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妇女是人类社会的“半边天”。在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妇女干部，她们动员和领导广大农村妇女争取妇女解放，积极投身红色政权，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矗立起了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在革命年代里，特殊时期的工作目标与利益决定了这些妇女本身具有显著的个性特点。
［关键词］ 井冈山斗争时期 红军女干部 特性
大革命失败后，无数革命者义无反顾地奔上井冈山，参与了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战斗。在这支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女性同志——她们有的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干部，有的是妙龄少女，还有的是正就读于师范学院的女学生，如贺子珍、曾志、彭儒、伍若兰、段子英等。她们为了理想信念，舍弃了稳定安逸的生活，毅然参加了革命。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在她们中间，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妇女干部，她们动员和领导广大农村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积极投身红色政权，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她们在中国的革命史上矗立起了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
在人们的传统意识里，战争往往是私有制和男权社会的产物，女性往往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和牺牲品；由于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女性即使参加革命，成为革命者，其主要任务也只能是从事战争的后勤服务和后方支援工作。然而，在井冈山革命时期却出现了一批杰出女性，她们兼备男性特质，活跃于战争和生产第一线，与男同志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什么力量促使她们摆脱封建罗网的束缚，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呢？正是她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其本身具有的革命特性，使她们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革命赞歌。笔者试图根据她们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结合实例，归纳总结这些井冈山女性革命战争者的特殊个性，分析此种个性产生的原因。
一、坚强的革命性
（一）较强的革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她们具有无私的奉献精神。
革命岁月是艰苦的，参加革命意味着要舍弃家庭、孩子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们的妇女干部任劳任怨，勇于奉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对党的忠诚，对革命的忠贞不渝。曾志大姐就是个其中的典型代表。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她一次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28年4月，在跟随工农红军郴州第七师上了井冈山后，恰逢敌军“进剿”，她带着七个月的身孕坚持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由于环境恶劣，她生第一个儿子时遇到难产，经过三天三夜才将小孩生下来，孩子出生后26天，因行军打仗无法照顾只好将他送人收养；第二个儿子在出生两个多月时，因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由组织决定将孩子送给一个有钱的医生换了100块现大洋，后来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她的第三个儿子出生才十三天，又因形势危急，不得不送给别人［1］。
杰出的妇女干部贺子珍，也是她们的突出代表。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她不是出生入死地与敌人拼搏在战场，就是热火朝天地投入农民运动，立下了卓著功勋。后来，为了革命需要，她被组织任命为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机要秘书，兼毛泽东的生活秘书，经常在屋里抄写文稿，整理报纸，分类归档。对这些剪剪贴贴的工作，她很不习惯。然而，为了革命，她努力转换着自己的角色，一直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当时，因井冈山层峦叠嶂，与外界难通讯息，贺子珍就千方百计地加以疏通，很快开辟了两条通往井冈山外的购买报纸的交通渠道，为毛泽东及时了解敌人动态，运筹帷幄，制定决策起了重要的作用。贺子珍用自己平凡的工作，表达了对党的一片赤诚。［2］
(2) 她们具有拿起武器、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在苏维埃革命政权中，妇女不仅仅为部队提供后勤服务，她们更多的和男同志一样，拿起武器，打土豪，斗劣绅，参加红色政权。例如，苏区模范县兴国长冈乡的24岁至45 岁的女子，全乡共246 人，除病残的26 人外，一律编入赤卫队，共220人。［3］长冈乡的女赤卫队员有220 人，男赤卫队员只有46 人，女子参加地方武装的人数大大超过了男子。在少年赤卫队组织中，女性的比例相当的高，女性128人，编成一连，占全队的75%，班长、排长、连长和政治辅导员都是妇女；在少年先锋队中，女子占了80%，她们担任放哨、侦探、检查、运输任务，作防御工作，还有的留守报警，有的带领着游击队袭敌，协助红军作战，其中不乏文武兼备的巾帼英雄，“双枪女将”伍若兰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井冈山时期，她被委任为红四军军部宣传队队长，为了开展土地革命，她深入农户，交朋友，摸清村里阶级情况，启迪群众觉悟，培养骨干分子，举办农民夜校，教她们学文化，使村里的妇女会、儿童团、暴动队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起来。伍若兰不仅善于做群众工作，打起仗来也是双枪，被人们誉为红四军中的“双枪女将”［2］。
在井冈山斗争中，这些妇女同志不仅自己参加革命，有的还带动家人甚至全家上战场。彭儒一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她们一家就有十几个人战斗在井冈山上，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彭家将”。“彭家将”中有女兵7人，大都是衡阳第三师范学校的学生，在革命形势的呼唤下，她们加入了党组织，参加了红军。参军后，她们认真学习军事，苦练射击本领，下农村，串山寨，搞调查，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她们有的成为射击能手，有的成为红军妇女运动的骨干，有的英勇冲杀在枪林弹雨中，也有的在与敌人浴血奋战中壮烈牺牲。［2］
（二）具有较强革命性的原因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使人们具有不同的社会特性。井冈山时期，妇女干部也形成了鲜明的革命特性，而其形成的背景和原因是多方面的。
（1）革命形势的推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与敌人相比如同“叫化子与龙王比宝”，悬殊甚大。由于敌人长久占据着城市，城市力量比较坚固，因此走苏联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定将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农村是红色革命的根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积极调动农民的革命热情，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积极宣传和动员农民也包括广大农村妇女走出家门，拿起武器，参加斗争。当时，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也迫切需要广大农村妇女离开家庭的私人劳动，或奔赴战场，或在后方缝军衣、做军鞋担当后勤保障，积极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2）党的政策的影响。
党的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后，面对着一个“以家庭为单位，血缘、地缘为核心”的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农村社会，党急需广大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的支持和参与。因此，在井冈山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妇女运动作为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指出，妇女解放必须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相并进，妇女运动必须与革命运动相结合。毛泽东曾对“乡村妇女联合会”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指出：“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4]P32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提出，在农民组织中要有妇女委员，以贯彻党的总任务。根据这一指导方针，闽西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妇女部，所属各县普遍建立乡劳动妇女会。中央根据地1930年成立的苏区中央局也设立了妇女部，并在所辖省建立妇女运动委员会，在妇女群众中建立女工农妇代表会。在苏区，中国共产党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土地革命，保卫苏维埃政权，建设根据地，并建立女工、农妇代表会和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妇女群众组织，同时注重训练妇女运动的人才，培养农村妇女干部，为苏区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5］。
（3）社会现实的铸就。
社会、革命环境只是外因，真正使她们走上革命道路，并忠贞不渝的为革命赴汤蹈火的，是她们本身具有的坚强的革命意志，是她们那种为了大家可以舍弃小家，甚至亲生骨肉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她们那种用自己的平凡工作书写对党的赤诚的精神……正如1927 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 “中国的男子, 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 即：……（政权）；……（族权）；……（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 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 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4］P31广大农村妇女没有财产继承权，没有婚姻自主权，没有参与任何社会事务的权利，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非常低，她们受压迫的程度为世界所罕见。 因此，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获得自身的解放，注定妇女较男人有更坚强的革命性，中国妇女必定成为民主革命中的一支巨大力量，甚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力量之一。
二、强烈的求知欲望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妇女的教育背景
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享有在各类学校、各种教育机构或通过其他途径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业务水平的权利［6］P541，属于一项基本的文化教育权利，是公民享受其他权利、得以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在文化和社会权利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公民的受教育水平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也是决定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封建制度下并不是每个公民都可以接受教育的。长期以来，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一直以来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地位卑微，不得不恪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她们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 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在革命战争中，由于妇女文化水平低，她们一般不能或很难正确的理解党的文件、资料及会议精神，严重地束缚了妇女工作的开展。因此，毛泽东在革命早期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一再强调要解放妇女，提高妇女的素质。提高妇女素质的关键，在于加强对妇女的教育。毛泽东早年在长沙办学和创办自修大学时, 就特别注意吸收女性学生, 并着手培养骨干。1926 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 也吸收了一批女学员, 还规定她们必须进行“妇女地位问题”调查。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毛泽东积极领导根据地的妇女开展扫盲运动，通过办平民夜校、识字班、写识字牌、半日学校、冬学等形式帮助妇女识字、学文化。后来又规定苏区妇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10］
（二）强烈的求知欲望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色政权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中，且大都是文化落后的地方，根据地刚刚建立的时候，农民人口中文盲占了近97%，能识字的妇女更是少之又少。但是，根据地翻身求解放的农村妇女尤其是妇女干部学习热情高涨，求知欲望强，积极参加各种小学、工农扫盲夜校，有的后来成为根据地教育骨干，担任小学与夜校的校长以及教育委员会、识字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根据地的妇女干部不仅自编自印了《革命三字经》、《生产三字经》、《妇女读本》等教材，还相继创办了妇女半日学校、妇女识字班、家庭临时补习班和田间流动训练班，形成了时时处处学习文化知识和学习编织、缝纫、印染等专业技能的社会新风尚，逐渐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妇女人才。
三、完备的人格独立性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严重阻碍妇女解放的历史进程。这种制度剥夺了女子的政治参与权、经济所有权、文化教育权和婚姻自主权，妇女不仅受封建阶级压迫，同时受男性奴役，被迫成为男人随意驱遣的生殖机器、丈夫的私有财产、家庭的奴隶，在社会中遭受歧视，在政治、经济、教育、婚姻和社会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地位。只有彻底斩断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极大绳索”的束缚，推翻封建制度，中国的妇女才能获得彻底解放。
井冈山斗争时期，广大妇女同胞对社会制度进行了坚决抗争。在婚姻上，她们敢于打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传统，敢于挑战“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贞操观念，敢于改变讲究封建等第和门当户对的旧式婚姻制度，大力倡导“恋爱神圣”和“婚姻自由”，勇于追求妇女自身婚姻的解放。例如陈正人与彭儒的爱情，王展程与段子英的爱情，她们都是自由恋爱并相伴一生的，他们都是践行以恋爱为核心婚姻自由的鲜活例证。
在生活上，原来妇女因为经济上不独立，一直处于对男人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并因此成为男人的附庸和私有财产的一部分，进而对男人形成政治文化依附和身心的自觉依附，最终丧失了自身的独立人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激发了中国妇女尤其是广大农村妇女挑战封建“夫权”、“族权”的勇气。她们走出闺房、厨房，不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强劳动技能和才干，积极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和根据地的劳动生产，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伴随着广大妇女经济上的独立，她们开始逐步获得“财产继承权”、“土地权”、“婚姻自由权”、“受教育权”和“参加各种社会事务”等权利，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人格独立性。
这一时期，妇女干部领导妇女解放运动较之于以前，无论是在量上还是质上，都有了巨大的突破，她们自身解放的内容由仅仅局限于反对旧礼教，进一步的全面发展。妇女积极走出家庭，平等地参与社会活动，提出与男子在法律上平等、平等参政权等主张，并积极投身于革命，将自身的解放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联系起来。正是她们那种敢于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精神，才真正使她们获得了自己解救自己的“尚方宝剑”，使她们真正明白世上并没有“救世主”，妇女也不是天生的就应该受到“三纲五常”的束缚，应该拥有同男人一样的权利。
总之，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中国革命道路转变的革命背景下，广大农村妇女尤其是妇女干部在党的动员和领导下，积极追求自身合法权益和自身解放，在革命中表现出了“坚强的革命性”、“ 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完备的人格独立性”三种显著特性，并贯穿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全过程，从而推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深入开展，加快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步伐。○
参考文献：
［1］陈干群:从井冈山走来的女英才曾志［J］.北京:炎黄春秋，1998（9）.
［2］李蕊珍:井冈山著名红军女战士［J］.上海：上海党史与党建，1995（2）.
［3］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刘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2007。
［6］李步云:宪法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7］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