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研究者多认为，政治发展的归宿应走向民主化。但“实踐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近年来世界各地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又出现了趋势性的民主回潮现象。台湾曾被称为“东亚民主的灯塔”，但其政治发展过程不断暴露出的制度困境、政治极化、社会对立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岛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而出现陷入“民主困境”的趋势。
一、台湾的政治发展历程
政治发展是与经济发展相伴生的概念。政治发展既可指某种过程，又可用来分析作为政治变迁的结果。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多面向的，政治现代化是一个重要方面。外界一般习惯于从积极的方面来评价政治发展的目标。但事实上，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早期的发展理论以现代化理论为依托，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向不发达国家扩散资本主义与技术，能够实现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现代化过程就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化过程。如亨廷顿给政治发展下的定义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罗伯特·达尔将政治发展与民主化挂钩，指“政治发展就是建立在一定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上的民主政治制度，其动力和途径是政治多元化”。谢庆奎教授认为，政治发展是在独立民族国家形成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合法化、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但二战后积极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第三世界国家，并未能按照上述理论所描述的方向发展，进而使现代化理论遭到质疑，改变了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现代化的看法，而是强调更为宽泛的制度、体制的变迁。如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房宁教授领衔的“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调研”课题组，根据对东亚地区包括台湾的调研结果，对政治发展所下定义是，“一个国家或政体的制度、体制的变迁”。
（一）台湾由威权向多元的政治发展历程
在国共内战及冷战对峙的背景下，台湾走上了有别于祖国大陆的政治发展道路。
1.国民党统治与“东亚模式”。国民党退台后，以“防共反共”为由长期实行“戒严”体制，建立起一套以蒋氏父子为中心、由国民党各级党部控制政局的威权体制。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台湾，政治权力集中、限制民权、压制反对党，同时又以经济发展为先导，在工业化过程中保障和提升了民众的经济社会权力。当时亚洲地区循相似发展路径的韩国、新加坡等地，其发展水平远高于同时期照搬西式民主的菲律宾等国，由此也树立了以威权统治为特征的“东亚发展模式”。
2.台湾的政治发展由威权走向多元民主。台湾从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威权体制走向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化道路，造成这种变化的因素较为复杂。除国际格局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解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国民党原有的“法统”基础被打破之外，社会结构变化是其内因。根据东亚地区政治转型调研结果，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特别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导致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出现，并由此产生新的政治参与，以及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上的新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在台湾表现为本土新兴工商集团出现、权力意识增长、精英集团分裂等。即台湾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结构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民党军公教利益集团与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本省新兴精英集团的对立和冲突，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兴起并最终形成政党轮替的内在动因。面对内外变局，为维护国民党政权稳定，蒋经国被迫开启以选举民主为特征的政治改革，台湾政治发展向多元民主方向演进。
（二）台湾政治发展的趋势
2000年台湾实现首次政党轮替，到2016年已经历了三次政党轮替。但西方政治学者眼中的“民主巩固”却似乎并未出现，目前政治发展呈两大趋势：
1.政治格局重组。台湾的两党政治建立在省籍族群对立基础之上，尽管目前所谓的外省人与本省人彼此间已趋于融合，但绿营政党为了政治利益刻意形塑与其对手的意识形态对立，将过去“本省外省”之争转换为“独立还是统一”“爱台或卖台”“反中或亲中”的选择。这种建立在省籍、族群、统“独”之上的对立，决定了台湾的二元政治结构。2016年选举，面对内外环境变化，民进党在两岸关系议题上改推“维持现状”政策，内政上强调阶级民生议题，淡化统“独”对立，争取中间选民，最终以较大优势赢得选举。国民党败选后内部矛盾、派系之争愈演愈烈，凝聚力与核心竞争力下降，分裂风险加大。而台湾政坛新老第三势力借助“太阳花学运”与“柯文哲现象”，又出现组党参选、改变政治生态的气势。因此，随着民进党向中间靠拢，国民党转型及内部裂痕加深、第三势力兴起，台湾政治格局开始从民主转型后的二元对立走向新的格局重组。特别是第三势力的出现，有望改变台湾传统上依靠派系桩脚、金钱利益输送、宗族政治为主导的政治文化，台湾政党政治的运作模式也将因此改变。如柯文哲所言，“我的政治训练来自于与基层百姓的互动，并不是来自政党政治的训练”。无论台湾两党竞争的局面能否被第三势力所打破，但台湾的民意取向、政治文化，以及政治动员与政党运作模式，都已发生深刻变化。
2.经济社会进入“滞”“涨”期。台湾民主转型政治上的完美光环已被打破，并引发连带的经济、社会效应。首先是支撑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外环境难再出现，加上蓝绿二元结构与民粹情绪影响，导致行政效率下降、社会资源耗损，进而限制了台湾经济的转型升级与健康发展。其次社会领域对立情绪高涨。民进党打“统独牌”逐渐失效后，利用岛内经济停滞、收入差距拉大等客观环境变化，又挑起阶级、收入分配话题，把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置于民众对立面。这股高涨的对立情绪在岛内社会运动中多次发酵，并且在2014年底的地方选举中发挥了改变政治版图的关键影响力。2016年岛内虽然发生政党轮替，但社会中的极化对立情绪却未消减，政治发展陷入“民主困境”。
二、台湾政治发展遭遇民主困境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多次发言，对美国自身的人权、选举、民主的伪善做了揭露。台湾也不例外，其民主弊端也逐渐显现。
（一）台湾陷入民主困境的主要表现
台湾陷入民主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民主回潮的困境。当前国际环境面临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两大趋势对冲加剧的新形势，受此影响，区域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盛行，自由资本主义理念受到更多质疑。从东亚乃至全球范围看，台湾等“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典范，均不同程度受到民主回潮的困扰。韩国曝出总统亲信干政丑闻，暴露出东亚地区民主化与选举民主无法杜绝政商利益输送等政治性腐败。日本在经历走马灯式政局动荡后，暂时依靠安倍晋三“回归正常国家”的右翼路线稳住局面。泰国也发生了不流血的政变，民选的他信被迫流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都因照搬美式民主，面临地方利益集团化，国家精英统治集团与社会底层对立加剧，进而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停滞的局面。2014年以来，台湾地区出现民粹化加剧、新“台独”与激进势力抬头的趋势，以“暴民政治”破坏民主制度成为“政治正确”。如“太阳花学运”及占领立法机构的举动，本质上属于反民主反法治行为，但在当时社会民意下，却出现了“造反有理”的反民主法治现象。
二是民主品质的困境。台湾的选举民主存在制度性缺陷，且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与纠错能力，因而其民主品质也受到质疑。首先，选举制度存在不合理因素。台湾地区领导人当选仅需简单多数，导致民意基础不足。立法机构选举实行“单一选区两票制”，该选制设计将原来的大选区制缩减至只有73个区域民意代表席次的小选区制，导致政治资源向大党集中，严重限缩了小党的生存空间，不利于民主制衡与政治多元化。其次，现有制度无法根除政治性腐败。台湾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化虽有利于遏制行政性腐败，却又导致政治性腐败增加。相对于行政性腐败，政治性腐败主要发生于政、商两界之间，其手段大多是通过政策、法律制定，以特许经营以及垄断利润等形式进行“权钱交易”，因与公众距离较远，不易引起社会关注，是更加隐蔽的腐败。但由于政治性腐败涉及的利益巨大，一旦严重发展并经暴露，就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危机。在台湾，这一流弊从李登辉时代的“黑金政治”，一直延续至陈水扁家族的贪腐弊案，其中都涉及大量的政商勾结。2008年靠清廉形象上台的国民党马英九，执政8年也没能跳脱此“政治规律”，先后曝出与其关系密切的行政部门秘书长林益世、主席办公室主任赖素如等涉嫌利益输送案件。蔡英文上台后，其人事布局特别是公营企业的人事安排，已展现出赤裸裸的政治酬庸色彩，其中的利益输送与政治性腐败已为外界诟病。
三是政治极化与社会对立的困境。首先，政党之间与政党内部极化对立加剧。台湾开放党禁以来，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的竞争态势不断加剧，并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蓝绿二元对立局面。蔡英文上台后，以转型正义为名，通过清算国民党党产等措施，对国民党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打击，双方矛盾以及背后支持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进一步激化。蔡英文一再标榜的社会和解目标，也在政党对立下难以实现。政党内部，民进党内因执政后的权位分配而爆发的派系矛盾进一步放大，国民党内“马英九王金平之争”的后遗症以及“本土派与外省势力”等复杂矛盾，也在国民党主席选举等问题上暴露无遗。台湾开启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化进程以来，政党极化对立不断加剧，已产生多种负面影响，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融合的重大障碍。其次，社会分化与对立态势明显。受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影响，台湾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差距、阶层对立加剧。马英九执政时期，民进党将此归咎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指责“两岸交流红利被特定阶层享受”，“让台湾深陷对大陆的依赖”，在激化岛内政治对立的同时激化了两岸对立。民进党上台后，经济复苏短期难见起色，蔡英文当局主要通过年金改革、养老政策、公共住宅、原住民、食品安全等社会政策安抚民众。而对于造成台湾社会分化与阶级对立的历史根源、现实因素等，多采取回避态度，或以政党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民粹手段进行应对，导致已存在的族群分化、阶层分化、认同分化、年龄分化持续断裂。
（二）台湾陷入民主困境的原因
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并不彻底，在民主巩固过程中反陷入民主困境，主要原因有：
一是缺乏民主的同质性条件。所谓民主的同质性条件，包括共同的国家认同、共同的政治信仰、大致平等的社会结构这三大因素。台湾的转型困境，突出表现为台湾内部在“统独认同”“国家认同”上存在明显分歧，而在国家、民族认同严重撕裂的社会中，很难建立起稳定运行的民主制度。民进黨靠煽动“国家认同”对立与撕裂族群认同而上位。马英九试图做全民领导人，弥合族群冲突，到头来为民进党的“逢中必反”污名化而行不通。在立法机构的蓝绿对抗中，党派利益被置于首位，但党派利益背后，还有“国家认同”分裂与统“独”争议。因此在面对服贸协议审查等事件时，反对党将经济议题引向“国家认同”等政治领域，造成受蛊惑民众对执政党不信任。在分配领域，台湾社会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平等也未得到有效缓解。上述“国家认同”、社会领域同质性因素的缺乏，与台湾民主化过程出现乱象密切相关。
二是族群主义诱发民主化并发症。近年来，台湾、香港等地区先后出现社会运动频发，台湾“太阳花学运”的组织者与香港“占中”人士遥相呼应，与祖国大陆对立情绪加剧的现象。但从本质上看，台港两地的所谓民主运动有其共性。无论是台湾的反服贸，还是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抗争，其重要的理论来源都是确保台湾（香港）主体性、保护民主果实。但支撑这些说教的要因之一，是构建起来的族群主义。有学者认为，族群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次级概念，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政治紧张关系，代表了该族群建立起排他性的文化心理认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族群的政治情感。族群主义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的一面，导致近年来台港地区的政治参与均出现不同形式的激进化、暴力化、极端化现象。台湾地区的族群主义如何合理疏导，不仅关乎民主品质，也是解决国家认同等难题的必要条件。
三是难以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政治发展中，现代与传统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历史坐标的差别，因此政治转型无法割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尽管台湾标榜建立了西方式民主体制，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始终深入骨髓，其竞争性选举虽照搬了西方的“形”，却缺乏让民主制度生根发芽的文化土壤。以2013年9月开始满城风雨、影响波及至今的“马王政争”看，尽管马英九的做法也基于对法治的坚持以及改革国民党的理想，但其依法行事却未能获得民意的普遍支持和共鸣，其背后也反映了传统观念对政治与法律的反作用力。蔡英文虽被视为“非典型政治人物”，但在对党内大佬进退取舍的安排上，也反映出对传统观念与潜规则的遵守。即使在台湾政治生活的核心——选举活动中，买票等为正常民主体制所不容的做法，也始终在基层有一定空间，能够以更加隐蔽或变通的方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