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是一位斗士。
这位西班牙语的文学大师，一生奉行萨特“文学介入现实”的主张。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以惊人的文学天赋、丰厚的人生阅历和健旺的创作精神，持续着反专制、反独裁的斗争。
去年，瑞典人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因其“对权力结构作了深入的描述，并对个体人物的反抗、反叛和挫败进行了犀利的刻画”。
今年6月，巴尔加斯·略萨造访中国。
第一个哭鼻子的诺贝尔奖得主
凤凰周刊：你是一位享誉世界文坛几十年的作家，但直到去年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得到这个奖之后，你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略萨：一言以蔽之，它让我从一个“作者”变成了“受难者”。每天都有无数的记者要求采访我，不让我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我現在很想逃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去。这些都是拜诺贝尔奖所赐。
凤凰周刊：这是玩笑话吧？据媒体报道，你在颁奖典礼上还是很激动的。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甚至表示，你是第一个在斯德哥尔摩哭鼻子的诺贝尔奖得主。
略萨：哈哈，那是因为我的讲话中谈到了我的妻子。我想到她这么多年的照顾，想到她与我风雨同舟的岁月，又看到她坐在台下，哭得一塌糊涂的样子，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了。你知道，我是南美人啊！
凤凰周刊：许多中国作家都梦想自己也能有这样痛哭一场的权利，媒体对“诺贝尔”也异常热心。你如何看待中国文学界的这种“诺贝尔情结”？
略萨：要我说，大家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太当真。诺贝尔奖有时确实授予了那些当之无愧的作家，比如托马斯·曼、海明威等。但它有时也会授予一些不怎么样的作家。举个例子，你知道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谁么？苏利·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你听说过他么？应该没有，他只是一个三流的法国作家。而你知道他那一届的竞争对手是谁？列夫·托尔斯泰！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凤凰周刊：你是在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
略萨：不。我的意思是，诺贝尔文学奖和任何其他的文学奖都没什么差别，和任何世间的名利没有差别。很多时候，名利会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而偏偏纠缠和降临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我只希望自己拿这个诺贝尔奖，属于前一类、而不是后一类，当然这只有后世才能评价。
凤凰周刊：我想你不必有这样的担心。有这样一个共识：四位主导了拉丁美洲“文学爆炸”（Boom Lathnoamericano）的文学干将——你、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和富恩特斯——都该获得诺贝尔奖。
略萨：我其实对“文学爆炸”（Boom Latinoamericano）这个说法很有意见。为什么要用“爆炸”（Boom）这个词？好像我们都是些炸药，炸过就没了。还是因为我们南美人的脾气比较火爆？另外，为什么要在我们那批作家当中选四个作为代表？我知道有评论认为主导那场“爆炸”的应该是六位作家，有的说是八个，也有人认为是三个。无论如何，非要框定一个数字挺傻的。
凤凰周刊：无论如何，拉丁美洲文学在上世纪60年代的强势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你这位当事人看来，那一场文学先锋运动是如何发生的？
略萨：这说起来很有意思。在我立志当作家的那个时候，拉丁美洲是非常分裂的。秘鲁的人不知道智利或哥伦比亚有什么小说家，墨西哥和阿根廷的出版社彼此不知道对方在推广哪些图书。我们热爱文学，但我们生活的社会没有什么文学传统，因此只好读欧美的作品。我也好，科塔萨尔也好，马尔克斯也好，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在拉丁美洲的某个地方，汲取来自欧洲的文学遗产；然后，在长大后，朝圣一般地前往欧洲。
到欧洲去，特别是到巴黎去。巴黎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世界的中心、文学的圣殿，是我要成为一个作家不得不去的地方。有趣的是，我离开拉丁美洲而去了巴黎，而恰恰是在巴黎，我真正发现了拉丁美洲。
凤凰周刊：在异乡发现故乡。
略萨：那只是一个方面。事实是，巴黎当时汇聚了一大批来自拉丁美洲的作家，有年长的博尔赫斯，也有年轻的聂鲁达、卡彭铁尔、马尔克斯。我们这些秘鲁人、智利人、古巴人、哥伦比亚人、阿根廷人，在巴黎有了同一个名字：拉丁美洲人。我们在巴黎认识对方，发现彼此身上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问题。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身份觉醒。一位墨西哥诗人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谈到拉丁美洲的作家在巴黎的文学运动，标题就叫《拉丁美洲的文学之都——巴黎》。
凤凰周刊：那在你看来，谁是拉丁美洲作家群中最杰出的作家？
略萨：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有一种西班牙语作家罕有的、简洁而精确的风格；他的文学作品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智慧练习。在他之后，拉丁美洲作家能够把新颖的东西表达出来，开始有勇气追求自己的风格。
个人经历么？略萨：是的。我曾经和几个人类学家一起去秘鲁的热带雨林探访亚马逊河的印第安人部落，经历了几个礼拜的冒险，见识了还没有被人类驯化的大自然，亲眼目睹了一些可能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那些惊心动魄的丰富影像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激励我进行相关的文学创作。我并不单单是用文字描绘那些影像；热带雨林那种迷宫式的风景，还决定了《绿房子》的文学结构。
凤凰周刊：你觉得自己有别于拉丁美洲其他重要作家的特点是什么？
略萨：从《城市与狗》到现在，我总是通过同一个方式在写。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有些故事，我非得把它写出来不可，没有办法躲开；因为那些故事用某种我难以理解的方式，把现在和过去同一种主要的、基本的体验联系起来。这么多年以来，我还从来没有过用理性、冷静、纯粹理智的方式写过小说，而总是要有某些记忆中的影像，转变成一种命令，对我提出创作的要求。
凤凰周刊：但你并不是只写你的亲身经历。比如《公羊的节日》写的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曾经的独裁者特鲁希略，而你本人并没有经历过他的暴政。
略萨：是的，那只是我听说的故事。我最新的作品《凯尔特之梦》涉及到刚果和北爱尔兰，那也不是我熟悉的地方。但是，我写的仍是我熟悉的内容——独裁、民粹主义、土著民族状况、经济依赖、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独裁，那是我一生的主题。
作家应履行政治责任
凤凰周刊：我要问一个也许所有的创作者都不喜欢回答的问题了。在你所有的作品中，你本人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略萨：嘿嘿，这确实是个很讨厌的问题。但幸运的是，能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果要我在所有作品中选一本能留下来的书，那会是《酒吧长谈》。
凤凰周刊：这本书的中文版刚刚在大陆出版，是一部政治性非常强烈的作品，直接而猛烈抨击了奥德利亚在秘鲁的军事独裁统治。
略萨：对，这本书的灵感依然来自我的亲身经历，确切地说来自一个我认识的人——奥德利亚独裁体制内的一位官员。那时我在大学，参加一个地下的反抗组织，很多组织内的老师、学生被关进了监狱。我和几个朋友想为在牢里的“战友”送条毯子。为了送这条毯子，我们去了内政部，希望得到安全局局长的批准。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回忆起那位安全局局长接见我们的样子。他坐在那里，我们站着，他没有打招呼，只是像打量一群昆虫一样看着我们。过了一会儿，他打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慢慢地抽出一叠纸，那是我们在大学里办的秘密报纸。他抖着那些报纸，用那样一种凶狠的、傲慢的，同时又是虚弱的、愚蠢的语调问我们：“这是什么？你们到大学，就是为了搞这些东西的？就是为了骂我的？”
就是那样一幅画面。我看到了独裁体制的核心、权力的核心——可悲，同时也非常可怕。我想我哪一天一定要把这写出来，那就是《酒吧长谈》。
凤凰周刊：事实上，你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地反独裁、反专制。
略萨：用再多的文字也不能表达出我对独裁统治的极度痛恨。一个独裁的政府，会把整个社会都污染殆尽。哪怕是和政治毫无关系的东西，哪怕是家庭、爱情、普通人的职业生涯，都会被腐败的政治毁坏。
凤凰周刊：极权政府往往会对文学实行审核制度，你的作品就不止一次被秘鲁官方列为“禁书”。你觉得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略萨：因为他们恐惧。他们知道，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却是人们内心对生活现状不满的结果，因此也就成为抱怨和宣泄不满的根源。文学，尤其是优秀的文学，不仅让人们耽于美和幸福之梦，亦提醒人们各种形式之压迫的存在，从而鼓励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焦虑，而这在特定的环境里也可以转化为面向政权、制度或者既定信仰的反抗精神。古往今来，任何企图控制公民生活的政府和政权，都对文学表示了同样的不信任，都对文学采取监视的态度，都使用了书刊审查的限制手段。他们是如此恐惧，故而建立审查制度，并对独立的作家们时刻小心提防。由此，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文学的兴旺和一个文化发达、自由、繁荣与公正的社会紧密相连。
凤凰周刊：众所周知，你对于政治的热情不但渗透在创作中，还体现在你的直接行动中——你曾经在秘鲁组建新政党，还参与过秘鲁总统的竞选。你是否觉得，只有亲身参与才能真正实现政治主张？
略萨：我确实在1987-1990做了三年的政治动物，但那不是值得骄傲的经历。你知道那三年的政治生涯教会我什么？就是我领教了，我领悟了，我这个人完全不能搞政治！实际上的政治，几乎只包括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工于心计、厚颜无耻，以及种种妥协、背叛、偏执、圆滑、狡诈的手段。从政是我不能做的事，也是我不应该做的事，即使做了也是没有意义的。于是我回到了书桌前，继续写作，并且把肮脏的政治斗争写进我新的作品中。
凤凰周刊：但是你显然坚信，作为一个文学家，也可以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
略萨：当然，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我做一个作家，并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恰恰相反，我了解新闻，我做出判断，我发出声音，我坚持批判，我通过写作和书房以外的人交流，由此真正和人民生活在一起。
凤凰周刊：这是倡导“文学介入现实”的萨特对于你的影响么？
略萨：我必须承认，萨特是我的精神导师。萨特认为，文学应该具有社会责任，作家不应该脱离社会，不应该脱离社会和政治的关切。通过语言、通过文字，作家可以采取行动，对人们产生引导和影响。我在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追求，不是语言的优美、聲音的优美，而是了解人们遭遇的问题，唤醒他们的意识，让他们愿意采取行动去解决问题、行使权力、改变世界。
凤凰周刊：如果是那些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只想“躲进小屋成一统”的作家呢？
略萨：我怀疑这个时代真有发自内心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作家存在；也许只是不敢感兴趣吧。我的想法是，即使一个作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也能为政治贡献力量。比如，可以用文学的修辞改变呆板的政治语言，用某些方式参与政治演讲和辩论，将幻想和想象注入人民对于政治的愿望，等等。无论如何，这是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承担的公民责任和道德义务。
凤凰周刊：最后，有什么建议要留给中国同行？
略萨：不能说建议，只能说是共勉吧。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努力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就是在利用文学这种问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我坚信，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任何一个作家都应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