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摘要：东正教是俄罗斯标志性的社会文化符号之一。宗教的复兴与回归是全球治理的趋势。东正教与世俗政治的融合渗透进入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层面，影响着政治精英对于外交政策的构建。2012年5月7日，普京开始第三届总统任期，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涉华外交中更加积极地利用东正教。在中俄战略协作的大背景下，在明确双方战略意图的基础上，坚定原则、创新合作，中俄正教事务亦可展开建设性的“宗教共治”。东正教在俄外交中的积极角色也启发我国开展“宗教外交”，发挥宗教的“正向”功效。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会；公共外交
中图分类号：D85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4）05-0044-06
一、国际关系中宗教复兴背景下的俄东正教宗教外交
（一）国际关系中宗教的回归与复兴
宗教发展的主流仍然是促进世界和平、维护社会和谐。宗教和平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全球宗教复兴”和“宗教政治觉醒”日益成为跨地区、跨国界的现象，而全球化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宗教不仅被认为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而且还是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焦点。现有的关于国际事务的讨论大都忽略了宗教在国家外交战略中的作用，而缺少道德高度以及宗教维度的对外战略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续性。宗教的政治化以及政治的宗教化，全球信仰版图的巨变，大规模的全球宗教复兴主要发生在基督教宗教，地缘宗教因素紧密内嵌于国际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中。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宗教的并存交织互动，是21世纪地缘学的主要特点。如果说追逐更大的权力和战略优势服务国家利益是地缘政治的内核，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资源和市场以及资本优势是地缘经济的主旨，那么在21世纪争取道德制高点、话语权、说服力和民众思想则是地缘宗教的核心。
宗教属于一种情感网络（affective network），其直观性、感染性、认同性具有本能的扩张性。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宗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其作用则完全取决于它激励人们所做的事。对决策者的挑战是如何利用宗教信仰团结的潜力，同时又限制其分裂的能量。”世界上不同宗教有程度不等、形式不一的扩张性、流动性和宣教诉求；流动的宗教边界一直在冲击固定的主权边界；宗教虚实性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宗教的依附性从来不是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以一种中介变量或自变量发挥作用，而其与国际事务的作用也是交互性的。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宗教冲突”不仅已成为国际媒体上出现频率很高的字眼，而且成为全球治理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议题。保加利亚学者亚历山大·利洛夫在其书《文明的对话——世界地缘政治大趋势》中提出了一个和亨廷顿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新的信息时代，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才是世界和世界秩序长远的前途。而现实如当代著名宗教哲学家希尔所言：“直到最近，世界上现存的任何一种宗教几乎都是在不了解其他宗教的情况下发展的。中俄两大国作为儒教文明区和东正教文明区展开对话、沟通、合作符合双方利益。”
（二）普京新政下的东正教外交
2012年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后，在两年一度的驻外使节会议上引入“软实力”概念，并于次年将其写入《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表现了普京对提升国家形象、塑造俄罗斯软实力的重视。随着国家石油收入的增加，俄政府有能力在公共外交上加大投入。作为东正教徒、熟谙俄历史和民众政治倾向的普京，自然把东正教作为一种外交资源加以运用。他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支持东正教，并认为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支柱。
据2012年统计结果，俄东正教信徒达5880万人，占俄教徒总数的41%。在这样的一种高比例下，政府和东正教会的关系，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分离关系。俄东正教依附政治而发展，宣扬只有俄罗斯才能拯救全人类。这种宣传强烈地突出了俄罗斯应该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主宰和普救角色。俄罗斯的东正教会外交是典型的由国家高层支持主导、教会积极配合的外交实践。俄政府利用东正教所要达成的目标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用东正教的辐射性加深与前苏联国家的联系。利用地缘宗教影响地缘政治，以东正教为“楔子”，积极和众多前苏联成员国拓展宗教联系，加深沟通与对话，扩大俄的影响力。
第二，利用宗教的和平性、道德性、亲和性，传递国家外交意志，软化俄罗斯对外强硬的国际形象。在众多国际问题和冲突中，俄东正教会积极主动表态，或进行人道救助，或提供舆论支持，在彰显宗教精神的同时，直接或间接传达俄罗斯的外交意愿。例如，叙利亚内战期间，俄罗斯东正教会为受害者募集了一千多万卢布的捐款用于人道援助。
第三，把东正教联系作为国家之间关系的缓冲渠道。每当国与国关系低迷时，俄政府都会使用东正教作为沟通的突破手段之一，积极打破僵局。在2012年3月俄美关系龃龉期间，美驻俄大使麦克福尔拜会基里尔，双方使用俄语交谈，讨论俄美宗教事务合作，麦克福尔称会谈气氛融洽，基里尔则表示俄东正教积极参与俄美关系的重启。
第四，作为激发民族主义的因素，在涉俄利益区推广俄罗斯宗教文化，以地缘宗教扩大地缘政治利益。两国间的互动越多，那么对这两个国家来说，相互间的重要性越大。乌克兰是俄美争夺的热点地区，也是东正教和天主教教派冲突的敏感地区。乌克兰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KIIS）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乌克兰公民（55%）赞成乌克兰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结盟，半数以下的乌克兰公民（40%）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公民通常住在乌克兰西部和中部，多信仰天主教，南部和东部的居民多为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族，与俄东正教会联系紧密，长期得到俄支持，因此更倾向于与俄罗斯结盟。近期的克里米亚“公投入俄”集中反映了这一结构性矛盾。两种派系的冲突本质上是国家利益认知的冲突。乌克兰危机名义上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族公投加入俄罗斯，实际上反映了背后操盘的俄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弭。俄罗斯利用并团结乌东正教势力，在克里米亚俄罗斯族公投入俄中不畏西方制裁和对抗性武力威慑，积极扩张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
由此可见，东正教作为俄文化的重要内核，既是凝聚国民向心力的精神纽带，亦是俄对外交往、扩大国家利益的独特资源。它契合了俄当代的外交哲学和利益诉求，助力俄的强国复兴，其独特的外交作用是任何政治家不能忽视的。
二、东正教在华的历史与现状
东正教是伴随着武力和战争进入中国的。早在13世纪，中国就有东正教出现的记录。教徒主要是蒙古人进攻罗斯时被俘的数万名罗斯人，但当时东正教并未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1728年，中俄两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东正教在中国的地位随即合法化。之后的两百多年间，俄国向中国派遣了20届传教团，其使命之一即向中国人传播东正教。1860年，俄国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署了《北京条约》，俄国正式在北京设立外交机构，直接隶属于莫斯科东正教圣主教会，传教士的外交使团职能至此丧失。1902年，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北京设立了主教区。十月革命后，在华的第二十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维克多依然隶属于莫斯科牧首区。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历史上西方势力利用教会干涉中国内政的劣迹，中国政府开始接管教会，实行党领导下的宗教政策，倡导“三自爱国运动”（即自治、自养、自传）以达到革新的目标。中国的东正教会和俄教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联系不甚紧密，沟通断续。东正教在华地位暧昧，但中国政府默许中国正教会进行活动，隶属于中国宗教与民族事务局管辖，同时存在中国正教网站。目前，东正教在中国大陆有信徒约15000人，但专业的神职人员奇缺。东正教在中国大陆没有教区属划（见表1）。
普京执政前八年是俄罗斯教会和境外教会恢复统一的决定性时期，普京本人也把此当作一种国策来抓。2010年，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在第二届“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谈及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作进展很慢，中国没有一个可以做礼拜的东正教教堂，包括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内。拉佐夫同时劝告中国政府，东正教是现代俄罗斯的文明支柱之一。俄罗斯积极要求在华创立东正教会。至今，这种努力一直没有停止，甚至有进一步政治化的趋向。
中俄两国存在正教以及相关文化事务的合作，长期以来中国坚持“倡导不同宗教的对话，但是不允许外国势力借助宗教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存在为数众多的俄罗斯族裔以及中亚、东欧籍东正教信徒，但是目前国内东正教处于非正常化的地位，由于神职人员缺乏，2012年伊始中国政府开始派遣学生前往莫斯科学习东正教神学。
三、俄“亚太转向”战略下东正教会的涉华外交
随着全球权力格局的调整、变革，亚太地区在全球事务中权重日益突出，中国作为亚洲新兴势力崛起。中国的发展自然也引起了俄罗斯政治精英以及宗教界精英的重视。在俄罗斯政府层面上，中俄保持密切的政治对话和沟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关系”。俄中进一步扩大商贸经济的合作，但两国经济相互依赖水平并不高。由于东正教在华存在的历史渊源，中国的正教问题正成为俄扩大对华影响的工具之一。
俄罗斯已经成为亚太地缘政治权力体系向多极化转变的一个重要推手，但是俄罗斯目前的状态是要在极力避免降低其欧洲属性的前提下，增加俄罗斯发展战略的亚太维度。俄力图通过“西伯利亚工程”全面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为融入亚太经济圈做准备。但是在相对“弱势”的远东地区，俄所能动用的资源也被“欧洲部分”牵制着。在认知上，俄罗斯和亚太国家对俄亚洲属性的认同危机，成为俄亚太战略风险评估与威胁评估以及必要的战略决策所面对的国际性因素。按照优先级顺序，俄罗斯的应对措施应先考虑文化方面，加大在亚太地区文化空间中推进俄罗斯文化。俄大部分政治和知识精英意识到了加强与亚太地区合作的重要性。然而，亚洲向量的俄罗斯政策尚未充满真正的内容。而解决文化认同问题，俄罗斯一般是借助东正教以及俄语。
奥巴马政府在高调重返亚太的口号下确立了亚太战略的总体目标：“保持和加强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领导能力，改善安全，扩大繁荣，促进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在亚太的部署不仅仅是为了在战略上围堵、牵制中国，同样也是力求以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规范来影响和塑造亚太。美国重返亚太时期也正值俄“东向”战略布局的重要时期。面对美国全球战略性收缩、重点布局亚太以及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俄也有学者认为在西方衰弱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基于俄的资源以及在欧亚大陆重要的战略地位，俄可能成为左右时局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前主要障碍是俄相当大一部分精英和大众尚未在心理上建立起俄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一太平洋沿岸国家的身份认同。中方认为中俄两国的合作真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恐怕今后也再难遇到的历史性机遇。俄善于在劣势中运用灵活的外交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与美国一样，俄非常善于利用国际倡议、国际机制的方式影响中长期的大国关系格局，包括对华关系。俄亚太战略要借重中国复兴其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经济。中国在发展中累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GDP排名位居全球第二，因而资金短缺但资源丰富的俄罗斯和资金雄厚而资源相对短缺的中国互补性很强。
普京在竞选前所著《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绝对不是威胁，而是一种拥有巨大合作潜力的挑战。我们应更积极地建立新的合作关系，结合两国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开动脑筋，将中国的潜力用于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经济崛起。
2013年《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发展了“软实力”、“经济外交”，俄罗斯的外交优先排序是独联体、欧盟、集体安全条约和北约、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与东盟。独联体是普京的外交“战略核心”。在国别外交中，俄罗斯的优先外交次序是美国、中国和印度以及亚太地区。在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俄罗斯在亚太以各种合作为工具，融合军售，让亚太国家彼此竞争、牵制，以求俄的亚太利益最大化。俄外交特点是实用主义，侧重经济外交。俄奉行的亚太战略的“经济取向”是其外交的大方向，中俄之间的宗教外交亦受此大方向影响。
在对华宗教外交中，俄东正教领袖、政府高层、驻华官员都扮演着重要角色。2013年5月10日，基里尔访华受到习近平主席的接见。习近平表示，俄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此次访华是两国宗教交往的一部分，也体现了两国高水平友好关系。基里尔则表示，他希望通过俄东正教会与中国政府的对话逐步解决中国自治东正教会地位的问题，希望中国东正教会逐步走上正常化。访华期间，基里尔参观了上海和哈尔滨的东正教教堂，并和部分信徒对话，他建议组织中国信徒赴俄朝圣。基里尔认为东正教文明和中国文明有道德的通融，遵守共同的价值观将使俄中团结在一起。基里尔此行旨在恢复东正教在华的地位，希望俄中关系在宗教领域打开局面。他请求中国上海市政府开放圣母教堂的礼拜，在哈尔滨则提出为中方培训正教牧师。总体来看，基里尔此次对华宗教外交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宗教事务是一个比较敏感但非要害的问题。汉斯·摩根索曾言：“国家必须愿意在所有非要害问题上进行妥协。”中俄两国在战略上相互倚重，但是也存在诸多挑战，这决定了中俄在东正教的合作上应当“有利”、“有节”，注重宗教主权又兼具实践的灵活性，而中国的东正教“市场”则可能成为中俄博弈的一个新筹码。
四、中国宗教公共外交与中俄正教外交选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宗教和种族为意识形态基础的派别以及运动团体采取的战略是发动叛乱和其他低烈度冲突，包括恐怖主义活动。由此可见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和国家间纷争之关联。宗教作为一种中间力量既可能是架桥者，也可能是破坏者。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人格里提出，其定义公共外交是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括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开发、一国私人集团与他国的互动，外交使节与国外记者的联络。世界性的大变革带来了外交主体的变化，公共外交益发彰显其作用。
宗教都是倾向于“向善从德”，宗教教理和哲学占据着人类道德的高地。这种道德的“崇高性”以及“渗透性”契合了公共外交的内涵实质。世界主要大国如美、英、德、俄既是硬实力大国，同样在宗教维度上拥有多重的宗教文明以及宗教哲学，它们在外交与宗教相结合的“宗教外交”上有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可以说，宗教维度已经深深融入国际政治过程之中。在各种势力的支持下，宗教外交正在崛起，成为新的外交动向，而中国的宗教对外关系呈现出的是一种“强国弱宗教”、宗教层面上对于外交以及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的阐述、宣扬和解读较少，而现实外交中宗教的角色位置则基本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复旦大学徐以骅提出了“信仰中国”的概念，尝试性地阐释了宗教与中国的对外战略分析框架。他认为，目前地缘经济复兴成为显学，地缘经济勃发并不能反映当前的全球宗教复兴运动、宗教性地区冲突和“认同战争”。按照徐以骅的观点，宗教是国内外认知水平最低、信任差异最大、分歧最为严重的领域之一，由此造成了不对称的后果。一是中国拥有丰富的宗教资源，并且业已成为全球宗教产品的主要输出国，但我国在宗教领域的国际贡献远远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可；二是中国宗教拥有国内外庞大的信众资源却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外交资源；三是中国在硬实力上举足轻重，但是在宗教领域内却明显不足；四是中国未能形成向国际社会有效阐述中国宗教政策的论辩能力，在受西方指责所谓宗教、人权和自由等问题上陷入被动。中国的地缘宗教走势大致呈现出东西横向的“伊斯兰教走廊”以及南北纵向的“基督教走廊”，中国通过上合组织的框架机制与中亚伊斯兰国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以及地缘宗教上产生了良性的互动和整合，并且通过中俄的战略关系，积极开展和东正教的对话。而在东南亚以及韩国、日本，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则有着深厚的信众基础，面对当前的中国周边形势，中国宗教界可以开展积极的公共外交。
中国现在的宗教生态格局中有五大合法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一些民俗宗教和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中国的宗教注重宇宙与生态、人生与伦理、心性与功夫以及情感和体验，蕴含着主体与悟性思维、意象与类比思维、系统与和合思维。和西方宗教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移植化用、借鉴吸收外来思想的范畴，超越存在即神性与理性思维的相互激荡，神圣化与世俗化起伏流迁。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宗教思想存在高度的契合点，比如“礼之用，和为贵”、“亲爱精诚”、“协和万邦”、“和合”等观点，也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哲学和行为准则。中俄都有自己的宗教软实力资源和辐射集中带，可以找到合作的交集。中俄的宗教交流很早就已开启，中国的外交注重搞好周边，俄罗斯作为世界性大国也是我们的战略协作伙伴，更是我国开展宗教公共外交的前沿。位于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上合组织域内，汇聚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东正教等多种宗教，文明形态多姿多彩。中国宗教亦可走出去，而对应的俄境内也存在佛教（南传佛教）信众的地域，比如布里亚特共和国、外贝加尔边疆区、特瓦共和国，中国亦可开展对俄特定区域内佛教的对话和交流。
中俄两国整体关系制约着东正教在华的地位取得和发展走势，东正教这个“小局”服务于“中俄关系大局”。尽管在2001年两国建立起了上海合作组织，但是12年来，在政治、经济、安全以及能源领域并未有大突破，中俄之间更多是宣传性的合作，以官方的会晤、声明、示范活动为主要形式，俄所宣传的“战略合作”并非植根于长期的共同利益，而是作为增强自己与西方对话力度的手段，不容忽视的是俄国内不少人直接或者潜意识地认为中国对俄是一种威胁。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俄此举的全球背景和地区背景。中俄在东北亚存在竞合关系，中国在对俄石油合作以及中国参与北极开发等事务上受到克林姆林宫的多方掣肘。作为夯实中俄民间交往基础的东正教，其作用对中俄关系影响有限，但也作为一种“信仰力量”影响到中国社会。中俄在东正教方面可在“教习”以及人员、文化交流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如修缮在华东正教教堂，与俄教会合作统计、界定、厘清俄在华东正教资产；积极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先期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和沟通，可以考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和莫斯科教会建立某种积极的“交流关系”；开展国内俄罗斯族和边疆区信众的跨国文化交流活动；在民间或者政府层面可以尝试举办东正教文化、艺术、神哲学论坛等多元宗教对话。在涉及正教“主教任命”和“教区归属”问题上，中国应当既注重主权，同时探索性地采取大中华区主教以协商民主形式产生，以政府间合作的方式处理东正教在华地位问题。当然，这种合作以及进度很大程度上也和中俄在其他涉及双边领域的博弈得失衡量和损利认知有关联。
宗教的回归反映了国际关系的“知识转向”，宗教信仰的复兴作为全球治理的国际层面力量参与全球进程。俄罗斯作为世界性大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上都跟中国有着“特殊的渊源”。东正教是基督教的分支，更是俄罗斯转型复兴的精神力量。中国同样作为一个文明型转型国家，和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宗教上有着诸多的交集。俄亚太转向需要东正教，东正教为了扩大影响力也需要俄政府的支持。俄中在东正教上的焦灼有“宗教政治化”的可能，甚至可以说在很长时间内东正教是两国交往的“常议题”。目前，俄罗斯已成为亚太地区大变革、大调整进程重要的参与者和推手。俄力图通过对华东正教主教的任命、中国东正教领导权来影响中国的东正教走势，这和中国的宪法以及中国宗教自治原则是存在冲突的。宗教事务关涉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环。俄应避免“礼仪之争”的历史重演，避免宗教议题的政治化损害中俄战略合作大局。涉华东正教议题亦成为考验中俄两国政治家以及政策制定者智慧的机缘。主权的边界排他理念并不是一个僵化的教条，在任何区域的合作和实践过程中，都有一个如何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务实态度对未来发展提出洞见，并且采取行之有效的执行手段的问题。“主权归我、原则坚定、方式灵活”，中俄在东正教上的交流和对话以及采取创造性的“宗教共治”，同样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亚太合作中，中国应该逐步改变之前宗教外交的“缺位”状态，弥补中俄两国高层政治交往“热”、民间公共外交“冷”的现状，实现“中国梦”与“强俄梦”的和谐共处。中国可积极利用宗教这种新兴的公共外交资源，把中国的宗教元素发展为助力外交、提升正能量的新维度。
[责任编辑：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