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建国以来的三十年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建设中，勇于摆脱苏联模式，“以苏为戒”，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系列艰辛探索，既取得了成功经验与实践成果，同时也存在着失误与教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与教训，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都要倍加珍惜。
[关键词]社会主义探索 理论与实践成果 失误与教训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这一界定，虽然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但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绝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更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当前，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中存在着一种主要倾向，即突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淡化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成功经验与实践成果。本文仅对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历史轨迹，即探索中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及有关的失误与教训加以认真分析探讨，其目的在于吸取经验教训和深刻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成功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理论体系。
一、毛泽东探索中的成功经验与实践成果
毛泽东思想作为开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理论成果，不仅表现在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并顺利地领导了这两大革命，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表现在毛泽东第一个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要实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并且对中国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理论观点。由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深入探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1.在经济建设探索中的理论与实践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提出许多具有意义的发展商品经济、改革开放等思想，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些至今仍有借鉴作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虽然没有专门写过关于商品经济的著作，但他对商品经济的评述，却有着十分精辟的见解，闪耀着真理的光辉。首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认为在社会主义初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必须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是，由于我们党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过早地提出了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取消商品、限制货币，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号召各级干部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并身体力行，仔细通读、研究了这本书，联系我国的实际，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其次，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有计划发展商品生产的思想。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在“大跃进”的运动中，人们急于通过人民公社化向共产主义过渡，取消商品生产，使经济受到挫折，为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到现阶段必须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办事，克服人们只注重计划经济而忽视商品经济的偏见，毛泽东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而，它们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无政府状态进行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有计划商品生产思想的提出，对当时克服人们的恐“商”症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上作了有益的探索。同时，毛泽东在针对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的市场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粮食产量长期低下等教训，并从中国大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以此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把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和特点。另外，毛泽东还针对苏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为由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做法，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以保障政治独立。在这一原则和方针的指导下，我国成功地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
在企业的民主管理以及改革开放思想方面，毛泽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主要是毛泽东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模式”。这一管理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企业在进行生产和技术改革中实行群众路线，解决重大问题的有效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表现。
同时，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毛泽东提出要努力打破封锁，在内外环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致力于对外开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正确处理香港问题；二是积极争取苏联援助；三是努力打开西方的大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
毛泽东对香港问题的处理，一开始就把它与我国开展国际政治斗争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需要联系起来，根据新的国际形势，毛泽东对香港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历史证明了这个决策的正确性。由于对香港采取了特殊政策，使我国保持了一个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渠道和窗口，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据有关材料统计，20世纪50年代，内地与香港转口贸易额每年达两万亿美元，巧妙地从香港得到部分国内急需的物资和技术。60年代后，内地与香港的转口贸易逐年增长，对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宣布了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战线“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认为“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根据这个基本国策，1950年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了贷款、通商及由苏联援建和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其中争取到低息贷款3亿美元。1953年，又争取到援建项目104个，长期低息贷款5亿卢布，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援建项目68项。同时，3000多名专家来华帮助建设，培训技术人员，我国则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20世纪50年代，我国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往来，是对外开放的特殊形式，不但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更主要的使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几乎全部堵塞，我国被迫在封闭的状态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想方设法打开西方世界的大门。60年代，毛泽东致力于做第三世界的工作，力争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70年代初，我国终于进入联合国，努力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毛泽东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远见的卓识，积极打破中美关系长期敌视的僵局，率先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继而与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这种关系正常化，首先处于紧迫的国家安全的需要，但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也注意发展与西方世界的经济往来，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例如，由毛泽东亲自批准，引进上海宝山钢铁厂、金山石油化工厂，武汉1.7米轧机等成套先进设备。总之，毛泽东努力争取我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和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我国面向西方世界的开放奠定了政治基础，而毛泽东的亲自批准引进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设备项目，则为我国面向西方世界的开放事业开创了先河。
2.在民主政治建设探索中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毛泽东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严重弊端及对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出要在国家制度上进行改革并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1956年11月，在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就提出：“将来阶级消灭了……社会制度还要改革……上层建筑要是保护人们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1957年，毛泽东又说：“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党来领导”，需要党外志士仁人同我们一起“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斗争”。1966年，毛泽东同志又提出“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1968年，毛泽东提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可见，撇开毛泽东改革的成败得失不说，就社会主义制度必须经常加以改革求得完善，使之不断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是毛泽东早就给全党提出的重大课题。
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国情的一个成功创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权组成的阶级结构和专政对象上，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的处理上，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维埃政权相比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同时，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一方面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代表会议的这种政权组织形式的传统和经验，另一方面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人民民主专政来说最适宜，最能体现国家性质的基本的政权组织形式。
此外，我国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毛泽东根据我国的国情而决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不仅鲜明体现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本质，而且使我国的八个民主党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政治力量。早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针对民主党派有无存在必要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一方针提出以后，各民主党派积极的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它们同中国共产党一起，无论是在1957年的反右，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十年文革期间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毛泽东确立的政治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独特的功能，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和优点，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个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3.在文化建设探索中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根据苏联文化建设中出现的弊端，结合我国一度照抄苏联，把政治因素搬用到文化科学领域，利用行政力量推崇一种学派压制另一种学派，甚至以苏联的学术成果或思想观念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等做法，提出这种对外国人毫无批判的生搬硬套和模仿是最没出息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反对在艺术和学术方面迷信苏联，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是非非，总该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自由讨论来解决，通过艺术的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能简单地采取行政方法去解决，由此毛泽东重申我们党发展文化科学的根本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还提出其他一些正确的思想，其中讲得最多、做得最多的就是教育改革，如招生制度改革；创办半工半读学校；中小学的公办与民办相结合，设立校办工厂，缩短学制；组织军训；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创办“五七”干校；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领导班子实行“三结合”；医疗卫生工作改革；移风易俗的改革等等。此外，毛泽东还提出我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当作中心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并强调反腐蚀，反腐败斗争等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及党的建设各个方面。这些重要思想观点，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有些还不够成熟，有的并未付诸于实践，有的后来也没能坚持下去，但它们都为后来的探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当然，对于毛泽东在探索中的失误与教训，我们应该从辩证角度加以分析与探讨。
二、对毛泽东探索中发生的失误及其根源的评析
当前，国内有一些人认为毛泽东一生只会打仗，只讲“阶级斗争为纲、政治为中心”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也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是成功的、合乎规律的，毛泽东的建设理论是失败的，违背规律的。在这里我们必须郑重指出，上述两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党的十五大报告给毛泽东思想下定义时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告诉我们，被实践证明了的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同被实践证明了的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一样，都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应当十分珍惜。如何看待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我认为必须采用历史的、辨证的方法，给予具体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和任意拔高是错误的，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或任意贬低也是错误的。
笔者认为，毛泽东在建国之初的艰辛探索，特别是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以苏联为借鉴，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相继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理论成果：一是《论十大关系》；二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这两篇著作的发表，标志着我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探索是有成效的，功不可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某些具体实践，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集中表现在客观方面，即主要是时代、环境等因素，造成了实践探索出现了一系列迷误。其主要失误，一是经济上急于求成，二是在所有制结构上急于求纯，三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凡此种种，进而导致毛泽东的探索在主观上及客观上产生了许多困境。回顾这段曲折艰辛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说，发生失误的原因很多，既有主观的因素，也有难以避免的客观因素。
从客观历史因素方面来讲，当年我们党所处的时代主题为革命与战争。由此而形成的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阶段、商品经济等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未能有效的实施下去。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实践社会主义的历史不长，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所以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思想政治观点时而波动，时而被否定。比如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毛泽东曾有过科学判断：提出社会主义分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社会主义比较发达阶段，但在实践过程中时而被否定，进而导致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判断。引起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与当时苏联赫鲁晓夫加快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思想有很大关系，赫鲁晓夫曾宣布苏联很快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对此提出加快社会主义进程，从而放弃在社会主义阶段认识上的正确思想。又比如，毛泽东从正确认识我国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滑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甚至发展到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除了主观认识上的失误外，与当年的国际政治大背景有很大关系。再比如，经济建设急于求成，一方面，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以及脱离国情，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差距太大造成的压力有很大关系。因而导致毛泽东一度忽视经济发展规律，急于赶英超美，急于求成。
从主观方面上讲，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上的认识有反复，因而对实践造成某些消极影响。比如，在我国所有制变革问题上侧重于生产关系的变革，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他更注重的是生产关系，试图通过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诚然，毛泽东在探索实践期间曾有过不少指示、讲话，强调建国以后我们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
但如何才能发展生产力，即“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毛泽东试图通过频繁地改变生产关系，来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地，认为只要生产资料公有化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就能调动起来，巨大的生产力能量就会自然释放出来。所以，在建国后20多年的探索历程中，毛泽东始终将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放在首位，毛泽东曾经说过：“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关于生产力方面的问题，我的知识很少。”所谓“很少”，当然注意力不在这方面。我们从1951年以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就可印证毛泽东上述这番话。1951年底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中央原定10年至1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完成，结果只用了5年时间基本完成了，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一两年一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以搞的更好一些。”但是在毛泽东那里，即便是象高级社这种形式，也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东西，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种“纯而又纯”、“公而又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接踵而来的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具有“一大二公”、“优越性”的模式恰好符合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这样，自1958年8月开始，借大跃进的东风，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全国农村高速地实现了公社化。在城市亦不例外，片面追求所有制的“大”而“公”，企业内小集体一度转变为大集体，大集体再升格为国营。这是种一味地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功能，即在我国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对生产力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历史唯物主义虽然认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但新的生产关系一经建立，则需要相对稳定，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下可以保护、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意识随意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毛泽东不断地改变我国当时的生产关系，使新的生产关系还来不及发挥出它的优越性，就很快被另一种所取代，其结果不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轨。
从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可以表明，从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卓有成效的，并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一是通过社会主义的成功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以苏为戒”提出了许多新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发展战略，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三是重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但总体来看，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及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偏移，使得这一时期的探索未能继续下去还停留在初步和萌芽状态，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更没有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进而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但这并不能抹杀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成就。实事求是地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85-12-10．
[2]毛选（五卷）319-411．
[3]人民日报．1966-5-16．
[4]人民日报．1968-3-30．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29．
[6]邓小平文选．1975-1982．276．
（作者单位：浙江警察学院；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科学技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