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问题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也是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问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扮演了“萧何”的角色。农民问题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也是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问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扮演了“萧何”的角色。立足这一角色，重点阐述农民问题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萧何”；农民问题；国共合作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2-0203-02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一个著名的典故，讲的是发生在秦末汉初的故事，意在描述汉初名相萧何的卓越功勋和重要地位，后来人们常以此来比喻成败都出于同一个人或同一事。如果把这一典故借用于两千年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农民问题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也是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问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扮演了“萧何”的角色。本文立足这一角色，重点阐述农民问题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内在关系。
关于农民问题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内在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本文认为，这一内在关系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认识上的共鸣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观，虽是基于不同党派、不同阶级的历史和现实的产物，但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诸多共鸣。
首先，关于农民的革命性质问题。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晚年的孙中山改变了早期那种认为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华侨、留学生、会党和新军的观点，开始把农民视作革命的依靠力量；动员工农参加革命，对孙中山有着越来越大的吸引力。而作为中共早期为数不多的农民问题专家和农民运动领导人，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性质一直都有着较高的认识，他在中共三大上关于农民性质的论断足以证明。
其次，关于农民的革命作用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夕，孙中山就已经把农民的作用与革命的成败联系了起来，他说：“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孙中山对农民作用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孙中山的这一认识与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重视农民运动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
再次，关于对农民的争取方式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夕，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认识到要争取到农民的支持和对革命的参与，唯有给农民分得土地；只要让农民拥有了土地，农民的革命热情和革命作用就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尽管国共两党在有关农民取得土地的方式上差别较大，但是对土地在争取农民的过程中的作用所形成的认识则大同小异。
总之，随着农民问题地位和作用的不断上升，国共两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并且对农民的革命性、农民的作用以及争取农民的方式等问题的认识上都有了共鸣。这些共鸣大大有利于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契合，并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二、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政策上的呼应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农民政策上的呼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如何对待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与如何对待农民的土地要求。
首先，关于如何对待列宁和共产国际在农民问题上的帮助和指导问题。在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观点上，国共双方的态度不约而同。国共两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与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会议上，列宁就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都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并指出解决农民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远东会议，国共双方均应邀派出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根据列宁的上述论断，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讨论了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和同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的政策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应。
其次，关于如何对待农民的土地要求问题。在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上，国共双方的立场观点不谋而合。合作之前的国民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深受孙中山的影响。尽管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不赞成“夺富人之田为己有”，但其“平均地权”的思想却是要“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其实质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纲领”。这种思想主导下的国民党农民问题政策，虽然体现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意志，并以开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主观目的，但这些政策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并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中共三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农民决议案》等，不仅就农民的土地问题提出了要求，如：“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陋规”，“规定限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同时，中共内部一些先行者也开始在实践上摸索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如毛泽东、沈定一(玄庐)、彭湃、刘东轩、谢怀德等，分别在不同地方组织和开展起农民运动。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和“耕地农有”呼声的高涨，国共两党都认识到了双方农民政策的诸多共同点，如重视农民的土地要求，分给农民土地、限制地主的权利等。国共两党的农民政策虽不尽相同，但却都充分体现和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因而更能赢得农民的信任与支持。
正是在这些政策的不断推行下，国共两党之间围绕农民问题产生了呼应，而且这一呼应对国共双方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农民政策以便更好地团结和领导农民开展革命运动都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三、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行动上的互求
如上所述，随着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认识上的共鸣的增加和在农民问题政策上的呼应的加强，作为当时中国的两个皆欲有所作为的政党，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上开展行动时就有了更多的互求。
首先，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成熟了起来。在中共三大上首倡开展农民运动的毛泽东，经过自己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认知，进而更加明确地形成了“中国革命的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光辉思想。中共对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不仅使自身获得了参与革命的主动权，而且还赢得了中国农民的普遍信任和广泛支持，共产党的声望大大增强。这在客观上大大有利于中共与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即国民党开展合作。
其次，中国国民党对农民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作为资产阶级政党，基于其这一政党性质和利益要求，在根本上是不可能也不愿意采取彻底的方式即革命的手段来完全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但是，要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进而发展资本主义，农民问题又的确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由于中共的农民政策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获得了国民党所无法取得的成功。因此，这就使得国民党在农民问题上不得不有求于中共。这样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有了可能。
总之，国共两党都意识到自身在中国革命过程之中的优势，而要想实现优势互补、壮大革命力量，则只有展开深度合作。因此，与其说是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互求，倒不如说是两党在中国革命中关于农民问题而进行的有可能的绝佳配合。但无论如何，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却都在增加着中国革命力量走向壮大的砝码，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国共合作的方向倾斜。
历史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犹如汪洋大海的农业国度里，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离开了广大农民的参与；离开了农民的参与，任何党派任何形式的运动都将以失败告终。农民的斗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更是中国革命夺取根本胜利的重要力量。五四之后，农民问题的性质、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这就注定了农民问题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必将承担不可替代的角色。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实现，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农民问题上的一系列共识和互动；如果没有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共鸣，也就很难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局面，后期国共关系的破裂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的“萧何”，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不论是对历史、现实还是对将来的中国而言，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深远的意义。
责任编辑 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