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约瑟之谜”自20世纪50年代提出就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出现了对“李约瑟之谜”的各种解释。本文主要梳理了现在的研究成果，并对其加以分类，主要分为地理环境因素、政治制度因素、人口因素、文化思维因素和资源-经济约束说几类，并对每种理论进行了适当的评论。“李约瑟之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其谜底也不是某一个理论就可以完美解释的，通过对这些理论的梳理使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较全面的认识，以史为鉴，抓住机遇，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地理环境因素；政治制度因素；人口因素；文化思维因素
一、“李约瑟之谜”的提出及界定
英国李约瑟博士（1900-1995）是20世纪最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在其1954年出版的多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李约瑟之谜”的难题。自“李约瑟之谜”提出到现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广大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和论证，提出了许多颇具见解的解释和理论。
李约瑟在《传统中国的科学》一书的引言中做出了如下表述：第一，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或者说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或印度文化呢？第二，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的多？（李约瑟，1981，第3页）[1]。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将“李约瑟之谜”表述为：“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国又成为技术落后的国家，没有继续维持原来的领先？”。
二、对“李约瑟之谜”的研究成果
“李约瑟之谜”一经提出便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热潮经久不息，研究成果异彩纷呈，本文把各种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分类，主要分为地理环境因素，政治制度因素，人口因素，文化思维因素，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和近几年出现的新解等。
（一）地理环境因素
国外的代表人物是杰瑞德 戴尔蒙德（Jaerd Diamond），他在其著作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诸社会的命运》认为，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近海岛屿众多，有利于形成众多竞争的小国，而中国的海岸线平滑有序，近海几乎没有大的岛屿，有利于形成大一统帝国，从而决定了两个区域不同的发展轨迹。Diamond将中国的落伍归咎于完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
国内的代表人物是文贯中，文贯中在《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地理学解析》中将为何科学革命只发生于欧洲归之于地理禀赋。他通过对宋元明清的疆域变化和社会形态变化的研究，认为宋朝的地理禀赋条件对农本社会的自我延续最为不利，却反以城市工商业和民间海外贸易的繁荣以及技术创新的频繁著称于世。元朝后中国疆域相对人口获得周期性的扩大，反使中国周期性地向农本社会倒退。自此中国失去了本土性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2]。
（二）政治制度因素
艾德荣定义了两种省制度，强省和弱省，中国的省制度在1370年代发生了变化，从强省变为弱省，使得工商活动之产权执行不力，从而导致长期经济绩效的变迁。张宇燕和高程运用“货币——制度”的二元分析工具，把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偶然的海外白银流入以及融资市场状况联系考察，认为中国官僚制度中固有产权保护习惯是阻碍中国实现制度创新和经济起飞的关键[3]。王亚南在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指出，中国的封建制经历了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个阶段，而以地主经济为特点，中国的地主经济未能在其胚胎内孕育出以个人私有财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
皮建才从权威委托机制的视角分析了李约瑟之谜的成因，认为权威委托机制是李约瑟之谜的重要谜底，权威委托机制的不同实质上表现为政府组织方式的不同，完全的中央集权肯定会导致初始意义上的投资阻塞问题。黄仁宇引用诺斯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与欧洲相比，中国的产权保护制度不到位。而林毅夫则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对科学革命来讲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阶段，不能质变为依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现代科学。
崔潮从财政制度的角度解读“李约瑟之谜”，认为中国的皇权专制财政制度，具有掠夺性、消费性与集权性特征，成为科技革命的阻力，最终阻遏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张尔升，刘长江从区域政策的角度，通过对明清时期江南政策的研究得出中国没有实现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清王朝对江南实行错误的区域政策，歧视和屠杀江南绅士的政策摧毁了工业革命的人才基础。对江南工商业的重税政策和海禁政策切断了工业革命资金来源的渠道，堵死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通道[4]。
赵亚奎，汪川从技术抵制的视角理解“李约瑟之谜”，认为在传统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政体形式以及内敛性的文化特征使得统治阶级对可能带来的变革往往进行抵制。
对于“李约瑟之谜”关于政治制度因素方面的分析，现有理论已经比较完备和系统，听起来也较有说服力，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和官僚体制在14世纪以前能够容忍中国在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大发展，但到17世纪之后就不能容忍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呢？并且它也没有揭示为什么这种阻碍经济科技发展的制度出现在中国而非欧洲。
（三）人口因素
林毅夫认为，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主要来自工人或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中国人多，工人和农民的数量多，因此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上占有优势，但是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的空间越来越小，技术创新的速度减慢。西方世界15、16世纪出现了科学革命，18世纪中叶开始新技术的发明转向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中国未能自主进行这种发明方式的转变，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和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迅速扩大，国际经济地位一落千丈[5]。此外，戴尔·蒙德也支持“英雄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少数“英雄”的活动，而“英雄”的数量以及创新的数量取决于人口和技术创新的难度。
朱淀，伍敬群通过建立规模报酬递增的增长模型，阐述了在农业社会处于稳态经济增长取决于一国的人口增长率，而当一国出现研究部门时，该社会的增长率会加速。中国在农业社会人口众多，人口增长率也高，因此技术领先于西方，但当工业革命前夕，欧洲出现研究部门，中国由于特殊的激励机制忽视了对新技术的研究与传播，因此落后于欧洲。
（四）文化思维因素
马克思 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与宗教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西方在宗教改革以后形成的充满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科学革命所起的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的主流部分缺少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因而阻碍了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李约瑟本人也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实用而轻分析。
蒙本曼在《道姓哲学观与“李约瑟之谜”》中提出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流派，道家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相对密切，但道性哲学的消极作用导致了“李约瑟之谜”的产生。任鸿隽认为，儒家传统的学问关是重视应该做什么，反而轻视了应该知什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轻视自然知识的探求。冯友兰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中认定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家们，没有科学的确定性的需要，他们所要知道的是他们自己。同样情形下，哲学家们也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所要征服的也是他们自己。”
众多学者们对文化思维方式的研究，就解释“李约瑟之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该种理论仍然存在着种种不足。因为一方面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受儒家伦理、文化影响的日本在面临西方经济和科技压力时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反应，另一方面它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在古代能够长时期超越西方，但在近代却落伍了，以及现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此外，由于文化对人民和社会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很难真实发现和计量的，因此该种理论的说服力有限影响力也较小。
（五）资源-经济约束说
另一种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高水平陷阱假说。它首先由Mark Elvin提出，姚洋对该假说进行了补充和论证。
Elvin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前一千多年里领先于世界，而后又被欧洲所赶超，是因为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限制，中国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中。姚洋对高水平陷阱进行了修改和解释，通过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表达，认为直到近现代时期，中国的农业资本回报一直高于工业资本回报，高额的土地回报诱使人们投资农业，工业因此缺乏资金，无法发展起来[6]。
朱希溪从经济学视角，认为人口-资源禀赋的差异是“李约瑟之谜”产生的原因。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事实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结合，阻碍市场扩大，限制技术创新，导致了工业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以及中国近代的落后。
（六）新解
徐益言，李毅从专业化分工的视角，采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简化版的职业中间商模型和城市化模型的分析框架，指出中国在绝大部分层面上欠缺发展劳动力专业化分工的有利因素，而欧洲却有良好的专业化分工条件[7]。靳清，贾全星从战争视角解释李约瑟之谜。他们用计量方法证明了战争与技术发明、发现具有一定的数量关系。欧洲是一个分裂的欧洲，战争频繁，而中国基本维持着大一统的局面，且极少对外征战，没有外战，对技术的需求也就不那么急迫了。杨德平，鲍国良，张俊岩试图从金融视角求解李约瑟之谜，认为中国传统农贷制度不可能实现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二元分野及那个历史环节所需要的“金融革命”，限制了中国传统一元经济向二元经济的突破，而英、法、德等国早期的金融革命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形成。
对李约瑟之谜的种种新解多采用综合性的分析方法，研究角度独特新颖，对我们全面理解李约瑟之谜提供了帮助和新的启发。
三、结语
对“李约瑟之谜”的研究和商榷现在依然在继续，仍然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各种理论学说侧重点不同，其分析的方法和结论也不同，都具有各自的优缺点。但总的来说，这些理论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正视中国的历史，寻求中国落后的原因。研究中国的发展历史以及解答“李约瑟之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以史为鉴，不要重蹈覆辙，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第一卷.香港：香港中华书局，1975.
[2] 文贯中.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地理学解释[J].经济学季刊，2005，（4）.
[3] 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制度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的猜想[J].经济学，2005，（2）.
[4] 张尔升，刘长江.区域政策与李约瑟之谜——基于明清时期江南政策的研究[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5]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6] 姚洋.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J].经济研究，2003，（1）.
[7] 徐益言，李毅.从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重解“李约瑟之谜”-一个专业化分工的视角[J].经济体制改革，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