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为了恢复重建，急需大批劳动力，因而放宽了对中国青年的入境限制。在一些进步社团的鼓励和帮助下，当时不少中国青年学生先后赴欧洲勤工俭学，从而形成了一股勤工俭学的热潮，史称勤工俭学运动。而这次运动为数千名中国青年直接考察欧洲社会状况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与西方世界直接交流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对中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冲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期间，勤工俭学运动中涌现的一批先进分子，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进而创建了旅法中共早期组织，其中许多人随后成为中共创建时期的中坚骨干。
一条积极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除在北京和上海形成南北两个中心外，再有就是勤工俭学运动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国内的广泛联系了。这条渠道在整个中共创建时期逐步成为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及输送党的干部的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途径。
当时，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多数是有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他们直接接触到了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亲身体验了那里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亲眼看到资本主义世界战争的残酷及战后社会的混乱，引起他们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在他们眼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暴露，使西方世界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正如李大钊所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因此，这些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上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其中的先进分子在实践中经过考察、比较和思索，最终作出了自己的抉择，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此后，這些先进分子不断向国内思想界及自己的朋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一条由欧洲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在这条渠道中进行的传播和交流活动，主要是与国内进行的通信往来，以及向国内进步报刊发稿。如蔡和森等同国内的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始终保持密切联系，不断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畅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周恩来等则不断向国内进步报刊发稿，宣传共产主义必胜的观点以及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等。这些传播和交流活动对推动国内革命斗争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等，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蔡和森、周恩来等人的这些活动，对国内进步青年和思想界都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蔡和森到法国后，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收集到百余种法文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介绍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他利用法汉词典，“猛看猛译”，通过对各种主义的研读，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并表示“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原理和方法。”其观点很快就在国内产生了影响。1921年2月他从法国给陈独秀写信，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为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走俄国革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并探讨在中国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陈独秀认为蔡和森的观点很有价值，就把蔡的这封信和自己作出的答复，冠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醒目标题，发表在1921年8月的《新青年》上，使这封信成为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战斗檄文。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勤工俭学期间则经常为天津的进步报刊撰写稿件。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勤工俭学期间所发表的通讯和评论等达40多万字。他在1921年2月1日给天津《益世报》所写的旅欧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中，坚定地指出：“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在英国考察工人运动之后，他曾连续写出《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等9篇通讯稿，内容涉及罢工的组织、劳资谈判、罢工风潮的波折、罢工矿工的投票结果等。这对当时国内蓬勃开展的工人运动，显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此外，周恩来还经常向国内报刊发回一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文章，鼓励战友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同时对勤工俭学人员在国外进行的爱国维权斗争也给予了及时报道。
学习和研究欧洲革命经验，进而形成具有指导作用的建党理念
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先进分子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的深入研究，认识到改造中国必须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从而形成了明确的建党理念。
其中，最早探讨建党问题的就是在法国的蔡和森。他与毛泽东、陈独秀、李维汉等都先后进行过建党问题的讨论，甚至与周恩来、李立三、赵世炎等直接研究筹建旅欧中共早期组织的工作。在有关建党问题的讨论中，蔡和森深刻阐述了他的建党理念，对党的早期组织发起骨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蔡和森与毛泽东在1920年8月至1921年初的4次通信中，集中讨论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尽快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这些关于建党问题的通信，涉及到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原则等诸多重大问题。如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有4种利器：党、工会、合作社、苏维埃，而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因此他强调，“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革命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他在信中特别指出：“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在1920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更是明确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对于怎样建党，即党的组织原则问题，蔡和森也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主张“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对于党员他也提出了明确要求，认为党员必须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要“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毛泽东完全同意蔡和森提出的建党理念。他在回信中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成立了上海中共早期组织。这个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实际上起到了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11月间，毛泽东在接受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之后，运用蔡和森提出的建党理念，根据长沙的实际情况，经过慎重考虑，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选择何叔衡、彭璜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名，最终创建了长沙共产党小组。
可以说，蔡和森通过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深入研究所形成的正确建党理念，得到了毛泽东的完全赞同，并在毛泽东创建长沙中共早期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与此相印证的是，毛泽东在当年12月和次年元月写给蔡和森等人的回信中，对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式道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暴力革命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表态：“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同时，他说明了赞同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实施上做不到”。毛泽东认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在长沙中共早期组织创建后的活动中，毛泽东也采用了蔡和森关于党的组织应该“事须秘密”、“潜在运动”观点，通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的名义，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他并且还在第一师范开办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一大”代表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创建旅法中共早期组织，团结和凝聚旅欧先进分子
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国外的艰苦环境中，为了相互帮助，共同克服困难，自发地成立了一些以“工读”、“互助”为宗旨的勤工俭学组织。但这些组织不可能解决他们在工、读上的根本矛盾，因为依靠做工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要进学校读书就没有经费来源了。所以，他们在实践中渐渐认识到“工读主义”道路走不通，“实业救国”的理想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蔡和森、李维汉等人决定，要逐步改變这些勤工俭学组织的宗旨，代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而使之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的组织。在这种转变中，比较典型的是工学世界社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这样记述：“其中在勤工俭学励进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学世界社，于1920年12月底召开大会，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
成立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社团组织，为团结和凝聚旅欧先进分子创造了条件，也为后来创建旅欧中共早期组织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勤工俭学运动先进分子张申府、陈公培受陈独秀等的委托，在1921年春完成了旅法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
张申府是北京大学讲师，也是北京中共早期组织的最早成员之一。在参加了北京中共早期组织后，他便跟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同船去了法国，于1920年12月到达巴黎。随后，陈独秀又把到法国勤工俭学的陈公培介绍给了张申府，委托他们一起筹建旅法中共早期组织。于是，张申府和赵世炎、陈公培在1921年春，首先吸收周恩来、刘清扬加入了旅法中共早期组织。张申府后来回忆说：“于是，我和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
这个旅法共产党小组是中共第8个早期组织，也是后来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历史》对旅法中共早期组织的记述是：“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于1921年成立。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这充分肯定了勤工俭学运动与创建旅法中共早期组织的关系，对勤工俭学运动中先进分子在广泛开展群众性活动的基础上，扎实完成旅法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给予了充分肯定。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创建后，曾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于1921年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群众斗争，并在斗争中通过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活动，进一步改变勤工俭学组织的宗旨，以便通过领导共产主义性质的社团组织，更好地团结和凝聚旅欧的先进分子。1921年8月，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声势浩大的“拒款运动”取得胜利的形势下，留法勤工俭学社团组织中的两大派别实现了空前团结。这时，蔡和森等人趁热打铁，及时召开了讨论创建共产党组织的“工学世界社”大会。这次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由蔡和森和李维汉共同起草的《行动大纲》及修改后的“工学世界社”章程。但是，在是否直接改名为共产党的问题上，大会产生分歧，因双方人数几乎相等而无法再表决，所以还是保留了原来的名称。但“工学世界社”这时已经成为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了，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团结和凝聚旅欧先进分子的作用。
对于1921年8月通过新章程后“工学世界社”的共产主义性质，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通过领导共产主义性质的社团组织，成为了团结和凝聚旅欧先进分子的核心。为了广泛联系旅欧革命者和进步学生，1922年在周恩来、赵世炎等的领导下，他们组织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决定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对于旅法中共早期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明确指出：“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多方面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利用欧洲的方便条件大量收集、阅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劳工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旅法的共产党组织成为联系旅欧各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中心，并于1922年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旅欧支部。”
在斗争实践中，涌现了一批中共创建时期很有才能的干部
旅法中共早期组织在创建后，开展了深入的革命宣传工作和群众斗争的组织工作，使一大批工作骨干在群众斗争实践中得到锻炼。由于勤工俭学运动中先进分子充分利用在国外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从而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观察比较全面，视野也比较开阔；同时，他们又经过艰苦生活和艰辛劳动的磨练，在革命斗争中能够较好地把握斗争方向，并与群众打成一片，所以成为组织群众斗争的骨干。而这正是中共创建时期急需的骨干力量。
从留法勤工俭学人员在1921年进行的几次大规模群众斗争的情况看，勤工俭学运动中先进分子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组织能力，能够担负起大规模群众斗争的组织领导重任。
“二八运动”是由中国驻法国公使馆宣布停止发放原来给勤工俭学学生的救济金而引起的。这次斗争是在“工学世界社”组织之下，发起的向北洋军阀政府要“生存权、求学权”的维权斗争。因为一旦失去救济金，大批勤工俭学学生将无法维持生活，所以参加维权斗争的勤工俭学人员很多。1921年2月28日上午，在“工学世界社”领导人的带领下，400多名旅法勤工俭学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与驻法公使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结果迫使中国驻法公使馆做出了让步，答应延长发放3个月救济金，并继续为没有工作的学生找工作。
当年六、七月份，留法勤工俭学人员又组织了规模更为浩大的“拒款运动”。这次斗争的起因是，北洋军阀政府派代表来巴黎，秘密商谈向法国政府借款购买军火事宜。北洋军阀政府开始准备借款3亿法郎，后来增加到9亿法郎，但法国政府提出的条件是必须以“滇渝铁路修筑权”作为抵押。消息传出，在法中国人被激怒了。勤工俭学运动中先进分子首先站出来反对。他们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召开了有数百人参加的“拒款大会”，坚决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为获取军火而出卖民族利益。会后，群情激昂的旅法中国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这次“拒款运动”迫使中国驻法公使馆没敢在借款文件上签字，同时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年9月，勤工俭学运动中先进分子又在巴黎组织召开了“勤工俭学代表大会”，开展了向北洋军阀政府讨要“生存权、入学权”的群众斗争。这次斗争的起因是，1921年夏天，在法国办学的吴稚晖等人，以照顾勤工俭学人员的名义，向法国政府索取中国“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款项，在里昂筹建了一所中法大学的附属学院。但吴稚晖等认为勤工俭学人员不可靠，拒绝从勤工俭学学生中招生，而从国内招收了一批权贵家庭子弟进入这所学院学习。这一做法激起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普遍愤怒，在勤工俭学运动中先进分子的组织下，展开了群众性维权斗争。
9月21日，勤工俭学运动中先进分子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罗学瓒等率领125名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进入里昂大学并占领一幢楼房，准备与吴稚晖等谈判。然而，吴稚晖等与中国驻法公使馆密谋，串通法国当局派出200多名警察，将这些学生代表拘捕起来，并于10月14日强行把他们遣送回国。此次斗争虽然遭到失败，但影响却十分巨大。从此，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求进行社会革命来改造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了。被遣送回国后的这批斗争骨干，大多数陆续参加了中共创建后开展的革命活动，成为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当遣送他们的轮船到达上海后，陈公培就带领蔡和森、李立三去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在会见两人之后，中共中央随即批准两人为中共党员。陈独秀根据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全党工作重点，立即派蔡和森做党的宣传工作，派李立三去产业工人中组织工会，两人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第二年的中共“二大”上，蔡和森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全党的宣传工作；李立三则成为安源工会的领导人。
旅欧中共组织建立后，在勤工俭学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大批组织群众斗争的工作骨干，根据国内党的工作需要，陆续被派回国内参加工作，成为中共创建时期急需的干部。这些人分两条路径分期分批回国，其中一部分从欧洲直接乘船回国，而大部分人则是先到苏联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陆续回国工作的。其中，周恩来、刘伯庄、罗振声等是从法国乘船直接回国的；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傅钟等是在苏联学习一段时间后回国的。
在勤工俭学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这批很有才能的干部，在中共创建时期及以后的工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历史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明确指出：“旅欧的党组织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很有才能的干部，其中有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向警予、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蔡畅、聂荣臻、李维汉、邓小平等。他们后来成为党的杰出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