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不如说他是一个‘现象’。” 舍斯托夫认为：“罗赞诺夫是俄国当时最杰出的哲人。” 相反，索洛维约夫称其为俄国思想界的犹杜什卡。托洛茨基则谩骂罗赞诺夫是一个败类、懦夫、寄食者、马屁精。梅烈日科夫斯基甚至直言道，罗赞诺夫的无耻丑陋行为比任何人都多。当时的宗教界人士因其主张“性的宗教”，而称其为“异教徒”“淫棍”。正是这些相悖的评价使人们更想了解罗赞诺夫的个性、创作及思想。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罗赞诺夫（В.В.Розанов，1856—1919），俄国白银时代的思想家、宗教哲学家、文学批评家、作家。罗赞诺夫生于伏尔加河流域的科斯特罗马省维特鲁加市一个小市民家庭，在科斯特罗马省度过了整个青年时期。因父母早逝，由长兄将其抚养长大，哥哥尼古拉就像是他的父亲。罗赞诺夫曾在辛比尔斯克中学学习，在这里他度过了疯狂的求知期，这段时间读的书比一生中任何时期读的书都要多。罗赞诺夫有三个故乡：科斯特罗马是其身体上的故乡，辛比尔斯克当之无愧是其精神上的故乡，叶列茨则是其在道德上进行孜孜求索的故乡。罗赞诺夫在《隐居》中说过：“在我们的屋子里不曾有过微笑、不曾有过爱。”他也曾用“我从一片荒漠中走来”描述自己的童年。总体来看，罗赞诺夫的童年是忧伤的、孤独的。
1878年，罗赞诺夫初中毕业后，考入莫斯科大学学习历史语文专业。大学期间，他听了谢·米·索洛维约夫、弗·奥·克柳切夫斯基、费·叶·科尔什等著名学者的课，还获得了阿·斯·霍米亚科夫奖学金。这期间，他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在35岁时，他的世界观发生了突变，成为一个走向宗教的“寻神者”。1880年大学毕业后，他在外省（布良斯克、叶列茨、别雷）初中任史地课老师，前后长达11年。实际上，他对这份工作一点兴趣也没有，也没有从事教育工作的天赋，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已。
罗赞诺夫大学毕业后娶了当时已经40岁的阿波莉娜丽娅·苏斯洛娃。这次婚姻极其不幸，阿波莉娜丽娅性格冷漠、高傲，对年少柔弱的罗赞诺夫百般刁难。阿波莉娜丽娅与罗赞诺夫在一起生活了大约三年就另投他怀，与此同时却卑鄙地拒绝与罗赞诺夫离婚。1888年，在与阿波莉娜丽娅分居多年后，罗赞诺夫在叶列茨邂逅了神父的遗孀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夫娜·布嘉林娜。他们彼此欣赏，于1891年秘密举行了婚礼，但他们所生的六个孩子：大女儿娜佳（因患脑膜炎，出生不久就夭折了）、二女儿丹尼雅、三女儿维拉、四女儿瓦丽雅、小儿子瓦夏、五女儿娜佳，却均属“非婚生子”。因为阿波莉娜丽娅从中作梗，拒绝与罗赞诺夫离婚，在法律上她依然是罗赞诺夫的合法妻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罗赞诺夫的第二次非正式婚姻十分幸福，幸福指数与第一次婚姻的不幸指数相当，罗赞诺夫常常称瓦尔瓦拉为“我的朋友”，将瓦尔瓦拉比作纯净的水。被“水”滋润的罗赞诺夫终于将家庭视为“自己生命的一座圣殿”，但由于不能正式娶瓦尔瓦拉为妻，他又痛苦至极，而这恰恰促使其创作出大量思考性、家庭以及婚姻问题的杰作。
罗赞诺夫创作的第一阶段为1886年至1889年。1886年，罗赞诺夫的处女作《论理解：对作为一种完整知识的科学之本质、界线和内部结构的研究》出版， 但并未得到多数人的认可。正是这次哲学尝试的挫败成为其一生成功的转捩点，他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巨大转向，由严谨的哲学论述转向非理性的、非体系性的随笔风格。1889年，罗赞诺夫遇到了自己人生的伯乐——斯拉夫派著名批评家尼·尼·斯特拉霍夫（1828—1896），他与斯特拉霍夫志同道合。1891年，罗赞诺夫的成名之作《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问世，这部著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书从宗教视角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探讨了陀氏创作的矛盾性特征以及关于人的永恒哲学命题，诸如人的存在、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不朽等等。罗赞诺夫成为继索洛维约夫之后，再度从宗教视角研究陀氏创作的第一人。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的第二章是论述果戈理的精彩篇章，罗赞诺夫首次提出果戈理的“非现实主义性”，俄罗斯文学不是对果戈理的继承，而是对果戈理的批判等论点，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罗赞诺夫创作的第二阶段为1890年至1911年。在斯特拉霍夫的帮助下，罗赞诺夫于1893年离开学校来到彼得堡监察机关工作。1899年，罗赞诺夫受主编阿·谢·苏沃林（1834—1912）之邀在《新时代》周刊担任编辑工作，直到1917年该刊停办。苏沃林是个爱才之人，对罗赞诺夫这样的奇才更是宠爱有加。苏沃林准许罗赞诺夫写出其所思所想，只是不能长篇大论在一期杂志中占用过多的篇幅。这种自由与限制的结合，对罗赞诺夫文体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彼得堡文艺界的名流们每逢周日都会聚集在罗赞诺夫的新家讨论各种时髦话题，形成了热闹非凡的“罗赞诺夫家的礼拜天”。1900年，罗赞诺夫与梅烈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一同创建了宗教哲学集会（1907年宗教哲学集会易名为宗教哲学协会，由别尔嘉耶夫任主席），成为当时宗教界和哲学界人士自由讨论教会与文化问题的中心，拉开了神学界与知识界之间的铁幕。这期间，罗赞诺夫发表了《教育的昏暗》（1893）和《箴言与观察》（1894），强烈批判学校的体制，倡导学校应遵循教育的三个原则，即个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统一性原则，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此外，《文学随笔》（1899）汇集了他早期的文学评论文章；《当首领离开的时候》（1910）一书以同情的笔触描述1905—1907年革命时代大众的骚动情绪；《宗教与文化》（1899）和《自然与历史》（1900）则尝试通过教会的宗教性解决社会和哲学问题；《教堂大墙附近》体现了罗赞诺夫对东正教的矛盾态度；《俄罗斯的家庭问题》（1～2卷，1903年）和《在模糊不清与悬而未决的世界里》（1901—1903）是探索教会与家庭、婚姻与性爱以及古代宗教等方面问题的著作；《阴暗的面孔：基督教的形而上学》（1911）和《月光下的人们：基督教的形而上学》（1911）则批判教会禁欲主义，肯定性爱的神圣性，表明罗赞诺夫最终在性问题上与基督教分道扬镳。
罗赞诺夫创作的第三阶段为1912年至1919年。罗赞诺夫的晚年生活很凄惨，沦落到在火车站乞讨、捡烟头，后来又中风卧床不起，更让他痛心的是唯一的儿子瓦夏不幸夭折（瓦夏在被征兵到波兰的途中得伤寒死去）。罗赞诺夫本人曾在《思绪之芽》中发表“天才通常无后”的论断，他没有想到自己倒正成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在穷困潦倒、饥寒交迫之时，许多好友给予了罗赞诺夫援助，高尔基位列其中。这一阶段，罗赞诺夫个性和创作的双重性与多变性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要认清罗赞诺夫的真面目，必须克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罗赞诺夫心理上是亲犹的，而政治上却是反犹的。1913年发生贝利斯案件时，罗赞诺夫同时在立场完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言论截然相反的文章，这一举动遭到俄国知识界的强烈谴责。罗赞诺夫被认为是一个耍两面派的无原则恶棍，遂被革除会籍，开除出宗教哲学协会。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生命的最后，罗赞诺夫经历了深刻的精神危机。他曾否定基督教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因其对东正教和基督的激烈批判而获得“反基督者”的称号，但在生命终结之际，却戏剧性地选择皈依基督教。1919年2月5日，罗赞诺夫的遗体被安葬在谢尔基耶夫巴萨特市（今天的扎戈尔斯克市）切尔尼戈夫斯基隐修院，与对其赞赏有加的哲学家康·列昂季耶夫的坟墓相邻。数年后，隐修院被毁，墓地被掘，变成了无人问津的垃圾场。在罗赞诺夫晚年的创作中，《文学流亡者》（1913）是罗赞诺夫对自我文学道路的思索，《在艺术家中间》（1914）讲述了文学艺术领域中他所倾心的人与事，《东方情调》（1916）展现了他所神往的古代埃及宗教的秘密。罗赞诺夫的晚期著作《隐居》（1912）《死气沉沉》（1913）《转瞬即逝》（1915）《落叶》（1～2卷，1913—1915）《我们当代的启示录》（1917）的体裁独具一格。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称罗赞诺夫的这种体裁为“无情节小说”，英国学者兰伯特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机智的独特的文体”，而我国当代著名文艺家童道明先生则将其称为“无情节随笔日记体散文”，罗赞诺夫因此也获得“叶子”作家的称号。
贫寒的出身、苦难的童年、不幸的婚姻、落魄的晚年，罗赞诺夫的一生充满浓重的悲剧色彩，可谓俄国文化史上一位悲剧式人物。罗赞诺夫与世长辞后，他的女儿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曾请高尔基为父亲写篇回忆特写，当时高尔基表示，他没有勇气为这样一位他最喜爱的、才华横溢的作家，这样一位有时又与自己的内心想法格格不入的思想家撰写回忆录，因为他对罗赞诺夫无法做出准确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