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发生或起源虽有某种共同性，但实则十分复杂。以往有关哲学产生的认识都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即希腊哲学的基础之上，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样一种认识明显已经无法真实准确地描述或呈现不同哲学源头的发生发展状况。文章以古代希腊和中国为例，分析其哲学的发生过程、环境或条件以及思想，其中思想主要涉及自然哲学与伦理学，藉此考察哲学起源的不同典范。希腊哲学的起源无疑更加接近雅斯贝斯有关“轴心期”的理解，但事实上毋宁说雅斯贝斯的“轴心期”就是以希腊哲学为蓝本的。希腊哲学的起源具有某种“突发性”或“突然性”，甚至可以说产生了“突变”。在这一时期，概念、逻辑、思想、理性在知识分子的率领下突然之间“集体行动”，它们一下子“破土而出”并一下子“茁壮成长”起来。无论是自然哲学还是伦理哲学，都是如此，而且不仅包括哲学，也包括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科学。与古代希腊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的“创制”（也即起源或发生）有自己的特点，它实属于另一种类型。与希腊哲学起源的“突发性”不同，中国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所呈现的经典样式是循序渐进的，即具有某种“渐进性”，而非“突发性”或“突然性”，是一种“渐变”，而非“突变”。例如，自然哲学中五行、阴阳、天（包括天人与天道）三个观念或概念都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年代，同样，一部中华文明的道德典范史必然要从周公讲起。由此可见，希腊哲学的起源与中国哲学的起源分属不同的典范，而不同的典范都具有合理性。
哲学； 起源； 古代； 希腊； 中国； 典范
K125； B21A008411
哲学的发生或起源虽有某种共同性，但实则十分复杂。以往有关哲学产生的认识都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即希腊哲学的基础之上，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样一种认识明显已经无法真实准确地描述或呈现不同哲学源头的发生发展状况。本文以古代希腊和中国为例，考察哲学起源的不同典范。
一、 哲学起源的共同性与复杂性
在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思想中，哲学是以相同的时间、相同的方式登场的。
关于哲学登场即起源的时间，雅斯贝斯这样说道：“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的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①
那么，不同地区在哲学起源上究竟又有何共同性呢？雅斯贝斯有这样一些相关论述：“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②③④⑤⑥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9页；第9页；第9页；第9页；第10页；第10页。；“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②；“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③；“神话时代及其宁静和明白无误，都一去不返。像先知们关于上帝的思想一样，希腊、印度和中国哲学家的重要见识并不是神话。理性和理性地阐明的经验向神话发起一场斗争（理性反对神话），斗争进一步发展为普天归一的上帝之超然存在，反对不存在的恶魔，最后发生了反对诸神不真实形象的伦理的反抗。宗教伦理化了，神性的威严因此而增强”④；“哲学家首次出现了”⑤；“中国的隐士和云游哲人，印度的苦行僧，希腊的哲学家和以色列的先知，尽管其信仰、思想内容和内在气质迥然不同，但都统统属于哲学家之列。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⑥。从上面可以看到雅斯贝斯的这样一些表述：“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探询根本性的问题”、“理性反对神话”、“宗教伦理化”、“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人“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等等。其实，如果将哲学起源限定在雅斯贝斯的“轴心期”时间范围，那么或许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相似性。例如，综观世界三大哲学源头——印度、中国与希腊，哲学要么是混乱的产物，要么是散漫的产物，这可以说是轴心时期哲学产生或登场的一般或基本条件，也可以说是前提条件。同时，在黑格尔与雅斯贝斯有关哲学起源理解的基础上，还可以归纳概括出以下这样一些共同原因，如：源于社会的分化、传统的破坏、信仰的失落、秩序的涣散，共同体的解体。对于早期哲学的共同性，笔者曾做过专门的考察，归纳概括出以下六个重要环节或方面，包括：混乱与散漫的初始状态、神学的失落、知识的增长、人性的觉醒或理性的萌芽、对社会的批判以及智者的反思。详见拙文：《轴心期：哲学如何登场》，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但是，哲学的起源或产生可能要比上述认识来得复杂，甚至复杂许多。梯利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论述古希腊哲学与神话的关系时有这样一段话，它值得细细体会和思考：“神谱虽然不是哲学，却为哲学做了准备。在神话的观念中已经出现哲学思想的胚种，即做某些解释的愿望，纵然这种要求植根于意志，很容易为想象的图景所满足。神谱学和创世说比神话前进了一步，它们试图用理论来说明神秘的世界，解释被设想为掌管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事件的主宰者的起源。”⑨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葛力译，1995年，第7页。这是说神话是哲学的准备或雏形。不过梯利接着说道：“但是，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能满足含有诗意的想象，而不能满足进行推理的理智的要求；它们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和动因，而不求助于自然的原因。只有以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象，摈弃超自然的動因作为解释的原则，而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这时才产生哲学。”⑨梯利在这里指出了哲学与神话的根本区别，划定了神话与哲学之间的界线，换言之，似乎设定了哲学源头的疆界。但且慢！梯利其实同时也给出了哲学之成为哲学的条件，包括：推理、探索自然的原因、以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象、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梯利认为，唯当这些条件具备，“这时才产生哲学”。若对比雅斯贝斯对于哲学的理解，梯利以上所给出的条件明显“更加宽松”，例如探索自然原因、以经验事实为基础、推理方式或理性特征，而这实际上为思考哲学起源问题“大开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