题，即是暴力推翻，还是从上至下改良。梁启超从开始论战就认为，暴力革命的危害太大、代价太大，所以只应该从上至下改良，这种观点广获支持。而孙中山始终坚持，清政府不可能像你们说的从上而下改，所以只能用暴力推翻。后来清政府的政策出来，人们发现每一项都是在造假，立宪派的意见越来越处于劣势，能吸引的人越来越少。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08年8月，清政府重新下通缉令，强调一定要捉拿康梁。梁启超一直在海外和革命党人说清政府能够改革，结果清政府还下令说他是通缉要犯，你说这样梁启超还能有多少说服力？梁启超是立宪派的精神领袖，通缉他就等于是给革命党人添油加火。后来连续三四次的国会请愿运动，号召人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但是清政府对立宪派的活动采取一次比一次严厉的镇压,这样恰恰就使立宪派越来越激烈化,让很多立宪党人觉得改良之路恐怕走不通，而“皇族内阁”出台，好像恰恰证明了只有走革命这条路。
“皇族内阁”违反了内阁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皇族成员不能当内阁阁员。尽管是这样，立宪派最上层还是希望如果能妥协是最好，所以他们还是给谘议局联合会提了一份妥协意见书。承认皇族成员可以当内阁阁员，但是希望朝廷也妥协一步，就是皇族成员不要当内阁总理大臣。但清政府完全拒绝，还说你们的言论越来越嚣张了，你们有什么资格来指使皇族。这时候，很多立宪党人已经参加了同盟会。
所以说清廷的政策失误，把自己的统治基础推向了对立面。为什么之前革命党人那么多的起义不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立宪派的支持。而武昌首义后，立宪派纷纷起来表示支持，所有的地方都是革命党和立宪派人共同完成的，甚至很多地方立宪派的作用更大，个别地方完全是立宪派完成的。非暴力本来是最好的一个路径选择，但这个最好的选择恰恰没有成为中国的选项。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著有《立宪时刻》、《宪法、民主与国家》
辛亥革命是一场古今之变，由一个王朝专制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国家。
革命派和立宪派在变革的动力、原因、手段上都有争论，革命派主张采取暴力的、激进的、直接否定的方式推翻旧制度，立宪派也对旧制度不满意、不赞同，但他们主张采取一种改良的、渐近的方式，甚至保存旧制度的外在君主形式都没关系，最终达到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这个国家依照人民的意愿建设出来，尊重规则和法律。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更赞同立宪派，因为他们的手段和目的有内在的相对合理性。而革命派往往把手段当成了目的，革命本来是一种手段，但他们往往因为革命的激情，使手段陷于哲学中“恶的无限”，这样最后导致革命诉求变成非常遥远的想象。
而立宪派他们的困境就在于清廷并不具备改革的意志和决心，所以他们的诉求难以实现，所以在这个时候暴力手段也有其正当性。革命和立宪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但它应该达到一种妥协和平衡，革命应该节制暴力手段的反复性，最后终结于宪法。皇室内阁出台后，很多立宪党人纷纷转向支持革命，武昌首义后，很多省的独立都是立宪派在扮主角。但是立宪派在参与革命中是有度的，他知道革命应该有節制，所以他们后来都比较支持南北和谈与新建立的中华民国。而革命派则认为立宪派过于保守，革命不彻底，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旧制度彻底打垮，所以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相当一部分革命党人在理念上并不认同这种妥协的产物，甚至认为它是一种旧制度的反弹和保守派的回潮。
革命党人没能在价值和情感上接受新生民国。所以，在换了总统后，他们制定《临时约法》调整总统与内阁的权力划分，这也是不在理的。既然已经承认了，达成了妥协，就应该真诚地去执行。到后来议会稍微出现了问题，他们就诉诸革命的高调，用军事进行所谓的“法外护法”，而立宪派，诸如张謇他们则寻求在法律框架下，用议会来解决。
为什么民主宪政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其中初建时期的革命党人的激进观念甚至行为，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新生政权出现问题，存在争议，甚至激烈的冲突都是很正常的，任何一个国家在初建时期都如此，革命本该是实现宪政目的的手段，但革命党人把它当做了目的本身，所以循环往复。在革命完成后最根本的解决之途是诉诸宪法和制度，但却未能做到。
民族VS民主
傅国涌
自由撰稿人、历史学者，著有《百年辛亥》、《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
在辛亥革命中民族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排满不仅是革命的强大推动力，而且是革命的目标之一。本来中国同盟会的名称有两大方案，即中国革命同盟会或者中国对满同盟会，这场革命从起初到后来，都是因排满而起。
因此，辛亥革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人口相对较少的满人260多年统治的不满的总爆发。在这两百多年中发生过无数汉人反满的武装斗争，包括白莲教、天地会、太平天国，他们失败后散落在民间，出现大大小小的旧式帮会，比如说洪门、哥老会，这些反满力量在辛亥革命中都发挥了作用。另外，在革命党内部许多的读书人也都有排满思想，包括重量级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他虽然反对议会民主，但竭力主张排满。如果没有排满的动力，光是一个陌生的现代共和理想，没有办法动员社会大众，动员广泛的年轻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从来没有因为理想而爆发过革命或者改朝换代，从来都是因为生存问题，满汉之间的矛盾也是一种利害关系。胡汉民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这场革命最大的遗憾，就是革命是因排满而起，所以只完成了排满的目标，排满的目标完成后有的人认为大功告成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没能进一步建立一个现代共和国家。”
虽然革命因排满始，但却以“五族共和”终，这是胜利者的一种包容和大度，说明当时参与革命的汉族精英们心态比较健康，尽量减少流血牺牲。包括章太炎后来也完全赞同把满人包容进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来。当然，这种局面也是一种妥协的结果，立宪派、新兵都不是激进的排满派，所以很快就达成共识，接纳满人，实现五族共和。这在黄兴、宋教仁、张謇、汤寿潜、赵秉钧等各派头面人物坐到了一起讨论国旗，决定用五色旗作为未来中华民国国旗的时候，就已经达成了，五族共和是一个相对比较美好的设计。
如果清王朝是个汉人主政的王朝，那就可能实现君主立宪了。中国之所以走不成君主立宪道路，跟满人统治有关系。君主立宪对中国来说也许是一个相对理想的制度选择，广土众民几千年帝王统治的国家，骤然之间建立一个陌生的崭新的共和制度并不是最合适的。
李扬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著有《走出晚清》、《晚清三十人》
一场革命，必有民智之开化，观法国大革命可知：一百多年的启蒙运动最终才使革命水到渠成。
辛亥革命也并非一朝之梦想。邹容、章太炎一派的极端反满思想与孙中山的反满革命思想尽管存在一些区别，但整个辛亥革命前后的精英们都具有机会主义的特征。他们迅速地意识到夷夏大防之传统对构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言是一个障碍。于是，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在早期的反满与后期的五族共和之间存在一个巧妙的转轨。
在这一点上，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构建中国式民族主义思想上最终达成了一致。梁启超、杨度等人的思想在民族问题上显得更加符合中国实情。尽管孙中山自称是“洪秀全第二”，他还是认识到反满目标与构建多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性，他愿意做出一定的让步。这是他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的选择。不过，孙中山在让出总统宝座的后几天，忙于率众人参拜朱元璋的陵墓，并告祭大汉先祖，为“光复”正名。除了安抚为此目的献身的先烈之外，孙中山此举仍然昭示了中国历史的内在延续性。那是一个自明清易代以来即隐含的禁忌话题。中国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时刻，仍然是从大一统的正统意识形态中寻求到经验和理论支持。这便是辛亥革命中民族主义诉求的本质。
至于民主革命的真实性，这仍然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世的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从领导者的言论来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领袖人物仍然只是处于想象的民主即高调民主的乌托邦阶段，这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口号式民主。清廷的君主立宪之尝试被证明是一场闹剧的时候，提倡人民的绝对主权是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尽管这口号只对部分精英产生影响。
孙中山从出于自身为临时大总统的需要出发先反对内阁制，继而从限制袁世凯的角度出发又主张内阁制。宋教仁可能是1911-1912年间中国真正懂得宪政的政治领袖，他一直主张内阁制。可惜，这种争论发生在革命已经取得部分成功的关键时刻，而不是发生在革命前的启蒙教育阶段，这导致中国的宪政一开始即是临阵磨枪，仓促上阵。在全民教育尚未明晰宪法的神圣性（一个从未真正进行过的历史遗憾）的前提下妄谈宪政，即是辛亥革命宪政思想实践最终流于空洞化的主要原因。
地方自治VS中央集权
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1911中国大变革》、《超越革命与改良》
从《马关条约》签订到1901年新政，再到1906年的预备立宪，晚清政府一直有一条政治改革的脉络，即地方权力的相对自主化。后来出现地方自治，都和中央政府有意识地推动有关。
1896年，黄遵宪和陈宝箴在湖南维新运动的实践当中，开始尝试着把地方的事情管起来。到1901年新政的时候就更明显，袁世凯当直隶总督，直隶的教育体制、财政体制完全实现地方自主。而且各个地方互相竞争，比如某个地方教育办得好，其他的地方就会仿照，地方自主权越来越大。
等到1905年立宪之后就更明显，中央对地方有一个重大的授权，就是各个省成立谘议局，谘议局的议员都是由地方选举产生，这其实是拿地方民选的议员来制衡中央派下来的督抚。因为中央政府希望用人民的权力来约束它的官吏。晚清政治史，我们不要用阴谋论去看它，如果用阴谋论来看，我们就很难理解。在“家天下”的背景下，清廷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家长，家长当然希望它的家发展得好，要发展好就得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就有了中央和地方政治分权的改革。
省谘议局就相当于省议会，可以在地方立法立规，地方的许多事务可以自己决定，比如成立学校、办警署、办法院、办新政的基础性设施等，这些都不用中央统一规定，哪个谘议局有能耐就可以干得更多。而这种地方政治发展比较好的，它的经济发展也比较好，比如江苏、浙江、湖北三个省的谘议局非常活跃。谘议局越活跃，议论的东西就越多，议论出来的决定，行政部门就必须要按这个决定去实施。而且他们对行政官员的指责、批评，一点都不弱于英美这种很成熟的民主体制。如果行政部门不做，或者有异见，那么它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冲突，就提交到中央的资政院，由资政院进行调解。
资政院就相当于国会，其中的200个议员，有100个议员是各省谘议局选派来的，另100个议员，朝廷按照比例钦定，比如实业家、学者各占多少。这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地方民主政治的合理合法性。谘议局的架构是从日本留学回来、专门学法律的那拨人竭力主张的，他们的目标就是先到谘议局议政，之后再走上从政道路。最典型的一個是广东的陈炯明，他是谘议局议员变成行政首长，另一个是杨度，他的目标也是从议政做到参政。逐步走向专业化的精英政治，由精英治国。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
我想用三句话来总结辛亥革命——统治者漫不经心地对待改革使改革失去机会，失去机会的改革导致不成熟的革命，不成熟的革命导致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碎片化状态。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整整70年时间里，其实中国是有很多机会通过改革来走向现代化的，但是清王朝没有把握好这样的机会，甚至说拒绝这样的机会，最后在危机极端深重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改革，但这个时候它的合法性已经没有了。改革造成的极端问题无法应对，于是革命出现。但是这时的革命者还没有完全成熟，没有接盘的能力，他们不得不和袁世凯分享政权，又不得不制造出一套所谓的制度去制约他的政敌，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革命注定会成为一种脱序或失范的开端。
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中不乏具有民主意识的人物，但大部分只是一批热血喷张的乌合之众，他们没有真正搞民主的想法，只是想把满清给推翻掉。而之所以能顺利推翻政权，恰恰是因为清政府是异族政权，使得革命者在完全没有可能成功的时刻成功了。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组建一个新的政权，只能够造成一盘散沙的后果。实际上革命者当时脑子里只有一根筋，就是把满清推翻掉，推翻以后是怎么办那再说，绝大部分人是这么想的，只有少数像孙中山可能有过民主共和的想法，但是他在整个革命的起始阶段是没有作用的，他是后来才参与。
那么怎样才把这个国家整合起来呢，又不得不采取所谓的内阁制或者总统制。辛亥革命是从民族革命开始，到最后用民主革命的方式来整合社会。但是当用这套民主架构来整合社会的时候，发现中国的民主意识还不成熟，排满的阵营内部互相之间矛盾重重，所以民主宪政没能取得成功。后来，从党争开始造成南北对立，南方内部的对立，各个省内部派系之间的分裂，造成所谓的碎片化。
反思辛亥，今天的执政者应当珍惜改革的机会，不要躺在功劳簿上自鸣得意，那是很危险的；而那些不满社会的人应该警惕“革命心态”，千万不要对革命采取浪漫的幻想，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而没有想到事情的复杂性。我们要警惕革命，同时要珍惜改革。
经济VS政治
陈浩武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
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爆发是清政府腐败无能，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笼统的说法当然也不错，但是并不准确。
实际上，辛亥革命爆发时，西方主要的国家对清廷基本上是支持的。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后，大大改变了对洋人的态度，甚至到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地步。此时的西方，也认识到，中国太大，任何一国都无法独吞，所以开始从打击清廷的立场，转变为扶持的立场。
比如为了减轻清政府偿还《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西方各国同意将中国海关关税提高到百分之十二点五，仅此一项，使清政府每年的海关收入就从500万两白银，提高到3600万两白银。而且以美国为首，一些国家还将“庚子赔款”的大部分返还中国政府，专门用于办教育和开设医院。大家都知道，中国很多留学生，都是用“庚款”培养出来的。
那么，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出了大的问题？
也不是。据相关的资料，从1895年起，清政府推行经济改革措施，大大促进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政府制定了关于《公司律》，《商人通例》，《破产律》等经济法规，推动民间商人投资铁路，矿山，纺织，造船，电力，金融等等，开创了公平竞爭的市场经济格局。应该说，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相当好的。
有资料显示，从1895年到1911年，中国新设立工矿企业490家，其中完全由民营投资的404家，资本总额达到一亿多元。当时应该是国家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
当时社会政治改革层面的情况如何呢？客观地讲，清政府也不是完全不改革，所谓“清末新政”，还是有些内容的。比如在立宪派和革命党的压力下，朝廷在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宪政，五大臣考察后认为君主立宪制度是拯救中国，也是拯救清廷的根本措施。1906年8月，慈禧太后根据五大臣的意见，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清廷又宣布成立资政院，各省成立谘议局。资政院是一个立法机构，大体相当于国会。而各省的谘议局，也大体相当于地方议会。客观的讲，这些措施还是进步的。就是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那么，为什么会爆发革命？而且为什么清廷短短数年就灭亡了呢？
我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清政府面对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缺乏解决矛盾的勇气和诚意，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能拖就拖。从骨子里讲，他们把一家一姓的天下和权力，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为了维护皇权，不惜与天下为敌。
辛亥革命的引爆，有三根导火索，也就是当时中国存在尖锐的三大矛盾：
其一是满汉矛盾。其二是知识分子矛盾。其三，尤为重要的是关于私有财产保护。本来清廷在1901年就宣布，向民间开放铁路权，鼓励民间资本修建铁路。但是，到了1911年，政府又以莫须有的借口，要收回这种权利。这样出尔反尔的行为，引起民间资本的极大不满，直接引发铁路风潮。“护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索。
可以看出，清政府在处理当时的三大社会矛盾上，完全没有顺应历史的潮流。他们在处理满汉关系上，得罪了广大汉人，特别是汉人官僚阶层；在处理朝廷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上，得罪了广大的读书人，使本来应该报效国家的知识分子，全部走到自己的反面；在处理私有财产关系上，得罪了民间资本家和广大商人，使他们看到清政府反复无常，不讲信用。所以最后民心尽失，只有被人推翻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