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开始，南社内部发生了一场围绕唐宋诗的争辩，并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人事冲突和分裂。这对于本来已经日渐黯淡的南社是一个巨大打击。这场争论看起来是诗歌趣味之争，很容易让人从文人相轻和社团内部运作机制的角度去解释。但事实上这种争论和冲突的出现，牵连到更为复杂的政治无意识问题。没有理论的想象力，就很难穿透和把握这场事件背后的历史根源和动力。
“政治无意识”出自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同名著作。书中大胆地提出政治视角构成了“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肯定政治无意识就是主张我们从事的这样一种最终的分析，并探索为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的文化制品祛伪的众多途径”（8、11页）。“政治无意识”的概念强调的是历史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对历史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的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26页）。这提供了一个跨越主体与历史—政治之间的意识形态界限，在社会与欲望、政治和美学之间往返的可能性。
如果说唐宋诗之争起源于在诗歌趣味上的不同选择，那么这种差异从一九零四年就开始显露，当时诗坛上流行的是“同光体”、“西昆体”，对宋诗的学习和模仿成为诗坛主流。但在南社的高旭眼里，这些不过是“鸦鸣蝉噪”，失去了对“雅”之传统的自觉，中止了与世界的开放性关系。一九零九年宁调元为南社作《南社诗序》时，明确表明自己不喜宋诗的诗歌趣味：“余选古近诗，至宋明尝略而弗录。其持论曰：诗运降戾，爰兹历年几千，代有迁移。温厚以则，宋以前也；纤丽以淫，唐以后也。且五言际宋梁，犹七律之际晚唐，衰递以渐。学汉魏不能，或犹类唐；学宋明不能，将蔑所似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南社即将成立之际为南社计划编辑诗选所作的序，发表在报刊上，带有某种宗旨说明的意味。这一时期宁调元和高旭之间多次通信，在某种意义上，宁氏这番话代表了南社中坚发起人的共同看法。
一九零九年十一月柳亚子与陈去病在苏州多次讨论诗歌，两人都推尊“唐风”，与“时流”看法不同。在诗作酬答中，二人很有要为百年坛坫开出新局面的想法。一九一一年柳亚子在《胡寄尘诗序》中，详细说出当代诗道之弊的根源：“论者亦知倡宋诗以为名高，果作俑于谁氏乎？盖自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未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而黄茅白苇之诗派遂遍天下矣。”在柳亚子看来，标榜宋诗，不过是晚清一些在政治上失意的旧官僚（他们在清亡后又大多成为“遗老”）获取文化资本的一种途径。而那些支持同光体的清朝官员本身已丧失宋人的精神气节：“日暮途穷，东山再出，曲学阿世，迎合时宰，不惜为盗臣民贼之功狗，不知于宋贤位置中当居何等也。”柳亚子没有把“宋诗热”局限在单纯的审美领域，而是从人心风俗的角度予以透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把南社诗歌上的追求解释为“振唐音以斥伧楚”，就是要把审美理想与批评和改造社会的文化重建结合起来，希望诗歌也能有助于（而不是败坏了）对“共和”国民的培育。一九一二年柳亚子给高旭写信，再次批评陈三立、郑孝胥的诗，“刻意求艰深，病在一涩字”。他提出：“大底诗词之道贵一真，然而今人喜以伪体乱之，此弟之所见所由与时贤大异也。”（《与高天梅书》）以“真”作为诗词之道，显然看重的是诗歌面对社会生活的开放和介入的姿态。
南社中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吴沛霖等人。但对于同光体诗人，南社中确实也有不少人相当欣赏。比如，姚鹓雏就持续表达对同光体的好感。一九一二年发表《论诗绝句二十首》，称郑孝胥：“海内宫商有正声，海内谁为拜诗盟”，称陈宝琛“螺洲高隐文章伯，八俊风流硕果存”，称陈三立“地下抚宁应张目，剩将大句作雄奇”。在《跋周实丹烈士遗集》中，又盛赞郑孝胥、陈三立所代表的同光体与樊增祥、易顺鼎所代表的中晚唐派：“平生所见，要是二宗，至为正眼。”一九一六年姚鹓雏在《民国日报》上连载《赭玉尺楼诗话》，继续称赞同光体诗人“皆不失为一代作者”。
姚所称赞的这些人，在民国建立以后大多成为遗老，政治和文化心理上均视民国为敌国。这种态度自然加剧了以传播“革命”为己任的柳亚子的嫌恶。而这个阶段柳亚子正好在政治和社团两方面都不如意。就政治而言，很多南社人期待的北伐梦破灭，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成果，让他们感觉到民国共和政治理想的破灭。而在南社内部，一九一二年第七次雅集上发生了“三头制”改为“一头制”的风波，随后柳亚子更声明退社。在双重刺激下，柳亚子对于南社部分社员和遗老们相互唱和吹捧宋诗，自然格外感到气愤，想予以回击，他心中一定认为，这也是对民国和共和精神的一种捍卫。一九一四年柳亚子作《论诗六绝句》，似是直接针对姚鹓雏的《论诗绝句二十首》。他激烈地批评郑孝胥、陈三立、樊增祥、易顺鼎等人：“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一笑嗣宗广武语，而今竖子尽成名。”对闽派不置一词，却称赞宗唐的“闽海诗豪林述庵”及其子——南社诗人林之夏。可见，柳亚子如此在意“别裁伪体”，主要原因还是对文人无行的政治性格的厌恶。这体现出他对于文化政治的高度敏感。换言之，与其说是柳亚子对宋诗本身深感厌恶，毋宁说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于唐宋文化变革（transition）以及宋型文化在清末诗坛的兴盛这一现象有自己独特的思考。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二十世纪前期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强调宋代为“中国近世之开始”。通过宫崎市定等人的发挥，这一观点被建构为一个分析框架，成为京都学派中国史研究的基本看法。简单地说，即认为唐和宋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标志着从“中古”到“近世”的转型，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包弼德（Peter Bol）把关于唐宋转型的一系列论述概括为以下基本看法：“在社会史方面，唐代结束了世袭门阀对政府的支配，宋代开始了一个现代的时代，它以平民的兴起为标志。”“在经济史中，唐宋转型是以经济秩序的根本变化为标志的。政府对商业失去了控制。”“在文化史上，唐代这个由虚无和消极的佛道所支配的宗教化的时代，让位于儒家思想的积极、理性和乐观。精英的宫廷文化让位于通俗的娱乐文化。”“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而这些变化自然也促使宋代在审美文化上的转型。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诗分唐宋“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这提示我们从文学文化的角度理解唐宋诗的不同。如果结合前引学界关于唐宋变革的既有论述，大概可以说，宋代很多诗人在一个近世开始的进程中，面对着某种知识、伦理、美学现代性的合理化分化，在如何对待“斯文”的价值传承和表达上，确实体现出了与唐诗的一种很大分别。化约言之，宋诗体现出对于知识和文化的独立性的自觉意识（宋诗的“理趣”、“书卷味”也许正来源于此），在唐诗中并不突出，宋诗所受理学影响更为唐诗所无；而唐诗中诗人的主体形象和主体性的张扬显然在宋诗中也较为少见。
当然，比起这样大而化之的分殊，更为重要的是注意到唐宋诗在晚清语境中作为文化资源的等级位置的形成。显然，相比较清初以来王士祯等推重盛唐的主流诗论，宋调特别为晚清清流所提倡，在从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的诗坛上逐渐占据了主导位置。而陈衍、郑孝胥等人因为科举、从游等缘故，也与宝廷、陈宝琛等建立了密切联系，不仅认同了以学问涵养为诗的风格，而且在政治态度上也自觉接续这些清流的谱系，在交游唱和中逐渐发展了近似的观点。如研究者所言，宋诗派除了是一个诗歌共同体，也是在人脉和认同上的政治和学术的共同体（陆胤）。他们坚持维护清朝的君臣纲常，同时也致力维护宋诗派在诗坛的主导位置。当“同光体”诗人们的政治理想先因为清流被排挤，后因为清朝的覆灭而归于失败，他们反而更加强了作为清遗民的身份意识，希望“保住”文学，在诗歌上极力标榜遗民形象，强调个人趣味，营造一个让自己沉醉的小天地。同光体之宗宋，表面上主张以学术涵养诗歌，淡化诗歌对于现实的直接表现和介入，但他们想维护君主制的政治和文化伦理，则又体现出某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与南社之理想显然全然不同。
所以，关键并不在于唐宋诗诗学本身的歧异，这种冲突实际上更多是关于文化传统的价值之争，是两种文化政治的冲突。当南社内部成员开始与同光体发生密切联系，柳亚子感到南社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于是不能容忍。正如郑逸梅的论述：“至于造成内部纠纷，虽然是唐宋诗争端引起的，其中未免有些文人相轻，意气用事，可是事实并不如此简单。细细分析一下，那唐宋诗之争，是封建的旧思想和革命的新思想之争。当时崇尚宋诗的，大都推尊同光体，而同光体的诗人，什九是一班遗老。遗老满头脑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恰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战斗意旨相矛盾。亚子反对遗老，进一步反对同光体，更进一步，并整个宋诗都在反对之列。实则反对宋诗，就是反对同光体的诗人，反对同光体的诗人，也就是反对一系列的封建陈腐的残余渣滓，那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所引起的。”（《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36页）除了“阶级矛盾”的说法带有特定时期意识形态色彩以外，郑逸梅对柳亚子“政治无意识”的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
时隔多年以后，柳亚子在《我和朱鸳雏的公案》中谈起反感同光体的原因，也涉及政治道德的统一性问题：“我呢，对于宋诗本身，本来没有什么仇怨，我就是不满意于满清的一切，尤其是一般亡国大夫的遗老们。亡友陈勒生烈士曾经说过，满清的亡国大夫，严格讲起来，没有一个是好的。因为他们倘然具有才具，有学问，那末，满清也不至于亡国了。满清既亡，讲旧道德的话，他们便应该殉国；不然，便应该洗心革面，做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而他们却不然，既不能从黄忠浩、陆钟琦于地下，又偏要以遗老孤忠自命，这就觉得是进退失据了。”（《南社纪略》，149—150页）
明乎此，我们对唐宋诗之争具体过程中柳亚子的反应，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当一九一七年六月社员闻宥发表诗话，嘲笑批评江西诗派的人“执蝘蜓以嘲龟龙”，柳亚子马上发表《质野鹤》以回应，把“诗学”的衰落与“国事”的败坏联系在一起。他并没有把诗学审美的问题单独抽空来对待，而是深刻意识到其与社会形势的密切关联。他所谓“政治坏于北洋派，诗学坏于西江派”正是为了在一种并置中，将提倡宋诗与“复辟”并列而论。这不只是个人意见上的争执，也牵涉对当下政治的态度。
闻宥和柳亚子之间经过几番往来论战，越吵越激烈。闻宥发表《答亚子》，表示“虽刃临吾颈，吾亦惟有如是而已”。一直对同光体有好感的姚锡钧也参与进来，声明“主唐奴宋我终疑”，又主张“奇节高文”应该分开来看（《论诗示野鹤并亚子》）。柳亚子则把闻宥比拟为复辟的张勋、康有为，并以“宋南”、“明烬”的历史教训，回击文化上的动向，显然与新近发生的张勋复辟事件对柳亚子的刺激有关。就在与闻宥论战期间，柳亚子写了《感事四首》，谴责张勋复辟。他把闻宥对于陈三立、郑孝胥这些遗老的支持，也看作一种“鼓吹亡国之音”的“倒行逆施”行动。
在这场唐宋诗之争中，陈去病站在柳亚子一边，也把唐音失坠与民国政治的挫折联系起来，称赞柳亚子对同光体的抵制，坚持了他们当初定结南社的初衷。但在争论之中，与柳亚子曾有嫌隙的高旭，并未出一言。倒是其叔高燮在《致蔡寒琼书》中说：“天梅对于此事，亦能确知其谬，决不被其运动，固久主消极者。”从中可看到南社中坚之间已有了相当的疏离。
后来随着朱玺等人的加入，论战进一步升级。柳亚子发表《斥朱鸳雏》，则直接斥其为“妄论”。在这篇长文中，柳亚子更清楚地表明，对于同光体的抵制，是对民国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捍卫：“若身为中华民国之人，而犹袭同光之体，日为之张目，岂以亡索虏之不足，复欲再亡我中华民国耶？……亡国大夫之性情，与共和国民之性情，天然不同，今之鼓吹同光体者，乃欲强共和国民以学亡国士大夫之性情，宁非荒谬绝伦耶！”柳亚子固然对“亡国士大夫”的性情不屑一顾，但他更反感的是，那些以高扬和宣传这种“性情”来争夺共和国民、威胁民国的立国原则与文化根基的做法。因为南社的成立本来就是为了从文化的角度呼唤革命和共和，如果在民国后南社人反而蜕变为清遗民，那不啻是对南社此前活动的根本否定。柳亚子承认南社“其途径甚广，其门户甚宽”，但他并不认为朱玺列出的那些南社人是所谓“宋派”：“若辈乃欲概以宋诗目之，此与盗贼被捕，诬攀良善何异？况社中翘楚何止此数人，此外宗唐非宋者，犹大有贤杰在。”
后来朱玺又在《中华新报》上发表《论诗斥柳亚子》，以柳亚子欣赏陆子美、冯春航的事相讥讽。这彻底激怒了柳亚子。柳亚子在《民国日报》上以南社主任的名义发表《南社紧急布告》，宣布将朱玺“驱逐出社”。从这时开始，彼此的人身攻击基本已取代理性论争。其后，《民国日报》编辑成舍我，反对柳亚子驱逐社员之举，发表《南社社员公鉴》，称柳亚子“专横恣肆”，希望南社同人抵制柳的决定。八月九日成舍我在《中华新报》上宣布与南社断绝关系。十一日柳亚子即以南社主任名义，宣布成舍我“实为害群之马”，“黜其社籍，不认为南社社友”。这之后，朱玺、成舍我利用《中华新报》继续攻击柳亚子，柳亚子也在《民国日报》上不断回击。
在此一事件最紧张的时刻，柳亚子发表了《与叶楚伧、邵力子、胡朴庵书》，写道：“迨国会再建，立法根本之地，群魔萃焉。所谓谠士者，大而讨论政事，小而酒食征逐，亦未尝不同流合污，与若辈为缘；甚有欲以暴易暴，拒狼而进虎者……风萧雨晦中，吾社命运如何，畴能逆料者。”可以看出，柳亚子对于民国的共和政治和南社精神的蜕变都感到极度失望。他之所以一定要驱逐朱玺和成舍我，实际上是想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维护南社的纯洁性。但事实上，不仅以“气节相尚”这时已经成为一个空虚的话语，而且南社本身对社员也不能构成吸引力和凝聚力了。柳亚子更渐渐淡出了他所参与创建的南社。
也许可以说，唐宋诗之争体现了南社内部在“何种传统”、“如何抒情”问题上的分歧。无论是宗唐还是宗宋，也无论是热烈豪放还是穷愁抑郁，确实首先属于诗歌美学上的不同趣味和选择。诗学总是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之中，并与社会政治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唐宋诗之争与从袁世凯称帝到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在时间上有着同时性。当革命告成、共和初建的短暂喜悦渐渐为民国建立后“二次革命”失败、共和机制不断受到挑战的巨大创伤所替代，中国抒情传统内部的张力不仅被格外凸显和放大，而且也促生了面对变动世界的再次分化。南社社员们对于不同脉络的文学传统的态度之所以日趋激烈和偏执，就跟他们在新的政治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和态度有关。
在民国共和面临的多重挑战中，是继续坚持南社立社时以“革命”和气节相标榜的原则，还是修正和拒绝原来的“革命”姿态；是继续强调文学的干预和介入功能，还是转而注重文学自身的经营；是继续探索抒情的开放性及其激进的诠释学，还是接续清末同光体诗人们所确立的抒情典范，其实代表了不同的文化政治选择。唐宋诗之争，既宣告了南社情感共同体的内讧与瓦解，也是文化兴变与文化突破的一种预示。
（《政治无意识》，詹姆逊著，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南社丛刻》，广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六年影印本；《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郑逸梅著，中华书局二零零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