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工业基地社会转型是一个日趋引起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在考察欧美国家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和苏东社会转型特点的基础上，来探究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转型特征，并根据各国转型的不同特点及由此带来的职业结构的不同来论述老工业基地的特征。通过借鉴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探索我国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老工业基地 社会转型 经济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
转型理论作为发展社会学的第三极，已经在学术界引起了新一轮对苏东和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研究的兴趣。目前国内经济学派对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转型的层面，把老工业基地问题看成单纯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已经不能解决转型中的各种负面问题，如劳动力的过剩和农民工的涌入并存的问题。本文就是运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试图通过对老工业基地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探索来把握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区域发展结构的特殊性。辽宁老工业基地作为单位制国有大中型企业高度集中、高度密集的区域社会，应该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式社会转型的浓缩和代表，因此对辽宁老工业基地社会转型的研究可以在相对具体的层面上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的转型理论；此外，从老工业基地的国际比较的研究视角来看，辽宁老工业基地是具有独特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结构类型[1]，它的社会转型不同于西欧老工业基地的纯粹市场化条件下的经济转型，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衰退与振兴体现了三个特点：它是一个技术革命、技术更新和产业替代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机制的转变，同社会转型联系起来，通过制度层面体现的群体层面的特征；它还同发展相联系，是现代化的要求，中国的改革是两种机制的转型，最终导致了市场化和单位制并存的新二元社会的局面。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转型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范例，也为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理清了社会政策选择的思路，完善了社会政策选择的社会基础分析。因此对辽宁老工业基地社会转型特点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对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类型的理解。
二、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特点
老工业基地的经济转型是发达国家也曾经面对过的世界性的难题，对欧美早发型国家老工业基地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经济转型的研究，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特别是对其老工业区转型的研究属于“产业结构调整型”，它是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基础上进行的。辽宁老工业基地大中型国企改革高度集中，集中表现了中国式社会转型的特点。
（一）辽宁老工业基地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与欧美老工业基地转型比较（以德国鲁尔区经济转型为例）
鲁尔区是德国最大的工业区,也是世界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传统上鲁尔区是一个老工业区，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发端，其显著特点一直是以采煤、钢铁、化学、机械制造等重工业为核心，并是该国的能源基地、钢铁基地和重型机机械制造基地，这三大部门的产值曾一度占全区总产值的60%[2]。二战后，以鲁尔区为代表的西欧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主要是指由传统的以资源导向型产业向现代的新型的产业的经济转型。转型之初是开展区域全面整治和更新，重点是改变原有单一的经济结构，使矿区经济朝着多样化综合化发展，以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需要。
鲁尔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上石油和核电的应用,对煤炭的需求量有所减少，这由在煤炭业从业人员的规模清晰地表现出来，1958年开工矿井149座,职工数为48.9万人,而到了1966年,开工矿井仅剩61座,职工数为28.7万人。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大规模开采和和应用，使煤炭工业出现了全球性的不景气。煤炭的销售危机，导致了大量矿井关闭，矿工减员和煤产量的大幅度下降。鲁尔地区的开工矿井在1958到1966年间也由149座降为61座，职工从业人数也由48.9万人下降为28.7万人，短短的八年间煤炭从业人员规模缩小了41%，使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煤钢两大部门职工人数也从1950年占工业部门总数的60%降至1990年的33%；同期非煤钢工业的就业人数却从32%上升到54%；第三产业部门的产值比重则从29.8%提高为56%。[3]
总的说来，西欧、美国的老工业基地的转型，是单纯的经济转型，发生在后工业化阶段，是在市场经济发育完善的基础上进行的，表现为比较规范的第一产业萎缩、第二、三产业上升的过程，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其职业结构也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变化。而辽宁老工业基地的社会转型与之相比，不仅包括了经济的转型，还包括了体制和制度的转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一种此消彼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政府逐渐将企业推进市场的过程，户籍制度的放开同时伴随着农民工的城市化。在欧美国家老工业基地的产业调整中是不存在这一现象的，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将原先的农民吸纳入工人的队伍当中。城乡两元分割的不同步发展现象是中国独有的。
在产业的调整过程中，欧美国家将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转入第三产业，过剩的劳动力迁移到别的地区，没有户籍制度的制约。与欧美老工业基地衰退不同，造成辽宁老工业基地困难的原因十分复杂，除了由于计划经济片面发展重化工业所造成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的因素之外，老工业基地历史包袱过重，市场机制不完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转型使得国有企业被推向了市场，面临着失去国家政策保护的激烈竞争，优胜劣汰，国有建筑业的衰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大规模失业下岗现象。
（二）辽宁老工业基地渐进式转型的政治连续和制度真空-与苏东国家社会转型比较
辽宁老工业基地转型与同样有过计划经济历史的苏东国家社会转型相比，呈现出渐进式转型的政治连续和制度真空交织的特点。
苏东的转型属于“断裂突变型”，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中断，采用了“休克疗法”。由于种种原因，后发展国家和民族所经历的社会转型激进的特点更明显。
辽宁老工业基地转型的过程与苏东相比是非常独特的。这种独特性表现在: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性的，在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来的政体和意识形态，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的，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渐进式的变通方式实现的。政治连续性的优点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经济持续发展。它的缺点是容易形成制度真空，例如，在1980年至1992年的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双轨制时代，特别是1984年以后，国有企业以承包的名义完成了个体化和私人化，也即经营管理的暗渡陈仓的过程，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辽宁老工业基地的下岗失业群体，不同于曾经有过计划经济历史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相似群体。苏东改革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中断，在以往的国有经济主体消失以后，新的公共权力体系也中断了与原有国企社会的责任关系,像西方国家一样，他们的失业群体在表达政策诉求时，找的是企业而不是政府。中国改革的政治连续性使得区域性的大规模失业与高频率的集体上访已成为拖累老工业基地振兴不可回避的负面问题。
（三）带有工业化特征的农民工流动和后工业化特征的下岗失业现象并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民大量流入城市中，城市出现了一支庞大繁杂的农民工队伍，成为转型期的新兴阶层或边缘阶层。从社会流动理论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中，都必然伴随着大量农民离开土地，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的过程。处于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分离状态的农民工，社会身份是农民，职业是从事非农生产活动，或者说他们的主要时间是在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绝大多数农民流动的最后落脚点都是城市。与西欧与东欧都不同，近年来出现的“民工潮”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生育阵痛”，它既是由于中国过去几十年工作上的失误，也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步伐滞后。[3]从整个社会角度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具有相当规模、身份和社会地位十分独特的群体。如此众多的农民工进城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是建筑业、工业、商业服务业、运输业。据统计,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54.3%,占建筑业从业人数的72.2%,[4]这表明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无论在农民工总数当中,还是在建筑业从业总人数当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应该说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辽宁老工业基地，带有工业化特征的农民工流动和后工业化特征的下岗失业工人这两大群体并存。东南沿海地区，下岗失业现象不是特别明显，学术界和政界关注较多的是农民工的流动问题。我国辽宁老工业基地总体上经济比较困难，就业矛盾突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衰退迹象，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工业规模在全国工业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企业营业能力低下，亏损严重；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就业矛盾突出。由于老工业基地经济总体上比较困难，下岗事业问题日益严重。1995年辽宁省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为545.5万人，到2000年减少到338万人，分流职工207.5万人，占1995年全省职工人数近40%，占全国分流职工人数近11%。[5]无论是数量，还是比重，都是全国下岗失业最严重的地区。
（四）单位制组织将会逐渐削弱，但是目前依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改革的显著成果之一，就是单位外社会领域的生长和非单位组织形式的成长，以单位作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结构逐渐趋于消解。单位外社会体系的日渐成长，为个人通过单位之外完成其社会化的进程和寻求满足自身资源需求的通道提供了保障，人们的生活空间逐渐从单位内转移到了单位外的公共空间之中。尽管社会改革与市场转型使这种全面依赖性关系有所弱化，但依赖关系的实质没有根本改变，单位制依然是城市社会的基本整合力量。这是因为“单位”在国家之外，“单位人”在单位之外可以找到的替代性社会资源还不足以为单位与单位人提供所谓的“自由活动空间”。目前一些经验观察显示，不同单位工作人员之间的经济收入、福利待遇、发展机会（包括教育机会）等各种资源拥有量上的差异似乎比转型前还要大。这就是说，单位制在调节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并不是弱化，也许只是转换了一下形式。
三、结语
辽宁老工业基地社会转型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因而面临着独特的社会问题。农民工进城与大规模职工下岗失业并存的现象，使两类群体面临着职业的竞争。如何治理辽宁老工业基地的下岗失业问题作为一项重大工程被提上日程。当前在东北首先试行的城镇最低社会保障试点，正在通过最低社会保障政策向教育、医疗、取暖和住房等方面的延伸，建构以最低社会保障对象为基础的社会分配体系。[6]户籍制度的改革仅仅是城市迈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第一步，目前在促进融入农民工方面做得还不够，需要改变从社会身份角度来制定政策的做法，全面改革城市社会体制，从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财政体制到教育体制等，都需要改革，这无疑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刘平：《“人力资本失灵”现象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从李培林、张翼在东北的发现谈起》[J].《中国社会科学》，2004，(3).
[2]http://bonn.mofcom.gov.cn/aarticle/ddgk/a/200406/20040600231471.html.
[3] 张继焦：《转型期的新兴阶层或边缘阶层》[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7).
[4]赵振宇，田金信：《建筑企业农民工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学术交流》,2004,(9).
[5]鲁昕，《转轨时期辽宁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16.
[6] 刘平：《从新二元社会分析到社会政策选择》[J].《社会科学辑刊》,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