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发挥。
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进入了宪法时代。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等国际法规范，国家元首是外交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国对外关系的最高机关，其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
显然，“第一夫人”就是作为国家元首的一部分存在的，其在外交惯例上角色定位的形成，实际上也还是国家元首的外交权、国事处置权或虚位元首的主权象征、国家尊荣的延伸。
而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国家元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一夫人”也就是指国家主席夫人。
我国宪法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制度历经了多次变迁，1982年颁布的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元首的职权范围，赋予了对外代表国家、对内象征主权的国家元首的职责。2004年修改宪法时，从法律上明确了元首外交的合法性，在国家元首的职权范围内写入了“国事活动”条款。可以说，宪法的确立与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主席能够更好地发挥“元首外交”的重要职责，也为“第一夫人”作为“元首外交”的自然延伸提供了法源依据。
除了法律意义上的角色定位外，“第一夫人”同样具有政治意义上的功能。例如，在西方国家，“第一夫人”还有可能被认为是总统幕僚的一部分。这一作用，尤其体现在竞选过程中，“第一夫人”可能扮演总统候选人的分身，也充分利用其异性特质发挥出其不意的作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准第一夫人”在竞选中为总统候选人争得选票，并非一件奇怪的事情。
但是，即使是辅助总统当选之后，“第一夫人”的角色发挥也主要集中在妇女儿童权益、教育、慈善、扶贫、公共外交等领域，并且大多也只是象征性的。真正在这些领域推动立法、参与政策制定，甚至直接插手政府实际事务的情况非常罕见。
中国的“第一夫人”
在当代政治语境中，对外，一个温和亲切的“第一夫人”积极地参与文化艺术、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对外交往，当然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国家形象的正面传播，增进别国民众对于一国政府、人民与文化的亲近感；对内，“第一夫人”积极作用的发挥，同样会增加高层政治的透明度和温情指数，使得民众对于国家领导人有更多感性的认识。
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夫人”角色的发挥相对显得比较弱。一方面，跟长期以来的国内外形势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也跟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法治发展有很大的联系。
由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相继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因此新中国的第一位“第一夫人”是江青。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江青并没有被赋予“第一夫人”的职责，毛泽东两次访问苏联也没有带她随行。
真正在外交舞台发挥了一些作用的“第一夫人”实际上是后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时过境迁之后，她在晚年发起慈善救助活动，可谓延续发挥着“第一夫人”的积极作用。
再往后，几代领导人的夫人虽然也或多或少参与了一定的外事活动，为国家的对外交往和公共外交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真正像美国等一些国家一样对“第一夫人”的角色进行现代性的、机制化的界定与发挥，却是一直缺少的。
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第一夫人”也将更多参与到外事活动中，成为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并作为元首外交的延伸和补充，在公共外交领域发挥更多积极作用，展现中国国家元首的“人格化的温情”与国家“软实力”。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主席夫人彭丽媛女士几次外访和参与接待的舆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