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衰落与东方的崛起
近几十年来,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文明的重心逐渐从西欧经过北美,越过太平洋,向东方地区移动｡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日趋显豁,并对中国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很快风靡全球,在国内学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我们主要聚焦于文明是否会发生冲突,而对于亨廷顿的另一个理论要点却并没有引起注意｡在亨廷顿提出了“世界政治新阶段”论时,他认为,国际政治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直言之,世界历史已经不再是西方的历史,亨廷顿写道: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逸出了西方的发展阶段,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多个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的人民和政府将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客体｡而是参与到西方推动和塑造历史的过程中｡①
这才是产生文明冲突的根本原因｡这个观点之所以意味深长,在于它标示着西方主流学术界明确承认,全球文明的中心已经开始移动,移到了欧洲和北美之外的地区,那就是东方地区,因为亨廷顿在论文中提到的当今世界上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两种主要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都是位于欧洲传统概念的中东和远东地区,属于东方文明｡
其实这个观点并非起源于亨廷顿｡早在1918年,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就出版了《西方的没落》,提出了一种文明的循环理论,认为文明犹如生物机体一样,按照固定的生命周期,有花开花落,有兴起和衰败,现代西方已经靠近这样一个圆圈循环的终点,斯宾格勒的名言是“乐观就是怯懦”｡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凡尔赛条约使德国蒙羞,通货膨胀引起经济衰退,这些都似乎印证了斯宾格勒的观点｡《西方的没落》安慰了德国人,似乎德国的战败是合理的,这只不过是更大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此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1919年就已经被翻译成数种外文,并引起了广泛讨论,托马斯·曼､马克斯·韦伯､卡尔·波普尔等著名学者和艺术家都曾关注此书｡《西方的没落》对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说,当他做学生的时候,《西方的衰落》几年时间都放在枕头下面｡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亨廷顿创立引起广泛争议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斯宾格勒产生了主要影响｡②
2002年,美国诺顿公司将《外交事务》杂志上1997-2002年间论述中国的论文结集出版,题为《中国的崛起》,书中主要内容包括:中国会成为一个不友好的经济巨人吗?中国现在的影响力究竟如何?中国会占领台湾吗?艾滋病是否会在中国迅速蔓延?中国的环境会遭到巨大破坏吗?中国是否会走向民主社会?这套丛书包括2002《全球化:挑战与机遇》,2002《危机中的中东》,2001《新恐怖主义》,2001《美国与波斯湾》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正在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其地位日益重要｡不容忽视｡由美国诺顿公司出版､Felix Gilbert和David Clay Large 撰写的《欧洲时代的终结——1890年到现在》,1970年初版,到2002年已经出到了第5版｡
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起源于欧洲,一部世界近现代史,主要是欧洲､然后是北美的西方史,欧洲文明塑造了近现代世界的整体面貌｡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是被动地被拖入了近现代世界格局之中,是欧洲和北美列强奴役和殖民化的对象｡然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已经被严重削弱,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独立,以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近几十年来经济上迅速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也取得长足进展,成为“世界工厂”,其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瞩目｡20世纪90年代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崩溃,冷战格局结束,东西方两大意识形态对峙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世界文明的东移,正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实力消长演变的结果｡
由于世界格局的这种变化趋势的影响,东方文化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在探讨东亚地区迅速发展的原因时,作为历史上东亚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文明引起了广泛注意｡儒家文化的积极影响,被看作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变化是,随着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化,以及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西化热迅速崩溃,弘扬传统文化的声音不断高涨,儒学热弥漫中国大陆｡但是与此同时,世界格局演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弹,并引发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另一个变化｡这就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目前依然居于强势地位的西方的思想文化潮流,越来越深地介入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作为涵盖整个全球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过程,全球化首先被视为是普遍化,由于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作用,全球化又被看作是以普遍化形式出现的西方化或现代化｡由于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作用,全球化往往又被看成是美国化｡由于全球化缩小了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模糊了国家边界,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全球化又被看作是去领土化｡
所有这些引起了我国当今思想文化领域的剧烈动荡,极大地改变了本土文化发展的形态和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和“读经热”在中国大陆迅速盛行起来,儒学热中裹挟了民族主义情绪,儒学的复兴被看作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并且和抵御西方外来文化的入侵联系在一起,获得了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大陆应运而生,重新崛起｡全球格局和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这些急剧变化,给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30年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带来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范式深刻变化以及学科理论的极大拓展｡从西化到回归本土传统,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迄今中国文论发展的一条基本的逻辑线索｡回顾新时期文学理论30年的演变过程,对于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作出必要反思,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汉译西方文论:文学理论疆界的新拓展
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们其实就已经意识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囿于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视野,我们的目光仅仅局限于西方古典文艺理论,西方现当代文论基本被排除在外｡当时新生的共和国出于建设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现实需要,开始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西方文论工作译介工作,我们陆续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了一系列的西方文论著作｡这项工作建国初期即已经启动,全面展开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编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多卷本,到1965年已经出到第10卷｡作家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编的两卷本的《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布瓦洛《诗的艺术》(任典译,1959年出版)､《柏拉图文艺对话录》(朱光潜译,1963年出版)､亚理士多德《诗学》和贺拉斯《诗艺》(分别由罗念生和杨周翰译,1962年出版),别列金娜选辑《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