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的举报是针对县处级以上干部，这说明中高级以上干部的腐败率有上升的趋势。
中纪委举报网站开通首月，收到1 3800件举报。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吁f部教授竹立家评论说，要遏制腐败势头，制度反腐才是真正“治本”的方法。
“因为你不花钱的时候政府拼命地印钱、拼命地花钱。花钱到一定的地步，你再不花钱你的钱会像冰一样变成水，而且钱可以随便地印，那些稀缺的资源它的价格会上涨，其中土地是其中之一。”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分析房价暴涨的原因时说。
“我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解决，这个(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永远存在。但二元结构的解决又跟人才很有关系，解决得好，就良性循环，解决得不好，就恶性循环。”
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谈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
“我认为我当不起这个大师，我自己认为标准是很高的，不是大家随便封的封号。我认为创造了一个历史的人才是大师。”
面对电影《三枪》招来的恶评，张艺谋表示不想当大师。
“顾彬教授当然不是呼雷豹，当代中国作家当然也不是那些看到呼雷豹喷烟、听到呼雷豹吼叫就屁滚尿流的马。”
作家奠言，最近在他新开的博客里评价时顾彬说。
“我爱得克萨斯，我爱我的妻子，不用为国家安全简报伤脑筋，我很高兴。”
小布什，非常满意退休后不被关注的生活。
“谈论未来是对的，但是在谈未来之前，我们应该谈现在，现在我们有两个重要的核危机。我们活在一个真实，而非虚拟的世界。”
萨科齐。暗批奥巴马的政策不切实际。
“明年将不是容易的一年，国际反动派的人员准备一个扭转我们的美洲经历的解放进程的指南。”
查韦斯，认为2010年拉丁美洲人民应当对白宫的侵犯保持警觉。
“不但经济界提出赦免要求，体育界和江原道也表示，为了争取平昌举办冬奥会，需要赦免李健熙。”
韩国法务部长，表示将赦免三星集团前会长李健熙。郎三咸平认为，美国对哥本哙根不太感冒，是因为美国认为时机还没到。
以后连呼吸排放的二氧化碳都要收费了。事实上这个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了，欧洲不但建立起了市场，而且建得非常好，包括各种衍生性金融工具也都建立起来了。我再告诉各位读者，美国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美国对新能源的开发，把这一切的低碳美元全部移转到美国去，通过收税让美国成为真正的新能源的中心，我认为美国一定会这样做。现在我们申请一个域名都要付给美国钱，以后开演唱会也是一样的。以后周迅、周杰伦开演唱会都要付钱给美国。为什么?碳减排。只要这个收费中心设在美国，美国就可以像开发互联网一样，设立各种名目收费，包括我们做电视节目也要付钱给美国。这就是美国新能源政策的整个野心和企图。
(责任编辑 阎海东)当代中国，国家性能如何定位?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刘鹏通过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关当代中国国家定位的思考。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国家政权重建是一个具有多向维度的过程，当代中国研究学者们对这一时期的国家特征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中国国家能力趋于集中还是分散?分散论者认为，改革政策催生了国家体系内部许多新的利益主体，国家不再是铁板一块。集中论者认为分散论者过于低估了国家的控制能力。双方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能否对官僚利益集团具有综合能力；二是中央能否对地方政府具有控制能力。
对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功能，有三个不同倾向：一派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不仅成为深化改革的动力来源，而且形成了一种以发展为最大利益取向的经济主体；另一派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在处理与乡镇企业的关系上扮演着剥削及掠夺的角色，中国地方官员的行为呈现出掠夺主义与寻租取向；第三派认为，在国内外双重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的国家建设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监管型国家。
基于以上的观点交锋，刘鹏认为：在目标指向上，中央政府更倾向于被认为是发展型和监管型的，而地方政府掠夺型色彩似乎更加浓厚；在时间序列上，从20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的发展性特点比较突出，直至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等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而支出义务并没有明显的减少，因此掠夺性开始逐渐凸现。为了消除因地方政府掠夺行为和市场经济负效应而带来的经济过热、腐败严重、环境恶化、社会不稳定等弊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央政府又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了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监管力度，从而表现出某些监管型国家的特征。
在国家一社会关系上，学术之间出现了强弱与互动的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强化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第二种认为改革政策削弱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能力。第三种是平衡派，其观点认为，改革政策对国家的控制能力并不是简单的加强或削弱，而是使得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呈现出某种平衡的趋势。第四种是冲突派，其观点认为，改革政策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基层社会中已经蕴含了某些反抗国家的因素。
刘鹏认为，中央一地方关系发展应处于中央集权与联邦主义之间，并有向联邦主义方向发展的总体趋势；国家一经济关系应当定位于由市场社会主义向监管型国家过渡；在国家_=社会关系角度，中国正在由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过渡。会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中国社科院2009年12月21日发表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认为，中国发展的动力将更多依赖于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国内消费的增长。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进人中期加速的成长阶段。目前中国正在加速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新阶段，大力消除城乡之间在社会体制方面的障碍，这将在中国发展史上产生深远、重大的影响。
《蓝皮书》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达到了社会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还处于社会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协调，是导致当前大量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社会结构滞后的原因是社会体制的改革滞后。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GDP挂帅，牺牲了农村、社会和环境建设，应尽快把经济建设和调整社会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要求体制继续进行改革来适应，改革必须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全面改革，尤为迫切的是，涉及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城乡社会管理、事业单位运行、社区社会组织等一系列的社会体制改革。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结构转变、进入新成长期的一个良好机遇。目前中国城镇职工的医疗、城镇居民的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已经覆盖了全国¨亿多人口，社会保障进入了构建覆盖全民体系的新阶段。
《蓝皮书》指出，不容乐观的是，尽管这些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但目前的差距还是朝着扩大的方向发展。转变经济结构迫在眉睫，加快城市化步伐、开放中小城市才是真正扩大内需的办法。目前的户籍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医疗改革非常及时。
《蓝皮书》说，中国的初次收入的初次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日益突出。地方GDP收入法构成中，劳动者报酬所得比重已经从2l世纪初期的50％多下降到不到40％。而与此同时，资本报酬所占比重从最低的18％多比例上升到30％以上。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调节初次收入分配更加成为难题。
中国社会继续处于矛盾多发期。多发的群体性事件显示出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暴力性冲突在增加，另一方面非典型的、非阶级的、非暴力的冲突也在增加，环保冲突正在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因素。一些地方的公共权利在行使过程中缺乏约束，引发许多重要相关法律和法规变革或变革的预期。这些事情都将推动着如何进一步约束公共权利的制度改革。网上舆论广泛参与公共事件，继续影响公共事件的发展方向。而深化网民的社会参与，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