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初夏，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与会。时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书记的阮啸仙，参与大会事务性工作，有幸结识了毛泽东。
此前，阮啸仙曾听陈独秀、谭平山等人说过，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后，作为湘区委书记，领导了轰动全国的安源路矿、水口山铅矿、长沙泥木业一系列工人大罢工，在湘区广大工人、农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阮啸仙对毛泽东产生了由衷的钦佩。在与国民党合作、推动国民党支持革命和重视农民运动等问题上，毛泽东与阮啸仙一拍即合，建立起了革命的友谊。
阮啸仙十分钦佩毛泽东的胆略和气魄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举行。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阮啸仙专心地听，快速地作着笔记，生怕漏掉一句话。
令阮啸仙印象最深的是，陈独秀在报告的最后，对各个地区党的工作几乎都进行了严肃批评，唯独特别表扬了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党组织。
陈独秀在大会报告中对湖南党组织工作的赞许，就是对毛泽东能力才干的肯定。听到这里，阮啸仙心想一定要多向毛泽东讨教，把湖南党团组织开展工农运动的“真经”学到手。
大会主要是讨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也就是全体共产党员应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与会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同志，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革命，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同志，认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毛泽东、阮啸仙及大多数与会代表，在决定实现国共合作这一点上，与陈独秀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反对其“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湖南工农运动的考察报告，用许多生动事例说明工农结合的重要性。阮啸仙与瞿秋白、蔡和森、徐梅坤等许多代表都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精辟论述，并推选他与谭平山等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毛泽东曾鲜明地将土地和农民问题写进草案中，但陈独秀坚持认为，中国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种环境“造成农民难于加入革命运动”， 所以在讨论议决案中，又发生了争论。
经过多次激辩交锋，最后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从而揭开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历史新篇章。
同时，由于毛泽东等代表的坚持，重视农民问题最终被写进三大党纲，鲜明地向全党发出了“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是我们的中心工作”的号召。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把农民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充分表明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正式形成为党的意志，其中毛泽东是这一重要成果形成的最大贡献者之一。
在建立统一战线、重视农民运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阮啸仙与毛泽东的观点是相同或相近的。正因如此，两个对农民有着特殊感情的人，开始了更为密切的交往与合作。
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推选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共中央局，中央局机关设在广州，毛泽东在中央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因此，阮啸仙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1923年7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赴上海指导工作后，阮啸仙仍与他保持着联系。
阮啸仙与毛泽东等人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从事农民运动的骨干
中共三大后，各级党组织开始关注并开展农民运动。广东的农民运动更是开展得如火如荼，威震大江南北。
此时，阮啸仙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其主要精力也从青年运动转到农民运动上来。其间，阮啸仙身兼数职，既是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农委书记、广东省农协组织部主任、团广东区委委员长，又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他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先后赴东莞、顺德、鹤山、花县、广宁、仁化等地，视察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训练农民自卫军，与从事农民运动的彭湃、周其鉴、黄学增一起，被誉为广东省的“四大农头”，引起了毛泽东的密切关注。
在林伯渠、阮啸仙、彭湃等共产党人的积极推动下，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共举办了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阮啸仙担任第三届农讲所主任。
应毛泽东之邀，阮啸仙在第六届农讲所讲授了《广东省农民协会一年来之奋斗经过》这一课程。1926年5月8日，他用了一整天时间，重点给学员们阐述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分析了广东农村的危机和农民运动勃起的原因，并运用广宁、花县等地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说明从事农民运动必须具备的革命立场与斗争策略，提高学员领导农民运动的本领。
在讲授中，阮啸仙还经常穿插一些各地农运积极分子的事例，传授农运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内容，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阮啸仙对社会实际情况的独到见解，尤其是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判断，与毛泽东不谋而合。
阮啸仙在长期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中，不仅研究广东的农民运动，而且对湖南、广西、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以及外国的经验材料，也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于1926年撰写了《中国农民运动》这部专著，成为指导当时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阮啸仙与毛泽东、彭湃等人一起，为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建立了卓越功勋。农民运动这股赤潮，在阮啸仙等一批广东共产党人的推动下，正从广东席卷漫延至全国各地！
1926年11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成立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阮啸仙是7个委员之一。两人同时成为国共两党中央农委之委员。
这月上旬，毛泽东乘船离开了广州，赴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工作。阮啸仙因身体原因仍留在广州，支持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农委筹备全国农民协会的各项工作。
阮啸仙被委以重任，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度信任与倚重
1933年秋，受党中央的委派，在上海时任全国互济总会救援部部长的阮啸仙，由中央交通员带领，几经辗转，来到了他早已向往的中央苏区中心——江西瑞金。
刚安顿下来，阮啸仙就遇上了他十分敬仰、专门前来看望他的毛泽东。
此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原来是附近屋场前来探望的群众。毛泽东拉着阮啸仙的手，向大家介绍道：“你们别看他长得像个白面书生，他与彭湃一样，都是广东闻名的‘农头’。我在广州农讲所时，就听到很多人唱：‘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到哈哈笑，地主见到哇哇叫’！他是真能为我们穷苦百姓说话办事的，大家欢迎不欢迎？”
经毛泽东一介绍，又听到阮啸仙纯正亲切的客家话，邻里群众消除了生疏感，纷纷走上前来，问这又问那，气氛十分融洽。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阮啸仙对中央苏区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几天下来，他了解到，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府领导苏区人民，克服了国民党残酷军事“围剿”和严密经济封锁所造成的严峻困难，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组织赤白贸易往来，初步建立了财税金融架构，苏区经济出现转机。但苏区日常必需品仍极度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仍然异常困难。
“必须尽快改变苏区财经混乱状况！”阮啸仙坚决地对随同人员说。经过几个昼夜的思量分析，一套治理苏区财经混乱状况的初步方案有了头绪。于是，阮啸仙将此详细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要确保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队的供给，必须千方百计发展苏区经济，想方设法增加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
对工厂的公账……应当每月向工人公布，或是由工人与工会派代表来审査，每月不要有了结算就放心，工厂负责者与该厂上级机关，应当详细审查结算，在机关及厂矿要真正建立和实行严格的会计结算制度！
建立审计机构，制订审计法规，规范财经行为，旨在更好地保障苏维埃财经政策的充分执行，使财政收支更适合于革命战争之需要！
只有加紧反对腐化，反对官僚主义，才能更有力地彻底消除贪污现象！
阮啸仙的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该建议，也引起了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其他领导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说：“这种人民审计制度，必须尽快以苏维埃政府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沙州坝隆重召开，阮啸仙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接受了阮啸仙关于建立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并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第一次将中央审计委员会的隶属关系、机构组成、主要职责、工作流程及人员配备等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阮啸仙也在此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2月3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阮啸仙则被推选为新组建的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审计长”。
能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阮啸仙既感到由衷的兴奋，又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于是，他立即全身心投入到红色苏区的审计工作中。
毛泽东鼎力支持阮啸仙筹建审计委员会，中央苏区审计工作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
1934年2月初，阮啸仙到中央审计委员会走马上任。
中央审计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临时最高法庭并列，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重要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审核苏区的年度收入与支出，监督其预算的执行。
中执委会议结束的当晩，阮啸仙就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住处，向他汇报了中央审计委员会筹建有关事项，并一起探讨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形势下如何开展审计工作等问题。
阮啸仙早在中共“五大”和“六大”上，曾先后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初从莫斯科回国后，党中央安排他在上海工作，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审计处长，在党的经济审查和纪律监督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苏区四面临敌，尤其是面临国民党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下，要做好苏区的财经审计工作，阮啸仙感到困难确实不小。考虑到苏区经济困难，条件有限，他决定把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办公场地定在自己的住地，并把挑选审计人员条件、近期工作安排等问题，详细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对阮啸仙的安排表示满意，高兴地说：“苏区经济有困难，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办公室只能因陋就简了。”末了，又说，“这次对苏区审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既强化了监督检查苏区财经收支执行的职能，也大大提升了苏区审计机构的地位和权威，你就放手大胆地干吧！”
阮啸仙十分感谢毛泽东的信任，坚定地回答：“财经审计关乎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成败，也关系到红色政权能否巩固的大事，我绝对认真对待，请泽东同志放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确保审计工作有法可依，阮啸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审计工作建章立制。他先后拜访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以及高自立、吴亮平等财经领导，走访了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内务部、工农检察部、裁判部以及国家部分企业负责人，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尤其还数次专程拜访了时任司法部部长，被誉为“苏区红色法律专家”的梁柏台。由于他虚心请教，勤于思考，又注重实际，借鉴吸纳，经过几个昼夜的反复推敲和修改，一份条理清晰、规则明确、程序便捷、操作性强的审计规章终于草拟完成。
几天后，也就是2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审查通过了由阮啸仙组织起草的这份审计规章，并正式定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当天，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中字第2号”命令的形式，由毛泽东亲自签发颁布实施。
接着，阮啸仙开始着手挑选审计人员。他把出身贫苦、有一定的文化和财会知识，能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敢于斗争、刻苦耐劳的年轻干部选入审计机关，并进行严格的教育培训。为确保审计结果客观公正，他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亲自制定了审计人员“六不准”的工作纪律：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作不精确统计；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
与此同时，阮啸仙找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领导，请求中央政府按中央和地方《苏维埃组织法》和《审计条例》的规定，在省及中央直属县（市）尽快依法建立审计组织。在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的关心重视下，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省、福建省、粤赣省以及瑞金直属县，都纷纷相应成立了审计分会，并开始有序地开展各项审计工作。
至此，在阮啸仙的努力下，中央苏区的审计监督工作有了一个坚实基础和良好开端。其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严以律己的道德品行，受到毛泽东等人的充分肯定和赞誉。
阮啸仙卓有成效的工作，肃清了苏区财经混乱的状况
审计机构组建后，阮啸仙带领工作人员，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审计工作。
“审计工作应抓重点，党政机关抓节支，企业单位抓增收！”在审计委员会一次会议上，阮啸仙反复强调这一问题，并决定审计工作应从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开始，通过财务审查，促进建章立制，规范收支行为，遏制腐败现象。
这一决定，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鉴于审计委人手少、任务重，毛泽东同意阮啸仙的请求，批准从苏维埃政府各部抽调人员，组成“突击队”，进驻中央各部委机关。一场声势浩大的审计风暴，迅速在中央苏区掀起！
阮啸仙率先垂范，亲自带领审计人员，先后检查了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劳动部、土地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教育部、司法内务部、粮食部、工农检察部以及总务厅等的账目，并进行预决算审核。
经过审计，发现各部门2月份的经费预算决算与实际开支出入很大。阮啸仙十分心痛，当即对这些部门的负责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针对以上问题，阮啸仙带领审计人员，召集各部门领导及财务管理人员开会，强调实行编制预算的重要性。在审计人员的帮助下，各部门普遍加强了财经管理，并及时建立了预算决算制度，中共苏区的财务混乱状况得以改观。到3月中旬再核查时，各部当月的预算，其“工作人员由上月的849人核减到680人”，“经费由上月的3678元核减到2831元”，机关开支和人员大大节省减少，审计核查初见成效。
为扩大宣传，阮啸仙及时组织审计人员，把这次审计活动写成《审查三月份中央政府预算的总结》一文，并在3月17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公开发表，号召各级苏维埃政府向中央部委学习，立即行动起来，建立预决算制度，节省经费支援前线。
接着，阮啸仙又马不停蹄，率领审计人员，先后对中央印刷厂、造币厂、邮政总局、粮食调剂总局、贸易总局、国家银行、全国总工会、反帝拥苏总同盟及互济总会等进行经济收支状况审计，以及对中央各部委及直属系统进行反贪污浪费、节省运动的专项审计，及时纠正了会计制度不健全、财务收支混乱以及浪费现象严重等问题，严肃提出了整改办法。同时，还通过审计线索，与中央工农检察部密切配合，严厉查处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并及时在《红色中华》报上公布，在苏区干部中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收到了极好的警示教育效果。阮啸仙的声威也随之骤增。
在审计工作中，阮啸仙发现：从揭发出来的问题看，许多错误的造成与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不懂经济、官僚主义有很大关系。在审核检查中央政府机关的账目时，审计人员发现中央政府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经费开支过大，就及时将此情况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详细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几天后，《红色中华》报对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中央政府机关的审计结果进行了通报。在毛泽东的整改指示下，中央政府裁减了100多名工作人员，既节省了开支，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针对“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不会写算”的问题，阮啸仙忧心忡忡。一天晚上，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汇报这一情况，并建议：“我们应该警醒，各级干部应该热忱学习管理自己国家的财政！”
毛泽东接受了阮啸仙的建议，并说：“没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文化的苏维埃干部也是愚蠢的干部。对，苏维埃政府是劳苦大众自己的政府，应有一支有文化、会写算、善管理的工农队伍来掌握自己的政权！”
于是，阮啸仙通过审核中央各机关企业和团体的财经收支状况，围绕中央苏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中心工作，激发了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学习财经管理的热情。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错误指挥，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毛泽东随队参加长征。阮啸仙则受命留在中央苏区，与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在赣南坚持游击斗争。次年3月6日，在赣粤边的信丰安息枫树庵附近的山岭中，阮啸仙率部突围时不幸殉难，年仅37岁。
长征途中的毛泽东，惊悉阮啸仙等老战友在赣南牺牲的噩耗后，深感痛惜。他凝望南方，悲愤地说：“离开苏区时，像瞿秋白、刘伯坚、阮啸仙、贺昌，还有我的胞弟毛泽覃，都应该带出来的。闹宗派嘛！送给敌人杀掉，太可惜了！”
1938年秋，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追述了为革命而牺牲同志的事迹，阮啸仙等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昔日老战友们的无限怀念和崇敬之情。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