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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译介话语下中共早期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1919—1927)

医院社会实践报告 时间:2022-03-27 10:16:21

摘 要:中共早期民主革命,思想上缺乏深刻的理论认识,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夹带明显的苏俄烙印,革命失败后,党被逐渐唤醒,摆脱了二次有色接收不稳定因素的干扰,实现了工农民主革命的乡村探索,并将先进科学思想同中国革命相融合,构建了中共独特的革命话语,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基础,也为后期革命建设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译介话语;革命话语体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9-0059-03

译介话语指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党团体,都有不同的思想理论表达方式,话语体系是他们通过语言所呈现的一种阶级思想本质。中共早期革命活动,是对革命思想理论问题的深刻探索,关于革命性质、对象、道路、前途等,它所探究的根本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推进革命。在新民主主义初期,革命思想还不成熟,苏俄式的革命话语被直接引用到中国,但在实际的革命活动中出现了排斥反应,苏俄的话语体系不能很好的适应中国革命,经过科学的分析、梳理,中共早期革命者以极大勇气和智慧突破障碍,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中国化转变,实现了革命话语的新构建,也深刻地影响了当代革命建设的话语方式。

一、早期革命话语体系的形成

马克思革命思想在中国的早期拓展,既有中国革命环境的客观因素,也有先进知识分子引导的主观因素,既有内部思想的挣扎突破,也有外部斗争形势的刺激影响,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民主革命的新起点。

(一)早期革命话语体系形成的客观环境

清朝的覆灭,民国的启始,是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奋斗的成果,但民国的社会状态,只是中国革命历史第一步的成功,革命并未结束。北洋军阀的统治下,社会的变革并未如期望的改变,军阀战乱,社会腐败,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复兴经济和祖国的希望落空了,人民为了生活也仍挣扎在剥削压迫中。

西方文明的民主思想结束了封建制度,但并未改变中国的落后和贫穷。新文化运动中的左翼思想者开始思考疑惑了,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能否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当这种思想开始萌芽并传播,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到来,准备了革命的思想土壤。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后,并未能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直到十月革命爆发,这一理论在俄国从理论变为现实,中国才开始去了解马克思主义,陷于彷徨和苦闷的先进知识分子才又终于重新看到了希望。李大钊说“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1]。

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的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重新开启了中国的革命视野,人民群众凝聚一起的力量爆发出的冲击力,使整个中国为之一震,真正的革命力量终于揭开了面纱。随着资本经济的成长,资本关系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新的阶级,被压迫的工人阶级。五四運动的爆发,不仅是先进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失望,也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抛弃,同时,也是新生革命力量的萌芽,也为中国革命土壤的翻新准备了阶级基础。

(二)早期革命话语体系形成的主观认识

1919年,苏维埃共产国际宣告成立,它的宗旨是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先进知识分子创建无产阶级共产党,并领导人民实现思想上的觉醒,加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当中来。列宁曾说“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在当代革命中,东方各族人民为了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2]“十月革命”的惊醒,国际组织的建立,苏维埃政权放弃了政治上的侵占,终于使中国先进分子放疑虑,开始去认识和了解这个新生的革命体,开始去研究引导这个革命成功的思想和主义。

在《马克思学说》中陈独秀通过唯物史观的阐述,指出经济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生产关系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变动”[3],当社会矛盾不可调和时,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也就是阶级革命。经过对这一时期纷杂的社会学说的剖析,指明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方向。李大钊在唯物史观上的认知与陈独秀、李达基本相同,在革命传播中,他主要是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观进行宣传,并分析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指出其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和终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宿命,为革命开拓思想基础。瞿秋白在理论上则更系统的介绍了马克思的思想,并明确的指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自然领导地位及农民在革命实践中的基础问题,为早期革命提供了理论的话语建构。

二、中共早期革命话语体系的发展

中共早期革命理论在实践中学习和发展,通过思想上教育、影响年轻革命力量,坚定的推动革命意志的传播,扩大革命活动的区域,团结不同社会阶层的革命者,将各种力量有效的联合在一起,推进了早期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一)向学生、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其力量主要来自校园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工厂的工人。而马克思主义最先影响的也就是这部分人群,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通过引进马克思书籍宣传革命新思想,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学生探讨和研究革命理论,毛泽东、张国焘、邓中夏等都在那一时期被革命新思想所感染,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时,李大钊在课程教学、演讲、报告中积极宣传马克思理论和思想,启蒙高校进步的青年学生,为后续革命斗争事业储备了醇厚的中坚力量。在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各类形式的革命宣传也相继开展,如研究团体中,全国学联、进步青年党、曙光社的建立,革命理论报刊中劳动音、新生活、每周评论等的发行,经典著作中《共产党宣言》、《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译介。

上海作为资本比较发达的城市,工人数量较多,影响也大。因此陈独秀在上海就特别重视对工人进行马克思革命思想宣传,一方面,他以“新青年”杂志为舆论入口发表革命思想文章,希望传达革命呼声,增强影响;另一方面,深入工人群体,调查了解工人的思想状况和革命意识,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引导,并推动组建工人俱乐部、补习学校等,借助补习文化的途径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思想,揭露资本贪婪剥削的本质,唤醒工人群众,组织无产阶级力量进行工人阶级的斗争运动。

(二)党组织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

组织工人群众斗争是中国早期革命的基本斗争方式,它期望通过苏俄的革命方式来完成无产阶级对政权的争取,所以党自成立初,它的革命任务就是组织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是由苏俄引入到中国,为打破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党开始加强工人思想意识的宣传教育,列宁曾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进去”[4],通过报纸、传单、标语等,使人民在思想上迅速接受革命的感染。为了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认识,各地的补习学校迅速开展,工人们学习文化,了解社会现状,学习革命思想,思考革命斗争的本质,提高革命的觉悟,通过政治启蒙、革命教育将工人群体凝造成一个坚强的队伍,开展阶级斗争。

(三)国共合作、大革命

工农人运动遭受镇压,使党认识到革命力量的薄弱,必须联合其他革命阶级壮大力量。经过思量讨论,中国共产党最终决定于国民党合作,虽然资本主义民主同党的理念不同,但新三民主义的纲领同党现阶段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且在运动、革命都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两党都认识到农民阶层对民主革命的重要性。“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大量的贫苦农民和工人握手革命,那就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5]民主革命要发展必须考虑农民问题,将农民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中国的革命不仅要发动城市的工人运动,更要发展乡村的农民运动,必须打击和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下地主阶层的势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业社会的封建经济基础,才能瓦解上层腐朽的政治统治。1925年伴随工人运动的复兴和农民运动的开展,大革命从广东掀起了它的浪潮,广大的群众力量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城市工人工会组织的纠察队,乡村农民农会的农民自卫军,都直接参与到革命斗争的前线,在革命的爆风雨面前,北洋军阀的统治很快崩溃。虽然最终大革命遭到蒋介石的背叛,但工农运动合作爆发的力量却坚定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信心,也使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要深入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组织和领导他们,从工农的实际利益考虑,真正发挥革命先进思想的力量指导中国的革命。

三、中共早期革命话语体建构的局限和认知

从1920年初,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新革命思想的主流。早期的革命话语体系已逐渐形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到时代和自身因素的制约,其话语体系中还残存着一些旧民主主义思想的痕迹,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观点还有理解不透彻的地方。

(一)中共早期革命话语体系局限性的表现

第一,早期革命者,经过研究、比较革命思想的建构中,意识到工人、农民的重要作用,在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其思想中仍然有带有西方民主主义思想残余,主要表现为,他有过度重视资产阶级的倾向。1923李大钊《劳动问题祸源》一文中,就体现出重视资产阶级的倾向,他认为:“中国所以十二年还没有革命成功,因经济阶级没有受到痛苦,不想去革命。好像辛亥革命时,全国经济都相助了,便能成功了。”[6]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彻底摆脱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仍然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的身上,过分强调资产阶级的作用,忽视无产阶级的作用。

第二,早期革命话语体系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认识还有许多模糊的地方,不能完全区分社会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1922年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中表达了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实际,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主义的歪曲,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才是新形势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却将社会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相混淆,错误将布尔什维主义运动等同于共产主义运动。

(二)中共早期革命话语体系局限性的原因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时间很短,并且,在思想转变时期,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充斥着思想界。陈独秀在1922年发表《社会主义批评》指出中国比较流行的五种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行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在这五种社会主义理论中,除了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之外,其余四种都是谬论,都是对马克主义的歪曲。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够理解的人,难免会受到这四种理论的影响,这也对李大钊的思想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第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初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资料较少,真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很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翻译马克思学说的文章更寥寥无几。李大钊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者,比起同时期其他知识分子的思想也进步很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分析也相对深入,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他也不能全面通读马克思、恩格斯专著,对马克思基本理论的学习难免有偏颇的地方,認识中也残留着不准确和不全面的地方。但是李大钊能够根据社会局势的变化,不断改正和抛弃其思想中旧民主主义成分。

第三,新旧话语体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每个人都不能在短时间内把旧思想完全剔除而接受新思想。每个人的旧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存在,甚至会左右人的思想。早期马克思主义革命探行者们,追寻过民主革命、马克思主义革命,两者不同的思想,却都包含着相同的爱国主义理想,实践中我们认识了民主革命的缺陷,经过理性的对比选择,专注投入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同时也应客观认识民主思想因素带来的影响。

第四,共产党成立初期还不成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还不深刻。在新民主义革命开始阶段,还有很多问题等待解决,也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研究,例如新民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区别,新民主义的领导阶级是哪个阶级等,在革命话语构建和发展阶段必定需要经历实践的考验,才能更加完善革命话语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新纪元.1919.1.5“每周评论”第3号.

〔2〕列寧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22.

〔3〕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45.

〔4〕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中央档案编.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Z].(198).

〔6〕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96.

(责任编辑 徐阳)

Abstract: The early democratic revolution of CCP lacks deep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in ideology. The construction of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system is obviously imprinted with Soviet Russia. The party getting rid of the instability of the secondary reception of interference, achiev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in rural exploration and integrating advanced scientific ideas with Chinese revolution to construct the uniqu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of CCP, was gradually awakened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This will lay the found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provide a uniqu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the late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of Discours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System;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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