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期佛教即原始佛教，为释迦摩尼极其弟子或早期信众所创立及信奉。早期佛教以思索人生百态为基础，在思考过程中其理论范围不断扩大，使其思想理论变得日益丰富而又深刻。早期佛教的主要理论包括：四谛、无常与无我、五蕴、缘起与十二因缘、无记、中道、种姓平等等观念。本文将对其中的“无记”思想加以论述，并对其理论特色进行评价。
【关键词】早期佛教;无记
对一种思想的探讨不仅要思考其理论内涵，更要深究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在古印度，以婆罗门祭司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建立起来的婆罗门教的思想体系长期统治着整个印度社会。随着社会的前进和发展，这一体系不断的受到来自外界的挑战，而佛教正是这反对浪潮中的中坚力量。
在这两面交锋的时期，各派的思想不断地进行争论和摩擦，人们为了证明自身理论的正确性而逐渐走向极端，甚至抛弃了如实表述的态度。“无记”这一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产生的，所谓“无记”，就是“不作或不能作肯定与否定判断”，也就是佛陀对那些涉及人生、哲学的思辨问题均不表示明确的态度，不作是与非的判断。
一、无记
“无记”一书曾出现于多部佛教史料中，其中有“十无记”说和“十四无记”说。无论是“十无记”还是“十四无记”，都表明了“佛陀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的一种态度或方法，即对有完全相反答案的一些问题均不作明确绝对地肯定或否定”。在佛陀看来，对于各类问题的答案以及其相反答案的存在都是片面的，切易走向极端。因此，佛陀提出了“不为记说”，也就是不予回答、不表示明确的态度，不做是与非的判断。这种态度實际上就是一种“中道”的态度。
早期佛教的理论始终采取分析的、分别对待的态度。“中道”就是这一态度的体现，它是佛教理论体系中的基本观念。严格说来是一种思维方法，比较典型地代表了早期佛教的理论特色。在佛教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中道”观念一直贯彻始终，只是在不同时期，它所表现出的含义或是影响力有所区别。而在早期佛教当中，“中道”观念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便是“无记”的思想，有所谓“无记中道”之说。
圣严法师在其著作《印度佛教史》中评价这种“无记中道”的说法，“对于人心世道，过与不及均非所宜。因此而有释尊应化人间的事迹而出现，佛陀特以无限的智慧及无上的悲心，起而唱中正稳健之教，以避各派外道之偏见”。
二、灵魂解脱与“无记”
在印度，“灵魂不死本身就是一个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考虑其它问题的一个自明的前提”。古印度人重视的并不是现世的幸福生活，而是灵魂在尘世生命中的寂灭终止，所以人们高度重视灵魂解脱之道。在印度人的世界观中，“最根本、最真实和最要紧的对立是人的受制于外部世界及其法则的生活与彻底摆脱了这些外部限制的灵魂的自由境界之间的对立”。出于解决这一问题的考虑，早期佛教意图教会人们如何摆脱相对于灵魂而言的物质环境、肉体、死亡、欲望等等外部世界及其法则的限制，最终达到灵魂的自由境界，即所谓“涅槃”之境。因此，佛陀认为相比进行一些形而上学的思考而言，将大众从苦海中解救出来更为重要。这便是他以“无记”的态度对待当时各派别的诸种提问的主要原因。
在早期佛教成立之初，印度社会中就已激荡着对万物起源、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等等问题的讨论，对此佛陀一般不作深入讨论，其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和探讨是无益的，在《中阿含经》中，佛陀指出这些问题都是“束缚人的枷锁，它们使人感到困惑、沮丧、忧悔和痛苦;它们不能使人得到和平与知识，不能导向寂静、智慧和解脱;对于修习梵行和消解炽热的烦恼，是毫无用处的”。它不能导致“厌离、无欲、止息、寂静、神通、无上智慧以及解脱涅槃”。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态度，他并非逃避，而认为吾生有涯，对此问题不能穷尽。并非对这类问题毫无兴趣，而是认为认为，这些问题相对于灵魂解脱这一核心问题来说，都成了次要的、舍本逐末的问题。而且在他看来这些问题也是超越了人类理性的不可解决的问题。因此，尽管人们试图去讨论区理解这些问题，佛陀均漠然处之。
佛陀的“无记”的态度，表明他不希望人们投身于和沉溺于对这些问题的探索，而偏离了与自己生名攸关的灵魂解脱问题。
三、关于“无记”的评述
早期佛教以人生现象为讨论的重点，佛陀始终以人生本位来考察整个世界，而那些人们热衷与人生现象无关的本体论问题问题便被他以“无记”的态度加以对待。然而，佛陀并不是对所有问题均不表示明确的态度，对一些佛教基本教理问题还是提出了明确看法，如佛陀关于四谛理论中的“苦”的问题，就主张“一切皆苦”。这也说明了在早期佛教中，“中道”的观念只是初步产生，在一些场合，这种观念表现得很明显，而在另一些场合，则表现得不明显，甚至相反。
在古印度社会，所谓生命的意义并不是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而是消极地脱离现实生活进而得到解脱。圣严法师就曾对“无记”理论做过这样的评价，“佛陀从不做形而上的玄谈，一切诉之于理性的经验，佛陀教人实践解脱道”。解脱观念是印度宗教哲学中的基本观念，一般的印度宗教派别都将其作为本派追求的最高目的或至善境界，佛教也不例外，在佛陀看来，灵魂解脱才是至关重要的，哲学一类的问题次之。之所以采用“无记”的态度另一个原因则是，跟学派的讨论莫衷一是，既在理论上得不到什么结论在实践上也无法收获现实利益。对于那些有着完全相反答案的问题，若简单地肯定一种或为肯定一种而否定另一种，都会走入极端。所以对于这些空谈，佛陀则不予讨论。
印度哲学与同时期其他地区哲学相比略有不同，印度哲学一开始就没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对于一个现成世界及其起源与变化的纯知识论上的好奇。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哲学发端于惊异，这种惊异不仅是对有限事理的好奇，更是对整个宇宙存在本原的的思索，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古希腊哲学产生并极大发展的根源之一。而中国哲学则缺少希腊哲学的思辨，更多的关注个人修养、政治作为等。
作为生来被抛进一个现成世界中的人，印度哲人当然也探讨有关宇宙起源、人类起源这类问题，但这类探讨并未在印度哲学中占据主导性地位。印度哲人一开始最为关切的，是对于一个人而言最为直接和切身的人生意义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总是和宗教上的追求联系在起来。这个特点在佛陀的学说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早期佛教教义中的“无记”理论，便可以看到佛陀的以人生为本位来思考问题的特点。“无记”一说虽然发源古代，但其在现代仍具有极强的学术研究价值以及实践指导意义，深入了解其思想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早期佛教的理论及后世佛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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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吕 澂.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作者简介】
马鑫博（1991—），男，吉林四平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单位：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