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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伊朗又成为国际大热点。先是奥斯卡最佳影片《逃离德黑兰》引起伊朗官方的强烈不满；接着伊核阿拉木图会谈高调开场，又低调收场，结果依然是大家熟知的“未取得明显进展”；然后，在奥巴马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以色列（有消息称访问定于3月20日）前夕，副总统拜登出来表态说，奥巴马誓言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不是在“虚张声势”。同一天，内塔尼亚胡再次要求美国就伊核问题设定“明确红线”……
在过去两年，伊朗所处的环境因为“阿拉伯之春”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人甚至认为在叙利亚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伊朗。那么，从伊朗的角度而言，它又是如何看待和应对“阿拉伯之春”的？自西亚北非地区陷入严重动荡以来，伊朗对于突尼斯、埃及等国的反对派给予了积极支持与声援，而对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则全力支持，反对西方和地区国家颠覆叙利亚政权。从本质而言，伊朗之所以对不同国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主要出于对伊朗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伊斯兰因素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一波伊斯兰觉醒的浪潮”
自西亚北非动荡爆发以来，美欧将其定性为“民主革命”，并称之为“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同时企图借机对西亚北非进行“民主改造”。与之相反，伊朗则将西亚北非民众抗议浪潮定性为“伊斯兰觉醒”，并将阿拉伯大变局视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延续。
针对2011年1月25日埃及开罗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伊朗半官方的法斯通讯社曾称，“埃及人民的起义是基于中东地区的宗教教义和警觉，这次起义是为了让埃及回到它在地区和国际政治中原来的位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声称，埃及人民的示威旨在实现国家的民族和宗教要求，并呼吁埃及政府应倾听穆斯林群众的声音，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镇压。此外，伊朗议员还谴责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企图破坏革命，并“试图剥离革命中包含的伊斯兰价值观”。
2011年2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伊朗希望世界上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和政府尊重埃及国民的合法要求，并谴责以色列和美国干预埃及的国内事务”。这份声明还表示，伊朗支持西亚和北非的重要政治发展，因为它们是“一波伊斯兰觉醒的浪潮”。2月11日，在庆祝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32周年的大型集会上，伊朗总统内贾德在演讲中宣称，当前阿拉伯世界的起义是受到了伊朗对抗西方国家的启发，它预示着一个摆脱“邪恶”西方干涉的新中东的出现。
从本质上而言，阿拉伯民众抗议浪潮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并不是伊斯兰力量，其性质也并非伊朗所说的“伊斯兰觉醒”，因为阿拉伯“起义者不希望未来国家模式成为伊朗霍梅尼式神权模式”。但伊朗之所以将阿拉伯民众抗议浪潮定性为“伊斯兰觉醒”，并予以积极支持，既有运用伊斯兰教占领道义制高点，扩大自身伊斯兰神权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影响力，增强伊朗神权发展模式对转型阿拉伯国家吸引力等战略考虑；也有抵制西方“民主改造”中东，借民众抗议浪潮铲除埃及、突尼斯等亲西方政权的现实利益考虑。
从政策效果而言，伊朗对阿拉伯国家转型的现实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但是，伴随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的深入发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等伊斯兰主义组织势力不断扩大，在某种程度上为伊朗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中尤以伊朗和埃及关系的改善最为显著。自穆斯林兄弟会自由与正义党领袖穆尔西当政以来，埃及与西方的距离明显扩大，对巴勒斯坦政策尤其是对哈马斯的态度也有重大改变。针对这种变化，伊朗不断加快改善与埃及关系的步伐。2012年8月穆尔西访问伊朗并出席伊朗主办的不结盟运动首脑峰会，而内贾德于2013年2月访问埃及并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双方在断交30多年后实现总统互访，无疑是伊朗与埃及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
伊-叙“兄弟情谊”是如何形成的
在叙利亚问题上，伊朗采取了不同于支持埃及、突尼斯、也门、巴林反对派的政策。从2011年3月叙利亚陷入动荡以来，伊朗一直坚定支持阿萨德政权，强烈反对西方以及土耳其、海湾阿拉伯国家等外部势力对叙利亚进行干涉。伊朗的叙利亚政策既有维护伊朗现实利益的战略考虑，同时也是什叶派与逊尼派复杂博弈的反映。
伊朗和叙利亚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在20世纪50～60年代，伊朗和叙利亚尚处于对抗状态。在1968年叙利亚和伊拉克关系恶化（当时双方在政党领导权、幼发拉底河水分配以及伊拉克石油在叙过境税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编者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伊朗和叙利亚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叙利亚哈菲兹·阿萨德（即老阿萨德，现总统巴沙尔之父）政权作为阿拉维派建立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一直遭到逊尼派的质疑，其原因在于叙利亚宪法规定总统必须是穆斯林，而很多逊尼派否认阿拉维派的穆斯林身份。1973年，与伊朗什叶派有密切关系的黎巴嫩什叶派领袖穆萨·萨德尔发布教令，宣布阿拉维派属于什叶派，进而帮助哈菲兹·阿萨德巩固了其政权合法性。此后，经由穆萨·萨德尔的联系，哈菲兹·阿萨德政权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力量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也是1978年霍梅尼遭伊拉克驱逐后，哈菲兹·阿萨德曾表示欢迎霍梅尼到叙利亚的重要原因。因此，什叶派因素在伊朗与叙利亚关系缓和伊始发挥了一定的纽带作用。
上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以及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使伊朗和叙利亚在共同反对以色列基础上的合作得以加强，而80年代的两伊战争和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使伊朗和叙利亚的同盟关系正式形成，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采取了支持伊朗、反对同属阿拉伯国家的伊拉克的政治立场，同时允许伊朗革命卫队在1982年黎以战争中进入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训练真主党武装，共同抗击以色列。
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伊朗和叙利亚关系一度因叙利亚参与中东和平进程而疏远。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继任叙利亚总统，叙利亚的国力持续衰落，尤其是在黎巴嫩问题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孤立，使叙利亚对伊朗的需求不断扩大。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叙利亚和伊朗安全环境恶化，并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的下一个目标之际，伊朗和叙利亚同盟关系再度得到加强。在2000～2005年间，伊朗总统哈塔米曾六次会晤巴沙尔·阿萨德，双方还于2004年签署了战略合作协定。在2005年的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案问题上，针对阿拉伯国家和西方指责叙利亚为幕后操纵者，伊朗对叙利亚予以了大力支持。2005年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后，巴沙尔·阿萨德于同年8月访问伊朗，成为内贾德执政后第一位访问伊朗的外国元首，双方宣布“针对叙利亚和伊朗的共同威胁采取比以往更密切的联合行动”。2006年1月，内贾德对叙利亚进行访问。2006年11月，叙利亚议长马哈茂德·艾布拉什表示：“大马士革将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协商与合作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准则和原则。”2007年7月，伊朗和叙利亚宣布“伊朗和叙利亚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兄弟和盟友”。
伊叙同盟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
从本质上来说，伊叙战略同盟“是一个缺乏意识形态基础的实用主义联盟，叙利亚复兴党世俗主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朗奉行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从双边的角度看，伊斯兰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突出，伊朗既没有向叙利亚输出革命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诉求，叙利亚也无效仿伊朗神权模式的动机。但从伊朗对外战略以及中东地区格局的角度看，伊斯兰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中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在因素。
尽管叙利亚和伊朗政权性质不同，但叙利亚的掌权者为什叶派阿拉维派，两国均与海湾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存在矛盾，因此伊叙同盟关系的建立有利于伊朗抗衡沙特主导的逊尼派阵营，这也是伊朗在中东变局中选择支持巴沙尔政权的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抗衡主要表现为波斯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矛盾，叙利亚与沙特等国家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但从教派关系的角度看，伊朗、叙利亚和沙特又都存在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沙特、卡塔尔等国家积极配合西方试图颠覆巴沙尔政权，其深层考虑主要有二。首先，利用“阿拉伯之春”，彻底清除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制政权，进而确立泛伊斯兰主义阵营的君主制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穆巴拉克政权瓦解和卡扎菲政权崩溃，叙利亚政权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世俗共和制政权。其次，叙利亚什叶派政权是两伊战争中惟一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国家，并选择长期与伊朗结盟，引起了阿拉伯逊尼派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的不满。沙特等国主导海合会和阿盟致力于颠覆叙利亚政权，无疑有利于实现其削弱什叶派和宿敌伊朗的双重利益。因此，伊朗选择支持阿萨德政权既是维护双方战略利益的需要，也符合伊朗抗衡沙特逊尼派的教派斗争需要。
叙利亚是美伊对峙的焦点
从伊朗对外战略和中东战略的角度看，叙利亚是伊朗打造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的中枢环节，在伊朗和美国的战略博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使伊朗在中东变局中选择支持巴沙尔。
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先是致力于打造包括苏丹、利比亚、黎巴嫩、叙利亚等国家在内的“反美阵营”，但苏丹、利比亚先后“退缩”或“反水”，伊朗随即在伊拉克战争后将“反美阵营”调整为“什叶派伊斯兰新月地带”，核心圈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及“迈赫迪军”，外围包括巴林、也门、沙特、科威特什叶派以及也门胡萨部落武装。
在“什叶派新月地带”中，叙利亚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中枢环节。有专家认为，进入21世纪后，伊叙战略同盟的功能转化为挫败巴以奥斯陆协议并支持哈马斯取代法塔赫，在伊拉克确立什叶派主导地位并扩展“什叶派新月地带”，维系叙撤军后对黎巴嫩的控制，抗衡美国组建的反伊联盟。而美国则极力打造包括沙特等海湾君主制国家以及其他逊尼派国家的亲美阵营。自叙利亚陷入动荡以来，在沙特、摩洛哥、卡塔尔等国推动下，阿盟在数次通过谴责巴沙尔当局的决议后，最终“开除”叙成员国资格，导致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在联合国等国际框架内，阿拉伯国家积极配合美欧推动军事干预叙利亚。叙利亚作为美伊抗衡对峙的焦点，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伊朗领导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与美国领导的逊尼派亲美国家的矛盾。
当前，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加剧，巴沙尔政权的脆弱性进一步显现。依照某些美国人的构想，在叙利亚政权垮台后，下一个战略目标无疑是解决伊朗核问题，颠覆伊朗政权。但是，从叙利亚局势的复杂性来看，即使巴沙尔政权以某种方式垮台，叙利亚也很难按照西方设计的轨道发展，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叙利亚有可能陷入类似上世纪80年代黎巴嫩的长期内战。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叙利亚就会变成包括美伊在内各种内外力量角逐的烂摊子，而难以成为西方颠覆伊朗的桥头堡。
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朗面临的局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伊朗能否继续支持巴沙尔政权到底，而在于西方能否掌控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局势。无论叙利亚走向黎巴嫩化还是伊拉克化，伊朗都还有巨大的回旋空间。指望巴沙尔政权垮台后迅速在伊朗产生多米诺效应，只是一厢情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