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整体呈现出“金字塔”型或“倒丁字”型，离真正意义上的“橄榄型”结构还有很大的差距，整个社会异质性、封闭性在增强，社会流动性却在下降。未来中国需要花大力气培育中产阶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动态、健康的阶层分化态势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凝聚社会合力、整合社会力量，必将对中国的社会管理产生深远的影响。为青年创造实现理想的空间和机会，是未来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键词]阶层分化；社会转型；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5-0087-05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和社会转型加速，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阶层不断分化，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现象。一是社会流动性不断固化，社会下层改善生存境遇的机会逐渐稀缺。二是社会群体的职业代际继承性日益增强，社会越来越开放，而职业选择却似乎面临着一种更加封闭的倾向。不同职业之间悄悄地划上了一道明显的门槛，越过这道门槛，会越来越艰难。这表明，社会的流动性在减弱，既得利益群体成为社会流动的显性障碍，造成社会异质性增强的同时社会的封闭性也在增强。
一、阶层分化与中国的中产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最显著变化就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在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中国长期的两阶级一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被打破。一是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如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新社会阶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新兴力量。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新的社会阶层及从业人员已超过1亿人，掌管着10万亿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如果再加上外商投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可占全国GDP的一半之多[1]（P28）。二是原有社会阶层的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群体已经超过两亿人，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成分；农民阶级内部也逐渐分化，形成了附着于土地的纯粹农业劳动者、从农村转移出去务工的农民工等。知识分子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在国有体制内生存的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脱离国有体制自主创业的知识分子以及游走于国有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等。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有许多代表性的观点，如以孙立平为代表的“断裂化”观点、以李路路为代表的“结构化”观点、以李强为代表的“碎片化”观点以及与“断裂化”观点完全相反的由陆学艺提出的“中间化”或“中间层化”观点。但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剧烈分化。
广义的社会结构是指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多方面的结构状况，狭义的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学中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学理论认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最稳定，即一个社会中的中产阶层占多数，社会的最上层和社会下层都占少数的社会结构是最合理、最健康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距离稳定的“橄榄型”结构还有多远？中国未来是否会形成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社会？这些都需要深入探讨与思考。
中国社科院2010年对外发布的研究成果显示，目前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随着中产阶层的快速成长，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向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现代化“橄榄型”阶层结构变动。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观点，但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于更深层次的调查研究。这里面存在一个中产标准的界定问题，即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算是中产。很显然，这个标准不应该仅仅是指收入水平，更重要的还要考虑到社会保障水平。只有在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中产阶层，仅仅以收入作为界定中产阶层的标准，往往是靠不住的。没有稳定的社会保障的高收入，其实还相当脆弱，还称不上是真正的中产阶层。还有一种比较悲观的观点认为，中国尚未形成中产阶层，离理想中的“橄榄型”社会至少还需30年。这是基于三点考虑。1.较高层级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2.社会垂直流动呈现单向性特征：向上流动难，向下流动易；3.社会阶层之间存在隶属关系。从地方的研究样本来看，同样不容乐观。据2009年重庆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重庆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呈倒“丁字型”结构。倒“丁字型”结构是“金字塔”型结构的一种变形，显示出处于较低社会位置的群体较大。目前重庆市划分为11个阶层、5个等级。第一等级（社会上层）包括：（1）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2）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3）私营企业主。第二等级（社会中上层）包括：（4）普通公务员；（5）专业技术人员。第三等级（社会中层）包括：（6）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第四等级（社会中下层）包括：（7）个体工商户。第五等级（社会下层）包括：（8）商业服务业人员；（9）产业工人；（10）农业劳动者；（11）无职业人员。从比例上来看，重庆的社会结构仍然是一个以社会下层人员为主的倒“丁字型”结构，与真正意义上的“橄榄型”社会还相距甚远。
重庆的社会结构虽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状，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还有极大的提升和改善空间。近十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中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现象是：在中上阶层快速崛起的同时，社会底层也在扩大。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新底层公众”群体。这个阶层的基本特点是：一无资本、二无权力、三无“关系”、四无声望，但大多怀有理想与希望。
社会的底层通过社会流动逐步上升到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人数、比例、力量和影响逐渐增大是积极的、正面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而近年来中国出现的社会底层不断扩大的现象无异与此背道而驰。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2.80%的受访者认为底层公众有扩大趋势，33.53%的受访者认为底层公众向上流动“有机会，但是不多”，要想让底层公众实现向上流动，有25.72%的人认为要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19.76%的人认为需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19.65%的人认为需要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有16.67%的人认为需要打破户口、编制等体制壁垒，有12.36%的人认为需要靠个人的奋斗，另有5.85%的人认为需要依靠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帮助[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这是产生当前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甚至有些指标表明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但是，社会结构指标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实现整体性转型，多数社会结构指标仍然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例如，中国的就业结构要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大约需要25年，中国的消费结构要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需要9年～16年。综合社会结构主要指标，报告根据测算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3]。
关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动，可以得出几点基本的结论：（1）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发生着持续的结构性变动，新社会阶层不断涌现；（2）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还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底层社会，整体呈现出“金字塔”型或“倒丁字”型的结构，离真正意义上的“橄榄型”结构还有很大的差距；（3）未来中国需要花大力气培育中产阶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其中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不断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二、阶层分化与中国社会阶层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开始呈现出新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初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变化速度很快，社会下层改变命运的机会较多。而在此之后，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即代际继承性的出现以及社会流动封闭性的增强，社会阶层之间的边界日益清晰。这说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开始减弱，社会活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近来在网上流传甚广的两篇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篇是《我花了十八年时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这篇文章主要针对60后70初的人。在这一代人中，由于家庭背景不同，虽是大学同窗，但家庭较穷的人用了很多年才能达到和身世富裕者一样的糊口程度。因为还可以通过参军和考大学来改变自身命运，这对于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村家庭出身的人来说特别重要。因此在经过了大约18年的个人奋斗之后，他们的儿女事实上站在了一个起跑线上。但是另一篇文章《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所传递的信息就比较沉重了。这篇文章主要针对当今的80后甚至90后的人。因为家庭背景不同，奋斗的起点不同，虽然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大学毕业后大家的分化却越来越严峻。这充分表明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日益狭窄，社会阶层已经板结化，通过上大学和从军两个渠道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社会流动不断加速是改革开放推进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向。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和朝鲜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人为地把整个社会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类。实行户籍制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实现对社会人口和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够有效地实现社会动员。由于不同的户口代表了不同的资源占有量，在城乡之间逐渐拉开了一道鸿沟。甚至在不同城市之间，户口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不同城市、不同乡村之间同样由于地域的不同，也使户口的意义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比如说在高考中，由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独划线招生，并且不同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资源和生源质量差别很大，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事实上，产业转移、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对中国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个基本趋势是无法改变的，仅仅依靠户籍制度把农村富余劳动力挡在城市之外，是很不现实的。但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更加向城市集中，即使城市愿意容纳这么多的人，恐怕在短期内也难以真正做到。这表明了两点：一是城市离不开日益增多的劳动力人口，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压力使城市居民并不能从内心真正接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二是即使城市愿意接纳这么多的劳动力，但由于城市的资源有限，也实在是无能为力。目前，我国农民工队伍超过了两亿人，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但是这部分在城市工作、为城市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却不能真正融入城市。而他们同样渴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在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享受到城市文明的发展成果。
另外，不同群体的职业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使整个社会活力受到抑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从1992年开始确立，已经经过了二十个年头，但离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相当的距离。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的权力介入市场运行过程太深，也就是说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市场经济资源。很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甚至与政府官员保持较好私人关系的人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种利益有时候是游走在法律与政策边界之外的灰色地带。在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和分化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等，很多都得益于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与政府的良好关系，这部分人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为未来的发展崛起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在掌握经济资源的同时，他们在政治上也日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诉求，并且得到了执政党的认同，如私营企业主如果拥护党的主张、财富来源合法并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也可以入党。因此，他们社会影响也就逐渐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官员阶层掌握着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他们在社会阶层分化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子女的职业选择与他们自身具有越来越强的相关性，继承性日益强化。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的低层靠个人奋斗，如高考与参军等，可以跻身到优势阶层中去，但近年来低层个体向上流动遇到了更多的困难和障碍，向上流动的门槛越来越高。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处于优势阶层的人不愿意看到自身优势地位的丧失，会在符合程序化操作的前提下人为地拔高社会流动的门槛。而处于社会低层的群体由于社会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缺失，难以形成有效的积累机制，无法通过正常的社会流动实现自身命运的改变。长此以往，就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和资源逐渐向一端集中，而在另一端却是贫困的积累，社会发展的活力逐渐停滞，社会的公平正义受到严峻挑战。《人民日报》曾撰文指出，普通人家子弟因为父母无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可轻松获得体面工作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身份背景对后天发展的影响加大，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这突出表现在：一是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为最大的就业歧视，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一个社会难免出现阶层分化，正是这种“差异”产生的动力，让人们为了向上层流动而努力奋斗，让人们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获得社会的认可与“擢升”。如果缺少一种可以流动的机制，弱势群体会越来越边缘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4]。
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越来越大。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不仅影响就业公平，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中国的社会转型尽管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但从中国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来看，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中国的社会阶层也刚刚进入了一个快速流动时期。如何引导中国的社会阶层实现健康有序流动，逐渐形成合理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使各社会阶层都能各尽其职、各安其位、各尽其才、各得其所，使读书者可以看到未来的希望，使到城市打工者通过自身的辛勤劳动实现命运转换，是中国未来社会管理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三、阶层持续分化对社会管理的深远影响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各社会阶层将会保持持续分化的态势，新的社会阶层会不断产生，不同的社会阶层也会在分化组合中重新定位。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推进，使中国的旧有社会结构受到了强烈冲击，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中国各社会阶层的活力日益彰显，动态、健康的阶层分化态势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凝聚社会合力、整合社会力量，也必将对中国的社会管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分化态势仅仅是个开端，未来会更深刻、更丰富、更复杂。未来中国社会管理需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多元、多变的态势，执政党的执政环境、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从就业看，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高校毕业生就业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难题。在精英教育阶段，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是在体制内生存的，不存在就业的问题。在大众化教育阶段，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以及就业模式的转换和市场化导向，使高校毕业生就业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单单这一个群体就对中国的就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这一群体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但社会却不能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发展空间，再加上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是“4050”人员。与其他年龄段的下岗失业人员相比，“4050”人员受年龄偏大、教育程度低、技能单一、再就业能力弱、家庭负担重等原因影响，企业一旦进行裁员，无论从企业的长远利益还是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4050”人员都会是企业、单位、机构裁员的首选对象。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就业压力增大，一方面与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并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虽然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但就业压力却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以人口大省河南为例，2011年全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0万人以上。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0.56%。全年完成职业技能培训突破300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0万人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达到2465万人，省内转移就业首次超过省外就业。当前省外务工人员已出现异常回流迹象。正常回流说明省内就业岗位增多，是好事，异常回流就需要我们高度警醒。那么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即便是40%找不到工作，那就是近1000万人，这不但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
社会阶层的持续分化还导致了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化扩大。教育投资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投资，其成效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收入分配领域差距的扩大，不同社会阶层占有经济资源的差异逐渐增大。在教育投资上，优势阶层与社会底层差异化尤其显著，这就使社会底层改变命运的难度更大，实现社会上升流动的障碍更加突出。在起跑线上，就被远远地抛在后面，这种现象尤为让人心忧。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研究”课题组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05- 2006)》显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使得中国城镇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及其机会的均等化有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更加倾向于社会经济背景优势阶层；同时,民办高校为部分较低社会阶层的子女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份研究报告显示，1949年前，排名前10的中国精英大学入学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5]。“1949年后，工农子女不仅在精英大学中占据一定比例，甚至在某些省属精英大学里成为多数”。“这一看似悄然无声的转变，不仅是中国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更是中国社会意义深远的一场革命。”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报告还称，高考恢复后，农民子女所占比例在北大有所下降，上世纪八十年代基本维持在15%～20%，九十年代基本维持在10%以上。从数据上加以比较，似乎正印证了农家子弟上名校难、社会上层家庭子女越来越挤占精英教育资源[5]。
让青年人看到希望，这是国家兴旺、民族振兴的根本。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９０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党对青年寄予厚望，人民对青年寄予厚望。2012年5月4日，胡锦涛在纪念共青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各级党委务必把青年工作作为一项带有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倾听青年心声，关心青年疾苦，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及时制定和完善政策措施，尽力为青年身心健康、事业发展、生活幸福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6]作为执政党，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务实的执政理念和远大的政治理想。在社会管理的实践中，如何使所有的青年人都能看到未来的希望，都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健康成长，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这绝不是危言耸听。2011年8月4日，英国伦敦、伯明翰、利物溥、诺丁汉等城市爆发蔓延的严重骚乱，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参与骚乱的主体主要是年轻人。发生骚乱的深刻社会根源是英国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上升，受教育机会不平等，一些年轻人对前途一片茫然，看不到未来的希望，终日无所事事。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英国社会最严重的一次骚乱，社会管理不到位是引发这场骚乱的直接原因。这就从反面启示我们，在执政党执政和政府施政的过程中，一定要关注青年人的成长，给他们提供尽可能宽广的发展空间，为他们做尽可能多的引导和服务，特别是给予家庭背景贫穷、生活条件较差、人力资源优势不明显的青年人尽可能多的支持和帮助。为青年创造实现理想的空间和机会，是未来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理论研究基地.新的社会阶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杜凤娇.超过九成受访者认为底层公众有扩大趋势——“谁在沦落底层”调查报告[J].人民论坛，2010，（14）.
[3]郑杭生，奂平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各学科综合盘点[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12- 28.
[4]白天亮，曲哲涵.底层人群无背景无身份向上流动困难[N].人民日报，2010- 09- 16.
[5]梁 晨.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J].中国社会科学，2012，（1).
[6]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 05- 04.
责任编辑：陈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