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20年代初期，少年中国学会中开展了一场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吸引了国内外诸多知识分子的参与。讨论的文章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刊《少年中国》上完整呈现。其中有批判宗教的言论，也有对于宗教批判的批评。在讨论过程中，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也被参与者引用其中，增添了讨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讨论的实质是对外来文化的一次理性反思，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宗教问题。随着社会形势发展，讨论中的政治因素日益增加，最终推动了“非基督教运动”的发生。
关键词：少年中国学会 宗教讨论 《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国内出现的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社团，该会从1919年到1925年，前后存在了6年多的时间。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后，其成员致力于“研究学术，评论社会，鼓吹青年”的工作，并就许多关系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思想文化及政治问题展开讨论。1920年4月28日，少年中国学会法国分会的成员曾琦致信学会评议部询问“凡有宗教上信仰之人，是否绝对不得介绍加入，抑或仍依信教自由之旨，但以合格为限”。评议部经过讨论，作出了“有宗教信仰者不得入会”这一决议。此项决议一经发布，即受到了田汉等会员的的强烈反对。田汉曾致信学会成员曾慕韩，在信中认为评议部所作的决议“如此草率而武断，思之不能不愤慨。”他在信中提到，他本计划好介绍他的好友张涤非入会，但张涤非在得知学会对于宗教限制的决议后改变了主意，认为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专制国，不独信教自由没有，并信仰自由都没有。”不愿再加入学会[1]。田汉认为评议部所作的决定是极不明智的，将会排斥很多具有宗教信仰但怀有远见卓识的同仁入会。他在信中以自身人格为张涤非担保，要求评议部取消关于限制宗教信仰者入会的规定，如果张涤非不能入会，他表示也将自行退会以示不满。
一、讨论中对宗教的批判
20世纪20年代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余波未平，民主科学观念渐入人心，社会主义传播渐广。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深入，基督教在华势力有了明显的发展，刺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逐渐高涨。在此情境下，对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进行批判成为社会一大思想潮流。《少年中国》宗教问题号特刊中就登载了很多主张反教的文章和讲稿。主要代表人物有王星拱、李石曾、恽代英、李璜、李达、周太玄、李思纯等人。综合来说，这些知识分子撰写的反教文章和讲稿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对宗教进行批判。
其一，从自然科学角度出发，强调宗教与科学相冲突，提倡科学反对宗教。
其二，从主知主义出发，主张知识万能而非上帝万能。
其三，从发展观的角度出发，批判宗教的知识分子认为宗教代表着滞后与束缚。
为解决宗教去除后人们的精神需求，反教的知识分子们响应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提出以美术代替宗教的主张。
二、讨论中对宗教的辩解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处于社会和政治转型期，加之经过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思想界呈现出一种多元信仰和理念共存的氛围。在反对宗教的思潮兴起的同时，也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反对意见。试图为宗教进行辩解，阐述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的讨论中持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梁漱溟、刘伯明和周作人等。
梁漱溟的文章中对于宗教的论述根基于他所研究的印度宗教传统与表征。梁漱溟认为“于宗教进行评说首先要明白宗教究竟是何物。绝不应明确的‘宗教’观念未得到，便胡乱评断什么宗教的存废”。
刘伯明响应梁漱溟的看法，认为真正有存在价值的宗教当为佛教。因为它最接近宗教的本质，可以帮助人们超脱现实的痛苦。人心的趋向一定有一种精神的根据，不是通过盲目的自然势力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作为与人精神沟通的桥梁，是不能够被废除的。”[2]
周作人在其文章《宗教问题》中着力论述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他认为宗教与文学具有很大的关系，“文学总是创造的、情感的与分析的、理智的科学实在不能互相调和。宗教也是情感的产物，与文学相类。
三、西方学者观点的引入
少年中国学会的讨论不仅吸引了众多的中国学者，也引起了一些外国学者的兴趣。在讨论期间，恰逢罗素在中国讲学，少年中国学会便向罗素发出了邀请，罗素接受了邀请并进行讲演，详细论述了其反对宗教的观点。
罗素将宗教分为两类：一个是制度的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它是为谋社会的安宁，从社会方面着想的，对社会中的制度很有影响；一个是个人的宗教（individual religion），它是为了个人谋福利，仅是从个体着想的。
罗素的结论是“因为自然界独立于人，因为不可知，就来凭空捏造神话鬼怪，不如切实研求真理，使自己的本心也能得以妥帖，对于人类也可以尽些应当的义务，比死守教条迷信上帝要好的多。”[3]
除罗素之外，巴黎大学中国史教授拉格内，社会学教授布格以及小说家巴比斯等国外学者，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参加讨论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为这场极具意义的观点交锋助力添彩。
四、讨论向政治性的转变
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渐紧张，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愈加猖獗，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兴起，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也出现了从学理性向政治性转变的趋势。暂且不论参加讨论的知识分子，在观点交锋的过程中，个人的思想是否有所转变，仅从《少年中国》杂志所刊载的文章中就可以直观的看出，讨论的政治色彩渐浓以及少年中国学会对宗教问题的看法逐渐具有了倾向性。
同时在《少年中国》杂志上登载的文章也愈发具有渐浓的政治色彩，李思纯的文章《宗教问题杂评》带有十分明显的宣传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4]。在这篇文章中，李思纯阐述了“原始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认为自马克思以来，社会主义“已具科学的性质，宗教的社会主义早已不存在。凡社会主义者，都高标反对宗教的旗帜，宗教与社会主义，有不并容之势。”乃至当时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李璜都在批判宗教的同时，也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旗号[5]。
由此可见，少年中国会所进行的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虽说其被规定在学理性探讨的范围内，然而谈及宗教就必与西方势力相连，向政治性的发展趋势就无可避变。
参考文献：
[1]田汉：《少年中国与宗教问题》，《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第57页。
[2]刘伯明：《宗教哲学》，《少年中国》，第2卷第11期，1921年5月，第1-5页。
[3]章廷谦记：《罗素先生的讲演》，《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1921年2月，第36-42页。
[4]恽代英：《我的宗教观》，《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1921年2月，第56-57页。
[5]李思纯：《宗教问题杂评》，《少年中国》，第3卷第1期，1921年8月，第71页
作者简介：靳晓萌（1991.4.3-），女，汉族，河北安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历史学，博物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