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韩农村建设的农情背景有一定同质性，都面临人多地少的农情，进行新村建设皆属现代化发展问题。中国新农村建设20字蓝图表明其经济社会全面建设的概念，同韩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国民伦理道德提升并重，内涵颇多共同之处。深层原因在二者具有大致相同的理论思路和内涵结构。中国在科学发展观主导下确立整套反哺思想和机制，与韩国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运作机制有异曲同工之妙。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就具有普遍性价值，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 新村运动 三农问题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3-0092-04
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前正在积极地推进，但在操作层面上仍有很多具体的事情怎么做尚不明朗，借鉴国外在农村建设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对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无疑很有意义。韩国政府针对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从1970年起重视农村地区的综合发展。同年4月，时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村运动”，将“所有的村庄都能从落后的停滞的传统村庄发展成先进的现代村庄”。“新村运动”的突出特点是以工业发展积聚的国力反哺落后的传统农业。政府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作为国家第三个5年计划(1972—1976年)经济发展的三大目标之首。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新修灌溉水渠4440公里，新修道路4.4万公里，加宽公路4万公里，新建农村会馆35950所，所有农村全部通车，几乎所有农户都用上了电灯和自来水。农业欣欣向荣的状况为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81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71年的90亿美元上升到668亿美元，人均产值也从277美元跃增至1734美元。1970—1987年间，韩国经济增幅名列世界第二，长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新村运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中国学界从上世纪90年代中韩两国建交起，就开始关注和研究韩国的“新村运动”，在中国政府尝试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时候，已经有人将中韩农村问题加以对比，同时传扬韩国“新村运动”的模式和经验。然而，在今天中国正式发起新农村建设之际，研究中韩两国农村建设的异同，已经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中韩新村建设有很多可比性，相对于过去一般性的比较，今天的研究会增加大量对实际问题的考量，从而使这一学术性命题变得更加务实。
一、中韩农村建设农情背景的共同性
中韩的国情农况确有大不相同之处：一个是拥有9亿农民，势如汪洋大海的小农家庭经营的农业大国；一个是传统农业、农村、农民总量规模相对较小，现已发展到以工业化主导的经济小强龙之国，因此有人或排斥中韩农业的比较意义，认为没有可比性。另外一个否定性依据是韩国新村运动既成正果，功成名就，渐渐淡出，而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尚在发动、起步、开局过程，相隔35年的现代时差中包含着事物世道的巨大变异，因此提醒对韩国经验不可误读，切忌刻舟求剑。
我们当然不会忽视中韩国情农况的巨大差异和时代背景的变化。
然而，比较研究的要义，不是简单地比异同，还要深入地比较其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最终较量出事物本质方面的统一性关系。鉴于此，这里着重分析确认中韩两国传统农业和农村建设的社会背景中的诸多共性因素，特别是其中同质性因素。
一是农业类型的同质性。从世界农业起源学说思考，旧大陆主要有西亚两河领域和东亚江河流域两大起源地。中韩农业类型与后者相关，粟和稻两大主作物决定东亚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精耕细作农艺模式，从而构成同质性的农业类型。中韩两国农业关系源远流长，有些专家还研究过稻米传播路线及各种精耕细作技术互动的历史。关于中韩农业同质性，应该是个有共识性的问题。
二是农情矛盾的同质性。中韩农村问题都是在复杂的农情矛盾中引发的，两国传统农业到近代都面临生产力过时滞后、农村经济衰败破产、农民生活状态处于极度艰难困苦境地。最关键性的问题是人地关系矛盾，是两国农业自身都解不开的死结。中国人口众多而可耕地少，韩国的人口密度实不亚于中国。两国农业微观经营的实体都是分散的小农经济，由此构成大同小异的东亚式的农村经济关系、农业经营方式、农民生活状态、传统乡村意识形态。诸如此类同质性基本农情乡俗，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三是乡村建设的同质性。中韩两国农村建设同属于发展性的问题，即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解决好工农城乡关系；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都要通过工业化力量改造、建设农村；通过统筹发展，最终实现城乡的共同繁荣。这种现代化规律既为众多国家的农村建设实践所证明，也为各种学科的理论所阐明。发达的富国如此，发展中的穷国也将如此。欧美国家因此建成了现代田园式农庄，东亚发达国家也建起了现代的新农村。所以从现代化发展的本质看，中韩农村建设并无质的差别，国之大小，时代差异，绝不能排斥二者之间的共性规律。
四是历史文化的同质性。中韩两国指臂相连，构成大陆与半岛的地缘关系。两国之间保持传承不绝的人文交往，1500多年“书同文”的文化关联，影响到两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民间生活各个层面，决定着许多共同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当近代西方文化渐入东亚地区，两国在兼容并蓄之中更加注意保持本民族文化精髓，对儒学为基质的东方传统文化都保持某种认同感，从而决定两国新村建设的基本思路、决策和举措，都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共识之处。
二、中韩农村建设内涵的共识之见
中国因为大农业这一特殊国情，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一直有着自己的路径选择。从上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到50年代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国的乡村建设形成了自己的轨迹。当前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也是在多年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中的一种自我抉择，有着历史规定的必然性，丝毫没有脱离国情、刻意照搬任何国家的建设模式，但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内涵和具体内容与韩国新农村建设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首先从概念看，两国乡村建设内涵一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全面建设”的概念，包括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韩国的新村运动也是在工农业均衡发展战略下形成了“综合开发”的概念，包括农水产综合开发和工农业均衡发展两大目标，最终发展成由乡村建设波及全国的民族振兴现代化运动。从建设规划看，中国为便民起见，概括成5句话20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06年的中央的1号文件用了1.2万字篇幅对新农村内涵全面加以揭示，其中包含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规划原则、运作机制、实施路径和工作方法等，有关建设的具体项目数以百计，内涵丰富，而且还在不断丰富之中。从实践结果看，韩国新村运动是集农业经济、农村生活和农民致富为一体的广普性农村建设实践，同时又进一步拓展到国家振兴和国民精神教化领域的深远层面。运动从农村路桥公共设施做起，到新型宅房取代茅屋草舍，电灯替代油灯，自来水代劳头顶水罐；以推种新稻发展新农作技术，调整产业结构帮助农民增收，建立会馆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等。韩国新村运动内涵的拓展方向是走向工厂、街道、公司、学校等企事业单位，丰富了城市化建设的内容；深化方向是向社会伦理、国民道德、思想教育等领域延伸，构成所谓的“泛国民精神运动”。从韩国新村运动的最新动态看，新村运动中央协会2006年发展目标规划又进一步提出向新村的完善创新、美化自然、国际友好拓展等更新的内容。新村运动内涵数十年来一直处于持续扩散和延伸状态。
再从深层次看，二者内涵结构有共同之处。两者都是庞大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涵盖农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各个层面。其内涵结构主要包含着两大支柱结构系统：一是物质方面或称硬件建设，即农村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系统，包括农业经济基础、农村基础产业、农业生产设施、农民生活设施等方面；二是精神方面或称软建设，即农村社会事业和意识形态建设系统，包括农村文化事业、各类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等方面。韩国的经验充分证明硬、软两大建设系统不可偏废，在大力发展农产经济和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同时，还要全力提高农民道德素养，实现精神文明建设。中国在新农村建设开局之初，也特别强调全面协调地处理好两大系统的关系，把发展生产放在新农村建设的首位，先要建设能够富民的优势恒产正业，同时要树立和谐民主文明乡风，把新型农民培养列为新农村建设重要目标。
如果再深层次探求中韩乡村建设内涵结构基本同构的理论根源，最终会归结到思想文化以至于东方哲学的根本上。在天人合一、社会和谐、人本思想、仁爱精神等东方理念的主导之下，构思乡村建设必然都会想到要有一个全面、协调、统一的内涵结构和具体内容，我们的比较也无须在这一层面上展开了。
三、中韩农村建设运作机制的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怎样建设新农村，其运作过程包含哪些内在的必然因素，即中韩两国农村建设的机制问题，同样不乏共性共识。
中国新农村建设机制是在科学发展观主导下，特别强调新农村建设工作要建立各种科学机制。首先明确了“工业扶持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等，统称为反哺机制。2006年年初，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工作提出五条要求，其中就有机制创新。因为中国农民人数众多，农村聚落分散，建设项目庞杂，中央不可能直接统令统管各种具体建设事项，新农村建设的运作主要在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而且主要在县级以下的层面运作，那么在既定制度和体制下合理精密的运作机制显得非常重要。当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的组织都在结合实际，根据这些宏观机制思想，探索新农村建设的领导机制、决策机制、管理机制、参予机制、监督机制、评估机制、验收机制等具体工作机制问题。
韩国新村运动机制是坚持工农业均衡发展的思想，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各种有效的工作机制。可以归纳为政府资金投入机制、项目纽带机制、严密的组织机制、优待农民的机制、全社会的支农机制、物质和精神激励机制、新村建设的教育培训机制、强势的理念舆论导向评价和问责机制等。在具体运作层面也包含着很多清晰机制作用。例如草创时期的“水泥启动”过程，就包含着“以物代资”和“以奖代罚”等行之有效的机制因素。
中国方面非常关注韩国新村建设的各种机制，因为科学的运作机制，可以保证新农村建设健康的启动、运行和持续发展。
中韩农村建设运作机制具有很多共性，主要在于两国的建设主体——农民、政府、社会三者关系大体一致。中国明确提出政府支持，社会参与，以农民为主体。其主导、主体、主助地位关系分明，各执其事而又协作共事。韩国形成的机制关系是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各界援助。三者关系中的重点所在，随着运动发展有所变化。大约在前十年是以政府为主导，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建设形成高潮，故有人把韩国新村运动称为政府主导型。中间十年是全体国民广泛参与，形成全社会自发支持新村运动的局面，称为自发阶段。90年代以后的十多年，为农民自主发展阶段。实际上韩国农民自始至终都发挥着主体地位，把新村建设作为自主致富的运动。经过20年建设之后，新村运动已经进入良性自我发展状态，不再强调政府主导和对社会支助的依赖。韩国农村进入城乡共同繁荣的境界，进入自主发展的良性循环，而且逐渐变为社会自发、农民自主的国民运动了。有人说韩国运动花钱不多，用人不少，就是说韩国政府投入经费较少，但动员社会力量非常广泛，新村建设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社会运动。
四、韩国新村运动成就与中国新农村建设前景
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就。韩国新村运动历经30年五个发展阶段，实际上主要是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20年间实现了基本建设目标。韩国的新村运动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作为邻国的中国更是旁观者清。首先，韩国生产力提升到现代化的水平，具备了粮食基本自给的能力。第二，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并与城市人均水平持平，城乡居民差别基本解决。第三，改变了农民的生存状态、居住条件、生活方式，乡村成为富有幸福感的所在。第四，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和农村社会道德风尚改观，为城市输送大批优秀人才，促进了城市化进程。第五，新村运动全面解决了韩国“三农”问题，同时加快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总之，韩国新村运动启动的时机、运作的全过程和取得的成就对当代世界正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借鉴意义，充分表明传统农业国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可以着重建设农村，缩小以至消除工农城乡差别。采用新农村运动方式综合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成功路径，是具有东亚国家特色的现代化模式。许多国家的官员和学者，包括13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以及数以万计的专家，先后到韩国考察学习，也成为“韩国模式”成功的注脚。韩国模式显然具有了某种超越民族、国家、制度、文化的参照价值和借鉴意义。
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前景。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启动之初就谋划出宏伟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和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发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是相统一的。中国式的表达就是前文提到的20个字。中国的高层决策者更认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也让中国人对这一蓝图的实现充满了期待。至于什么时候实现20字蓝图，或者说中国要用多长时间完成新农村建设，中国主流性的认识是一项长期性的建设、历史性的任务。但是这个长期也并非遥遥无期。最近有一种“十五年基本解决问题”的观点，主要依据就是与韩国新村运动用了20多年基本解决了农村问题的经验相比较。中国在其后35年的今天启动新农村建设，发展速度自然应当快一些，所用时间也应该稍短一些。笔者认为这个分析不无道理，但是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建设的规模、难度和复杂性可想而知。韩国20年基本建成了，中国用30年或40年建成也不算落后，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业。当然要是50年内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说不过去了，因为中国在本世纪50年代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总之，中国人对自己的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目标充满自信。
总而言之，中韩新农村建设比较研究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对于韩国更有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创新农村现代化事业的意义；对于中国则有借鉴参照韩国经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既定目标的现实意义。因此，这一重大课题有必要深化、强化、持续化，本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将来能出更多的理论成果并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
作者单位：樊瑛华，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李秀珍，陕西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心 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