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论范式转型与经济体制转型密切相关,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构成文论的主要问题,而新时期以来围绕文艺商品化、通俗文艺、金庸小说经典化、人文精神、大众文化、新理性精神等话题的学术论争,昭示着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而这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有关。如何处理好文艺与经济的关系,将是中国当代文艺及其理论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文论范式转型;经济体制转型;文艺;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重组
中图分类号:I022文献标识码:A
一
本文将从“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与经济关系”在文论整体格局中的升降、重组的角度,来勾勒新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文论所出现的新的转型趋向。首先要辨明的是:“文艺与经济关系”并不像许多人凭似是而非的直观印象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已被研究得熟烂的问题——从世界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分化出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发展脉络中,尽管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得到了某种继承,但所谓“经济决定论”或“经济主义”不断受到批判,姑不论其中的是非功过,其后果是:“经济”在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被越来越忽视乃至轻视——最重要的标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立于经济活动之上所进行的“社会批判”转向“文化批判”,并汇入西方其他理论流派“文化主义”的总体发展潮流中。
在东方阵营中,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不断被强化,但是由于社会主义不是在马克思当初所设想的那样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一模式实际上越来越被政治化(比如“阶级”在马克思本来首先是“经济”范畴,但在后来实际上成为“政治”范畴等等),因此,在文艺理论中,在出发点和基础的意义上“经济”会被提及,但大抵是捎带而过,关注的焦点其实是文艺与政治关系——大致可以说:在东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对范畴主要是个政治哲学范畴而非经济哲学范畴。
如此来看,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有很多不同,但“经济”作用在各自理论系统中趋于削弱却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在马克思后,“文艺与经济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已得到更深入研究而不再成其为问题,而今天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审视和深入、系统探讨,恐怕首先还要回到马克思。
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也确实如此:作为东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成果之一,毛泽东文艺思想当然会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一经典框架中强调经济(作为基础)对文艺(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是,相对而言这种“决定作用”恰恰是宏观的、间接的、原则性的,毛泽东强调文艺活动中“政治标准第一”表明其所关注的首要问题还是“文艺与政治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文艺理论界当然也是如此——我们强调形成这种理论格局与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密切相关:除了毛泽东及其他理论家的推崇外,单一的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现实的体制力量,就决定着当时文论的主要问题只能是“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经济对当时文艺活动即文艺具体的生产、传播机制等并无直接影响,“文艺与经济关系”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当时文论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在文论中日益凸显出来,而其成因是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经济对文艺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当然,说文论遵循政治哲学范式决不意味着对文艺审美独立性的完全忽视,毛泽东文艺思想强调“政治标准第一”,但也把艺术标准排在第二;同样,说文论依循经济哲学范式也决不意味着对文艺审美独立性的完全忽视。按对现代学科研究对象与范围极一般的表述,文艺学研究的是文艺活动自身的独特审美规律:在政治哲学范式中,这种独特审美规律是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中展开探讨的,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是新时期以来钱中文等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而在经济哲学范式中,则是在“文艺与经济关系”中展开探讨的,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待深入——由政治哲学范式向经济哲学范式的转型,也就只是表明文艺学探讨文艺自身独特审美规律所处“场域”的转移。
从学术史的实际情况来看,有关文艺商品化、通俗文艺、大众文化及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等方面的学术探讨和论争,构成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文艺理论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条重要脉络,本文就是主要从社会经济体制变化对文艺及其理论所产生影响的角度,置于新中国文论60年乃至中国现代文论90年的发展史中,考察这一理论史脉络所昭示的文论在整体上所发生的新变化。文艺理论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社会经济体制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会带来文艺生产和传播方式的转型,进而也会带来文艺理论的转型。以改革开放为界,新中国文论的60年发展史,又大致可以分为前30年与后30年两大段,两大段文论的整体风貌非常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同的经济体制:前30年经历着向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后30年则经历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关于文论的“范式”转型,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描述,按传统通行的三分法,社会生活大致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法国当代社会哲学家布迪厄认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不断分化、各自自主化的趋向,法国文艺于19世纪达到自主化的高峰。另一方面,布迪厄强调,文艺的自主化又并不意味着与政治、经济的彻底隔绝,政治、经济既可以作为“外部”力量作用于文艺,同时也可以作为“内部”力量作用于文艺,而政治、经济通过对服从自身逻辑的文艺功能、文艺观念的强化,使其对文艺活动的影响力由“外部的”转化成“内部的”:通过强化文艺本身的政治教化功能,政治就成为影响文艺的“内部”力量;通过强化文艺本身的经济价值功能,经济也就成为影响文艺的“内部”力量。
与此密切相关,在文艺观念上:通过推行政治意识形态化文艺观,政治在文艺活动“内部”产生影响;通过推行商业消费化文艺观,经济也在文艺活动“内部”产生影响。除了政治、经济功能外,文艺本身还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文艺与政治、经济的分化就表现为对审美自主化的追求,在观念上就形成一种审美自主化的文艺观。于是,从“外部”来看的文艺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在文艺“内部”就具体表现为审美自主化文艺与政治意识形态化文艺、商业消费化文艺之间的关系,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重组,在文艺活动内部就表现为三种不同文艺活动方式及其观念的分化、重组——这在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进程中有同样突出的体现,在中国文艺现代化的首演中,就已形成“审美自主型(代表人物是王国维、早期鲁迅、周作人等)”、“政教工具型(代表人物是梁启超等)”、“商业消费型(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三元并存的文艺观念格局,这一整体格局的变动、重组,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中一条极其重要的脉络。
在现代文艺的整体格局中,与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是通俗文艺,现代通俗文艺的支撑力量是市场,文艺与经济关系乃是考察现代通俗文艺发展最重要的基本视角,另一方面,由通俗文艺的发展状况也最能集中地考察文艺与经济关系的历史变化。
从中国现代文艺90年的发展史来看,商业消费型文艺的沉浮,清晰地昭示着三种不同文艺的四次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