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几个问题

个人收入的一体化薪酬制度，将人之间的经济差别降低到了最小程度。这个差别的消失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行政上刻意为之，因此，没有了经济基础支撑，标准上只能维系在低水平。也就是说，老百姓的收入是趋同了，但数量上却只能维系基本的温饱，至于住房、医疗、养老等这些需求根本无力自行承担，只能依靠国家。国家因此也承担起了责任，从1947年开始建立了对每个人统一的社会保障，覆盖住房、医疗、养老等所有方面，尤其是住房，国家一直“把住房建筑作为实施社会福利政策的核心。”“1951～1970年，全国共建新住房110万套，平均每年新建55万套。50年代，政府以1/8的投资用于住宅建筑。到1970年，全国已拥有500万套住房，超过战前水平。”之后，从1971年起，“国家每年投入住房建筑的资金占国民收入的10%。”“据统计，新建的200多万套现代化住房中，国家投资兴建的达一半，集体兴建的占30%，其余20%是私人筹资兴建的。”[1]364-365 由此足见国家在这方面福利建设的力度。医疗方面，“每一个公民都享受免费医疗，也就是说，治疗和药费都是免费的。”[1]366 养老也被国家一体化管理，每个人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基本趋同，没有较大差异。还有，从幼儿园起一直到高等学校的免费教育也是民主德国建立社会平等的重要举措之一。民主德国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确实造就了平等。但是，由于这个平等系人为构建，没有自然的经济基础作为机制，背后也就同样人为地掩藏着一系列不平等。

首先，这个所谓对每个人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是不包括社会结构中的第5种人的，即独立从业人员。这些人本来就是国家不太受欢迎的人，他们的存在，是国家最终让步的结果。因此，国家就人为地将这些人从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剔除了出去。这部分人尽管占少数，但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自然对此不平等心存不满，成为了社会乃至国家的不稳定因素;其次，即便这个国家统一社会保障体制内的人之间也存在不平等，即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出于经济原因，国家统一给予每个公民的薪酬和福利待遇都是压低至基本需求层面，如想更好，就必须额外具备条件。而这些额外条件中就出现了不同阶层间的差别。如上所述5个阶层是高低依次排列的。位于顶端的党的高层领导在薪酬和福利方面明显不同于下面阶层，国家行政管理人员的境况也要好于工人、农民，而工人又略胜过农民。此外，干部、党员及其家属、警察及其家属、军人及其家属、国家安全部人员及其家属、技术人员、艺术家、知识分子、甚至煤矿工人等，除了享有国家的统一保障外，还在退休金、医疗等方面享有额外的保障。不仅如此，这些人在职业、升迁等各方面还享有工人、农民无法享用的好处。

民主德国满怀希望建起的平等最终蕴含着不平等，自然有多方面原因，但主要原因应该在于，没有从经济基础而是从政治理念出发完全人为刻意地建起了那些平等，以致经济平等虽然有了，但被维持在较低水平的生活基本需求层面。加上提升这低层面的经济手段被体制扼杀，于是便绕道人为的政治地位、职业差别等层面。不平等由此产生，这是体制带来的弊端。民主德国奉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高度中央集权，将市场因素视为祸水加以严格驱除，这在经济上遏制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早已是共识，但在社会上导致新的不平等却较少有人提及。就民主德国的情形而言，社会上存在的不平等恰恰是经济上高度国家垄断的产物。国家垄断固然可以基于善良意志快速造就经济上的平等，但是，当这种垄断失落了有效经济基础时，另一种不平等就会诞生。所以，经济因素应该是社会平等赖以建构和存活的基础。民主德国最终解体除了经济上失败之外，很大程度还与社会上存在的这种不平等相关。

国外有关文献还有将民主德国做到的妇女高就业也看成是由国家导致的一种社会不平等，即男女间的不平等。理由是，政治和经济失误引发的移民国外潮流，使得民主德国劳动力紧张，国家为了弥补这个缺口就施加压力，促使更多的妇女参加工作[2]230-232。这样的阐释显然有其片面性。民主德国因持续不断的移民国外潮流导致劳动力紧缺，这确是事实，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也是事实。但是，那主要不是由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导致。按照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妇女不就业才是一种不平等，唯有就业才能与男人获得经济上的平等。当然，人们可以猜测，当时民主德国鼓励妇女就业是为了填补劳动力市场的空缺。但是，将民主德国与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就可看出这种猜测的偏废，因为在几乎东西方的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妇女高就业的情形。这一现象应该可以表明：导致妇女高就业的原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方面，那是意识形态因素使然。当然，民主德国出现的妇女高就业中或许有国家需要劳动力的因素在起作用，但那不应该是主导性因素，所以，不应被解读成一种社会不平等。

三、人口外流问题

民主德国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移居西德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流出国的东德和作为接受国的西德，都承认这一点，而且都指明，流出人口中许多是专业人员。这股人口外移潮流直到1961年柏林墙建立和关闭两德边境为止，才总体被控制，但没有最终消除。此后直到1989年民主德国解体，人口外流问题始终存在，只是数量上远远少于1961年之前，也就是说，从1949年民主德国建国起，人口外流问题一直陪伴着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总体而言，民主德国的人口外流以1961年东德单方面关闭两德边境为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1949～1961年这段时间里，由于两德边境敞开，人员可以自由走动，出现了大量东德人移居西德的情形。建国初期，移居西德的人主要出于对苏联及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信任。当时，两个德国作为国家刚刚建立，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还看不出明显差别，最初几年移居西德的东德人大多是出于对苏联体制的不信任。这一方面来自传统，一方面来自现实。此前德国传统上，公有制找不到任何对应，相反西德基于私有制的社会市场经济则是传统的一个很好延续，而且是在扬长避短意义上的延续。同时，二战刚结束的头几年里，苏联在占领区所作所为并不好，给当时东部地区人民留下了较差的形象。先是打下东部地区的苏联红军进入后，强奸妇女和洗劫老百姓财产比比皆是，后来又是将能拆除的德国生产资料，尤其是机器运往苏联，所有这些使得不少民众对苏联没有好感。意志的力量使得他们毅然迁往西部，远离苏联体制。50年代时，由于民主德国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基本失败，这股移居潮流急剧上升。发生1953年“617事件”的这一年里，有331万人离开东德[2]44。这个本来是东柏林小部分建筑工人因加薪要求被拒而引发的罢工抗议发展成了一场遍及东德各大城镇的人民群众抗议游行，矛头直指国家体制和苏联。结果被警察和苏联驻军血腥镇压。1957年，迟迟才出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又引起了广泛不满，随着社会上新一轮政治摇摆的出现，又出现更厉害的一波移民西德潮。据统计，这一年里有419万人离开东德 。在此后直到1961年夏的这段时间里，又有20万人离开[2]44 。在民主德国建国直到1961年夏的这段时间里，总共约有310万东德人迁出。

1961年后，由于柏林墙的建立以及两国边境的关闭造成了移民的客观难度。但是，这个难度只是将外移人口的数量降了下来，并没有最终结束移民现象的存在。自由出入被禁后，原东德公民出境需得到国家的许可。当然，政府为控制国家所需人力外流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可以获许出境。首先是退休人员。这些人虽然可以较容易获得出境许可，但一旦出境就自动失去养老金。其次是有关系的人。当时东柏林有个叫福格尔（Vogel）的律师，与昂耐克关系甚密，只要他开具书面意见可以放行的人，基本都获准离境。再者，一些政治犯或社会名流在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后也可获准离境。 也就是说，1961年出境管制后，绝大多数人无法离境。对于他们来说，要离境，只能通过非法手段。事实上，1961年后的民主德国一直有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离境，进入联邦德国。据统计，1962～1988年间还是有625万东德人移居国外，其中约三分之二是获准合法出境，三分之一是通过各种秘密手段非法出境 。1988～1989年社会出现不安和波动时，又有88万人在短短的二年时间如愿离开，进入联邦德国[2]44。

因此，人口外流问题一直陪伴着民主德国，只是1961年前和之后这两个阶段人口外流的规模、特点和方式不一样而已。之前大量年轻和专业人员外流，之后外流人员年龄相对较大，专业含量有所降低。所谓专业人员，指的是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如医生和其他各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人到联邦德国后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据有关统计，从民主德国建国到1990年国家解体为止，约有460万人离开，进入联邦德国[2]45。 1949年民主德国建国时有1 910万人口，比1939年时该地区生活的人口还要多410万，到1989年时，民主德国却只有1 640万人，由此成为地球上同时间断唯一一个人口呈负增长的国家。显然，人口外流是其主要原因，因为其他因素如出生率降低等在其他国家同等程度存在。如此之久和如此之多人口外流对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自然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那些在民主德国受教育而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所花去的国家费用已经达到了无以估算的地步。此外，在社会心理层面，如此之久的人口外流对社会主义动力和信心建设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沉重的人口外流呢？对此，民主德国方面往往从外因角度入手，指出那是因为西方敌对势力（联邦德国）引诱或者被西柏林破坏分子所“贩卖”。冷战时期，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东方集团基本如是说。冷战结束后，学界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而且大多从内因入手，指出问题的关键在民主德国本身，那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失败以及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其实，民主德国的经济绝没有发展到让人无以生存的地步。对于自封的世界十强暂且不论，民主德国是整个苏东集团中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一点应该是不可否认的。对当时东德人来说，当然有不少人想去西德。但是，在当时全球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有很多人愿意移民去东德。正是基于此，东德也在不断输入劳力。此外，民主德国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一直是技术领先而成为专业培训中心的国家。这些足以表明，当时民主德国经济并没有发展到使人无法生存而必须移居国外的地步。此间，外因就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助推作用，那就是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民主德国从一开始就先天给定地置身于与联邦德国的比较中，联邦德国经济的成功使得民主德国百姓自然按捺不住，心心向往。也就是说，当时移民去西德的人并不是活不下去了而到那里去求生存，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此间，联邦德国的宣传和帮助也就成了一个重要诱因。冷战时期联邦德国设有难民接待部，主要任务就是接待和安排来自东德的移民。因此，说东德人口外流是由于西德的引诱，不无道理。当然，外因只是触发因素，内因还是主要的。东德经济发展明显不如西德确是事实，而且对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压制也是驱使人口外流的一个重要内因。就此来看，民主德国最终解体由多方面因素导致，其中经济因素是主要的，政治上的落后与保守以及外部势力的引诱，都是重要原因之一。

四、统一后东部地区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

由于两德统一基于建立经济、社会和货币联盟的国家协定，而且是东德主动放弃主权，并入西德，因此，统一后西德的经济、社会和货币体制立刻植入原东德地区。经济上主要是变原来的公有制为私有制，引入市场机制。做法是，立刻将全部东德的国有企业变成资本公司，由新成立的托管局管理，然后评估，最后寻求企业买主。但是，对于东德建国后收归国有的私人财产、企业等，原则上还给原物主，包括东德人进入西德后留下的固定资产、土地等。托管局在1994年12月31日基本完成私有化工作后终止。货币上，立刻废除原东德马克，引入西德马克，按照平均1∶158兑换率将老百姓手中的东德马克全部换成西德马克，而此前市场兑换率是1∶6左右。这些立刻到来的经济变化，也使得原东德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快速转型。

首先，社会性质由原来的工业社会转向服务业社会，也就是说，与西部地区快速靠拢。原来，民主德国是一个以工业生产为主导，农业生产为辅的现代社会。产业结构除了工业生产占主导地位外，农业也保持了相当的比例。两德统一后，产业结构迅速向服务业过渡，3～4年后立刻显出效应。“1989年与1993年相比，在东部各产业部门，从业人员在全部就业者中的比重，农林业由10%下降到36%，生产性部门由45%下降到347%，其中加工业部门由35%下降到164%，只有建筑业由64%上升到16.6%，服务性行业由63%上升到196%。”[3]484 由此可以看到，两德统一后原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生产性、加工性企业和农业比重迅速下降，服务业比重急剧上升。此后，一直沿着这样的趋势发展，以致整个德国社会的第三产业化比重在两德统一后越来越高。

其次，两德统一后随着东部地区回归私有制，回归生产理性化过程，“直接或间接失业人员剧增，1989年东德从业人数为970万，1993年下降到620万，1995年到1996年失业者尚有111万，还有近百万被安排进行改行培训。”[3]484-485 就失业率来看，两德统一后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而且长期没有显著改善。就表1显示的数据来看，东部地区的失业率几乎比西部翻了一倍，而且直到2011年还未见明显好转。高失业率不仅使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放慢，而且也给东部地区的社会安定带来了不少问题。

表1 1994～2011年德国东西部地区失业率

年平均原西德地区失业率/%原东德地区失业率/%

19948.114.8

19968.915.5

19998.617.3

20027.617.7

20059.918.7

20086.413.1

20116.011.3

来源：德国联邦劳工局（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表2 90年代德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年份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

合计14.012.211.512.111.612.810.09.1

德国西部10.510.010.011.111.113.09.68.4

德国东部26.720.319.417.916.113.211.611.6

资料来源：Lutz Leisering： Time and Poverty in Western Welfare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216.

再者，迅速出现的货币统一使原东德地区人民的购买力，一夜之间成倍增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异迅速变小。从表2可以看到，两德统一后的90年代里，东部地区人口经济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西部地区。快速提高的购买力不仅使得东部地区产品迅速失去市场竞争力，而且也使物价快速飙升。据有关统计，两德统一后东部地区“消费物价整体上从1990年到1991年上涨了203%。”[4]626 这时，原民主德国的物价补贴没有了，物价飞速上涨给消费者带来的经济负担只能由消费者自己承担，而货币统一所带来的购买力提高，在幅度上远远不如物价的上涨，结果，统一后东部地区反而出现了相对贫困化，即相对于西部地区而来的贫穷。比如，“1990年东部地区每户收入只相当西部的44%，1991年上升为50%，1992年上升为62%，1993年上升为67%，1994年则提高到69%。”[4]638 表面看，东部地区与西部的差异在缩小，但差异依然明显存在，直到今天，这样的收入差异还是没有能消除。这又进一步使得东部地区的人口数一直保持在低位。虽然统一后国家对东部地区的投入远远大于西部地区，但东部地区的人口状况、经济实力一直低于西部。投入方面，1992年时国家“投入东部5个州每个公民的公共固定资产总额超过西部人均的42%，1993年上升为60%，1994年大约超过88%。”[4]637 到1998年“为了改造东部德国的经济，西部德国向东部德国共输出了1万多亿马克。然而，东、西部在体制上并没有完全同步接轨，发展依然很不平衡。东部德国的人口是整个德国的1/5， 而失业人数是德国的1/3，工业产值却只是德国的1/20。”[5]

最后，统一后东西部在经济、社会等方面持续存在的差异，也使两个地区的人民虽属于一个国度，政治上没有了差别，但新的心理裂痕开始诞生，也就是说，彼此间不仅没有完全接受，甚至出现蔑视和不相容情形。两德统一后，西部地区Ossi（指东部德国人）这样明显带歧视的词反而流行起来，就充分说明，东西部地区人民新的心理裂痕开始出现。原先估计的统一后大量东德劳力会涌入西部市场的情况没有出现，尤其是不少最初来到西部打拼后的原东德人后来又回到了东部地区，这一现象又从原东德人角度映现了两个地区人民在心理上新出现的裂痕。之所以谓其新裂痕，是因为这是随着两德统一后出现的。之前，两个地区的德国人虽也有某种程度的不融洽存在，但没有发展到如此直接，如此沁入心肺的不悦。

总之，统一后在东部地区出现的经济突变，也引发了社会的快速变化。表面看，这个变化是使东部地区更加西化，与西部地区更加靠拢。实际上，由于经济差异的事实存在和文化传统的后续效应，两个地区人民之间反而出现了更大的心理间距。或许随着时间推移，随着两个地区实际差异越来越小，这些间距会被慢慢抹平，以使德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统一，也在社会心理和文化上真正统一。

[参 考 文 献]

[1] 吴友法，等.当代德国[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2]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1949-1990[M].München： Verlag C.H.Beck，2008.

[3] 肖辉英，陈德兴.德国：世纪末的抉择[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4] 吴友法，黄正柏.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5] 吴友法.德国史探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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