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发展方式的转变，谁也无法否认，“新经济”所担负的使命，如今愈发艰巨。
全球金融危机使出口导向型经济走到尽头，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旧有经济发展模式弊端也日益凸显。就政策转向的重点而言，难怪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建议“鼓励内供或远胜鼓励内需”。“鼓励内供”即鼓励私营的工业转向为供给国内的市场而产出。
新经济的发展障碍值得深究。其中一点恐怕在于，执掌“旧经济”的传统权力部门往往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追求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也给社会的公正与安定埋下了隐患。其背后，正是传统发展观和不合理制度的扭曲所致。
对中国新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内在逻辑，被认为“最早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刘福垣教授，见解可谓独到。
发展核心是“变人”
以人为本的发展现，概括为科学发展观后，理应把人视为发展的本体。这些年来为什么成了“增长观”呢?
朱敏：在通常的认识当中，往往将“新经济”强调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不过，从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高度来看，我认为，“新经济”更应该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而新的发展方式，对应的是一种新的发展观。
刘福垣：看事物要通过社会矛盾找到内在矛盾。因为事物本身都有两面性，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然而，根据这个性质无法给中国定位，因为在任何社会形态里，生产不足总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无法解决。所以，到中共十五大、十六大还强调这个矛盾是不合适的。
早在2003年，中央要求转变发展观，但现实中对矛盾的错误认识使之无法实现。因为发展就是矛盾的转化，解决主要的矛盾的过程就是发展，而中国总是抓不住主要矛盾，最后把“增长”当成了发展。现在所说的转变发展方式，其实还是转变增长方式，它没有解决真正的发展问题。
朱敏：如果错把“增长”当成了发展，那么，所谓发展观岂不也只是单一的“增长观”?
刘福垣：特别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现在概括为科学发展观后，理应把人视为发展的本体，然而，这些年来为什么成了“增长观”呢?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是对的，关键是：发展是什么?硬在哪儿?我们发展生产力、生产方式，核心是变人。以前政府是搞了“以物为本”的发展观，现在必须要转到“以人为本”上来，就是要改变人们的分工角色、社会地位等等，核心是变人。
朱敏：对发展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过去我们可能太习惯于单一地强调GDP的增长。与此同时，却忽视了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实现。改革开放30年，非要说成就的话。“物”的增长，远远高于“人”的发展。在您看来，抛开“物”的层面，就“人”的角度而言，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刘福垣：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就是非常大的，大在哪儿?大在转变了70％以上的劳动者的分工角色，2.5亿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分工变了。30年最大的失误也是同一个问题：在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解决了分工的2.5亿农民工却没有转变社会身份，相当于“半发展”。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5000多元，其中59％以上都不是农民收入：53％是打工收入，3％～5％的是中央的转移支付，依靠土地收入不到41％。一个人的主要劳动时间，主要劳动收入不在农业，你还能说它是农民吗?
30年最大的成就是瓦解了农民阶级，打垮了小农经济。但是，战略失误是以物为本，没有随着人们分工角色的转变，来及时地转变人们的社会身份，没有隔断已成产业工人的农民和土地的传统关系，等于发展了一个双手互博的错误：一只手拉，一只手拽。每年一个“一号文件”，一下就拨几千亿元支农，本来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其实际上是副作用，是把农民往回拽的作用，还是解决不了它的身份。应该把这些钱花在转变农民身份上。
朱敏：您所说的这种“双手互搏”，其具体后果是什么?
刘福垣，就是发展成了两难的境地，从而，农村成了老少妇幼留守地，农业成了副业，农民成了流民。当然，这是工业化过程必经的过程，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但是人家的问题很快解决了，而我们的土地变成承包期长期不变，再加上“一号文件”的补贴，农民的收入增长只能靠政策，这样就把农民变成了“植物人”。如果能够及时转变身份，给其居住权、教育权、医疗权，变成城市人口，农业马上就实现规模经营了。如果加速城市化，则自留地、行政村、宅基地能被夷为平地变成农场，就不需要18亿亩的红线了，而且真正农场化可能增加到21亿亩。
朱敏：可惜现在我们有些地方的做法，似乎不是在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更像是在增加农村规模建筑。像山东、河南这些地方。一个村挨着一个村，隔500米就是一个村。
刘福垣：是啊，现在村村都要这样搞“新农村”，已经搞走样了。如今工业是上去了，但是没“化”，“化”是工业向城市集中，商业、服务业向城市集中，把什么化成什么要搞清楚。现在所谓的四化(市场化、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化——现代化。工业化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城市化是空间结构的现代化，市场化是交换关系的现代化，三个化一起发展才是现代化。而我们现在分开了，上几个工业项目叫工业化，在城市搞些建筑叫城市化，搞些物流叫市场化，如果一起进行就不会出现内外失衡，现在失衡到什么程度?工业上去了以后，城市没有出来，工业创造供给，城市是创造需求的，而我们却大量依赖出口，把外国的城市当作自己的城市，是内供和内需完全脱节。
这些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的后果。如果一体化发展，企业就不会完全依赖出口，由于城市没有供给，产品只能送礼给人家。
朱敏：于是，出现了金融危机之下传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走到尽头的局面。张五常也提出：鼓励内供远胜于鼓励内需。强调的是对内生产，生产面向本国的需求品。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大家不需要，而是很多人买不到合乎自己消费能力的好东西。
刘福垣：正是大家没钱买和不敢买，逼着我们的企业出口，成为外供。没有内需就没有内供，当然就必须解决国内的消费水平问题，有社会保障让老百姓敢消费，实现农民社会身份的转变，使之敢在城市消费。
咱们的问题是没有抓住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即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的矛盾。我们只是照搬人家的东西，特别是统计局的数据，只能是冷热胀缩，高于8％就热，低于8％就冷，低于3％就缩，高于3％就胀，完全是按发达国家运行的角度衡量。如果时刻记住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消灭小生产方式，工业化就是“化”掉小生产方式，城市化就是“化”掉农村人口，市场化是改变农民的生产身份，才能把握住中国发展的主要矛盾。
理性辨析发展阶段
社会结构严重落后于经济结构，从而使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杂交、嫁
接，形成了极为扭曲的分配关系
朱敏：发展观的落地。从根本上还有赖于制度上的改革。比方说。现在的干部考核指标主要还是生产总值和税收。不卖地怎么办?
刘福垣：没错，税制也得改变。财政包干制度和增值税的现状使得地方必须循规蹈矩，必须得上重化工，必须是高投入，其中重化工在安装期间就已经收税了，税多就可以干别的事。于是，地方政府就想办法卖地，如果卖不了好价钱，恨不得请来炒房团炒作。这种情况下谁当地方官，科学发展观也只是说说而已。吏制和税制是指挥棒啊，一个是升官的指挥棒，一个是现实利益的指挥棒。于是，科学发展观成了一个筐。说是增长，其实没搞清楚发展实质。实质就是以人为本，转变身份而不是户口本。
朱敏：不在制度安排上调整和设计，再好的理念也只能流于口号。这也是目前社会经济现实当中，痼疾难除甚至愈发恶化的真正软肋。
刘福垣：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相当于资本主义正在封建的胎胞里发育，还没突破封建主义的外壳。咱们的封建主义占很大比重，按要素分配还没有成为主体分配方式，我们按权力分配还占很大的比重，这个阶段必然出现失衡的情况。必须把这个过程缩短，加大发展的步伐，蛋糕重新分配是个较力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阶段，现代生产方式正在代替传统小生产方式，传统的社会结构正在向现代的社会结构转变。这种转变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推动发展就是推动这种转变。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化过程，而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却把它们人为地割裂开来，使社会结构严重落后于经济结构，从而使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杂交、嫁接，形成了极为扭曲的分配关系。
朱敏：既有按权力分配，也有按要素分配?
刘福垣：对!这种非驴非马的经济关系仅仅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难以有所突破，人为地延长了原始积累的阵痛。
朱敏：以您的观察来看，这种市场经济原始积累阶段的阵痛还会延长到什么时候?
刘福垣：实际上，自从进入本世纪以来，以物为本、以GDP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向反面，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拉动生产方式转化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经济社会两层皮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近20多年来，以物为本的发展方式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保护小农经济、阻碍农民社会身份转变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朱敏：在这一转变过程当中，“三农”问题为什么会越来越成为所谓的重中之重?
刘福垣：因为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用财政资金保护小农经济的力度越来越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工业化、市场化的拉动力量，严重阻碍了农民社会身份的转变和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愈演愈烈的农工潮与农工荒一再告诫我们，中国早应从经济增长拉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向社会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方式转变了。由于分配机制、社会结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让位于以社会发展为中心，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其逻辑重音在协调、和谐上。
为了做大蛋糕而做大蛋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少数人、外国人做大蛋糕了。这种局面再不改变，已经难以做大了，甚至快要做不成蛋糕了。因此，目前已经到了这样一种转折关头，只有合理分配蛋糕，才能进一步做大做好蛋糕。
朱敏：许多人将今年的“一号文件”称为“抽水政策”。
刘福垣：花了大笔钱盖房子，完事没人住，农民买建材还给补贴，等于鼓励资源浪费。应该是赶紧移民并村，农村的村址在哪儿?顶多在乡政府所在地，或者县城，新农村的村民是谁?一定是未来的农场主。
朱敏：现行户籍制度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刘福垣：最主要的问题是城乡分治。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却分成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等。由于我们城乡的差距这么大，拥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人得到的国民待遇相差很大。
实际上，现在这种户籍制度是一种身份制度，按地域和职业来划分户口，就把人的身份区别化了，使公民分成了不同等级。特别是2.5亿的农民工承担了当代产业工人的职能，创造的GDP超过50％，但他们还背着农民的身份，这个必须得改变。造成分工和身份分裂的户籍制度的存在，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社会结构没有最后形成。现在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取消这种以社会分工和地域来区别人们身份的户籍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户口的变化，更是社会分工和社会身份的变化。
朱敏：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以您的理解会有哪些?
刘福垣：从技术上讲，户籍改革没有什么困难，难就难在工业品和总工业品的分配制度。现在医疗、教育、住宅等由政府负担的社会保障部分，城里人得到的多，农村人得到的少甚至很少。如果大家都是同一种户口，就应该获得同样的国民待遇。这深层次地反映了财政分配体制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加速人口城市化，着眼点不是户籍账面登记的变化，而是财政分配体制的变化，是全体国民的公民化过程。现在我们既有享受特权的公民，又有没享受到国民待遇的公民，要统一按照市场经济，按照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来重新塑造社会结构，使大家的社会身份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社会保障与分配制度
不要在收入水平上做文章，要从收入机制上下功夫。看你多了拿掉些，看他少了补一点，这不是长远办法
朱敏：我们不妨再以社会保障体系为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保体系做出了框架性设计，但某些部门至今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使该方案由于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未能实现。那么。遏制部门利益，究竟需要建立起一套怎样的制约机制，防止改革目标在实践中“南辕北辙”?
刘福垣：我的主张是步到位全覆盖、高保障度，建立全民所有的保障制度。“一高全通”，不要做账号。现在做的账号是商业保险，强制储蓄，金融运作，这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产品。但是，中国有自身的实际。全民共有资产占总资产的大部分，目前估计至少不少于300万亿人民币，利息部分、租金部分能达到6万亿，要正真搞社会保障3万亿就够了，3万亿对政府绰绰有余啊。
现在的社会保障是等级制度分配方法，其实，理应按需分配、目标分配。比如，北京低保1000元，但是你有800元，政府只能补贴200元；你有200元，政府补贴800元：假如你没有收入，政府全额补贴：你富裕一分都不该给。按需分配，就是把你自己的钱和国家的钱结合在一起。现在有的干部家里几百万，还照样到单位拿补贴，这样是不行的。现在离退休的干部和职工已经
支出7000多亿，但是许多是不该拿的拿了，该拿的没拿着。
比如，一些百万富翁就不要再向国家伸手要钱了，你没有的时候，政府保障你的生活，但是你有钱了政府不能再管。而一些贫困地区根本拿不出钱来，比如苏北属于富省穷地区，这种背景下必须全国统一分配，顶多差别在物价指数。不能差别对待，要一视同仁。
按需分配的前提是，申请社会保障的公民必须进行财产申报，因为开着轿车领低保的人相当多啊。要是作假就罚；要是不申报，说明你不缺钱啊。
朱敏：钱要花在刀刃上，才能解决医疗、教育、住房、社保这“四座大山”的问题。以住房为例，究竟如何从制度安排上予以合理革新?
刘福垣：房地产业泡沫产生的根源在于流通体制。其中，房地产土地批租制度是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目前出现诸多问题的原因之一；要解决房价过高问题，必须对现有不合理的房地产政策进行改革。
现在所谓房价实际上是三个产品的价格，三个产权主体的东西联体流通。首先，70年批租地，这个地是全民的；第二块，配套费，这个是政府的，应该来自于税：第三块，平均利润。让大家一次买三个东西，所以房价贵，为什么不能产权主体分离，租税费分流呢。
土地不是私人的，也不是政府的，而是全民的财产，所谓地价其实就是70年的地租：公共品的产权是政府的，公共品的价格是指目前房价中的税和配套费，实际上是70年的消费税和资产税；商品房的价格是指建房成本加平均利润，它的产权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政府的，还可以是全民的。本应该产权主体分立，土地、公共品和商品房分体流通。但是，现在三个产权主体不同的东西都是一次性出售，租、价、税合流。
政府应该发展租赁市场。租不起房屋的政府补贴，产业工人根本不要买房子，挣到利润的人才买房子，才批复贷款，房价再高也不用管。政府只管租不起房子的人，政府要当最大的房东，量身打造50～60平米的住房。属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给予补贴。要按照新的科学发展观制定住房产业政策。
中国整个房地产热是一种虚热，要调整结构，改善我们房地产投资结构和投资空间。其中，必须避免我们近20年来所犯的两个战略性失误：一是土地批租，二是以售为主。这两大措施提高了城市的门槛，抑制了城市化的进程。
朱敏：寄予厚望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2010年初由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却遭到”退回修改”。然而，一系列校园血案再次证明贫富极端分化是导致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诱因。您认为推动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的阻力是什么?
刘福垣：不要在收入水平上做文章，要从收入机制上下功夫。我们现在的矛盾是，看你多了拿掉些，看他少了补一点，这不是长远办法。必须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是真正地按要素分配。按要素分配是公平效率统一的分配机制。现在我们的分配机制过大的那部分都不是按要素分配，是按权力的分配方式，是巧取豪夺造成的，真正的按要素分配还没形成主题。
朱敏：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刘福垣：第一，先解决产权问题，就是先解决生产条件的分配，使人们机会平等。因此，公有资产的产权在“十二五”期间必须明确，现在公有资产具体多少无从而知，官员个人财产做不到申报，公有资产总该申报吧?以什么形态存在，在谁手中控制，是不是有偿使用，租和息的收入是多少?这些问题应该搞清楚。叶利钦当年分了，我们没有分，那么就应该公开透明，全民都知晓。
现在，土地是全民的，却成了政府的，土地当税来用，这是违背宪法的行为。政府为纳税人服务只能动税，不能动租。租是全民的产权，你要用必须通过立法，把租变成税才能用。
第二，根据产权，建立社会保障。全世界搞市场经济，劳动者是一无所有，俾斯麦出台了商业保险，个人扣8％，老板扣20％，它的前提是员工一无所有，要负责他的养老工伤等等保障。我们国家的工人表面是一无所有，实际上是公有资产的主人之一，是生来带有社会保障的，如果再扣28％，等于变相剥夺了全体公民对公有资产的所有权。
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推翻四座大山，才有工资分配，因为你没有社会保障，在老板面前没有谈判的余地。政府规定最低工资1000元，老板给你800元，你干吗?不干走人，所以《劳动合同法》作用何在?因为劳动力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这是市场形成的，不是政府的事情，不要去定最低工资。基本工资假如是1500元，市场工资假如是1000元，政府补贴500元。要从落实工人对公有资产的产权和社会公平解决，经济公平是市场的事情。
咱们的分配制度，按要素分配和按需分配相结合，经济领域按要素分配，社会领域按需分配。这个按需就是目标补贴。但是，对于劳动者也不能胃口调得太高，像欧洲一样，失去劳动的积极性，我们还是要坚持不劳动没收入的原则，绝不能坐吃保障。
第三，杜绝封建主义分配体制，取消权力分配。其中，地租不能落于私人手中，改变70年的批租为年租制，按年收土地地租，然后根据城市房产价格的变动，改变地租。从社会公平推到经济公平，一开始就经济公平没法弄。我们国家的特殊政策不能变成优惠政策，对一个地区的扶持特殊政策，不能变成对一部分人的优惠政策。
全面落实“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理顺分配关系、转变人们的社会身份，加速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调整，推进城市化进程
朱敏：不能再以GDP为国民经济发展运行的主要考核指标。而是以人们社会身份转变的进度为主要考核指标。那么。究竟如何科学理解以人为本?
刘福垣：应该说，新的发展方式应以人为本、理顺分配关系、转变人们的社会身份，加速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调整，推进城市化进程。简单概括这个发展方式，就是以人为本。即，把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体，把人们社会身份的变化当作发展，实现人们社会身份的现代化。劳动者进入现代生产方式体系，获得了按要素分配的权利，享受到与现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国民待遇，摒弃人身依附关系，杜绝超经济剥削，这就是社会身份的现代化。实现了这种转变的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重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率。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率就是人口城市化率。当前，我们需要采取的战略措施就是在失业、养老、医疗、教育和住宅等方面废除封建色彩浓厚的等级制度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强制储蓄、商业保险制度，利用中国特色建立起全覆盖、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目标补贴、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调整社会结构，为空间结构的调整即城市化奠定制度基础。
朱敏：不过，目前有不少对以人为本的解读，似乎还只是简单停留在人是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上，流于庸俗的工具论了。
刘福垣：我们把以人为本作为一种发展方式，应该直指发展的本质、发展的核心，落实了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本体论，即人是发展的本体，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本质都是“化人”，都是人的现代化。这就与工具论和目的论等浅薄的人本观念划清了界限。发展方式转变内涵虽十分丰富，但我们可以简单明确地概括为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
朱敏：在您心中，除了理念上厘清真伪发展观，有没有更为具体清晰的科学发展路线图?
刘福垣：基于以人为本的思路推动发展，可确保现代化、经济和社会一体化，不会再是两层皮。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就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身份，改变了人们的存在，改变了人们的本质。而人们最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就是人们的劳动分配关系，在当前理顺人们的劳动分配关系，就是要真正实现按要素分配、等价交换、同工同酬、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理顺了分配关系，摒弃了权力分配和超经济剥削，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人们的消费就会正常化，由正常消费拉动的GDP不仅增长的速度不会慢，增长的质量也会逐步提高。
转变了发展观，才能转变发展方式。只有真正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才能实现发展方式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变人，还是变物，这是两种发展观、两种发展方式的根本区别。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为解决主要矛盾服务的，在人与自然矛盾的紧迫性大于人与人矛盾的时候，为了解决生存危机，采取了以物为本的发展方式，虽然不够科学，但无大错。但是，在整体上解决了生存危机之后，人与人的矛盾，即社会内部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分配严重不公，负发展现象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还继续坚持以物为本，陷入GDP拜物教不能自拔，就大错特错了。所以，采取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从理顺人们的分配关系着手，推动人们社会身份的现代化，已经刻不容缓了。
朱敏：就此意义上，目前的当务之急，或者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是什么?
刘福垣：是落实巨额全民共有资产的产权，使利息和租金真正归全民所有，充分利用这个中国现实，一步到位建立纳入中央财政预算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宁可一个楼不盖，一条路不修，也要确保以社会保障为主体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开支。在此基础上，全面实行等价交换、同工同酬、按要素分配原则，摒弃权力分配、超经济剥削。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这不是民生问题，而是民权问题、生产关系问题：这不是转变GDP的增长方式，而是转变发展方式；这不是仅仅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而是转变经济社会整体上的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