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之途，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重要启示。
一. 大革命的失败，逼出了湘赣边秋收起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被屠杀、被监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革命？怎样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严峻问题。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吓破了胆，主张取消革命，变成了取消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被反动派的屠杀激起更大的仇恨，主张继续革命，还要在城市大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他们领导农民，拿起武器，继续战斗。
在革命低潮的形势下，毛泽东一直保持冷静的头脑，科学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独创性的主张和看法。他是农民运动的倡导者和极力支持者。早在1923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说：“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1}。”1925年至1927年，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是指导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经典文献。他在广东和武汉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上千名农民运动骨干力量，分布于全国二十多个省区。他和彭湃同志一起，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的最大特色，就是要推翻地主政权。他希望同志们下乡去做组织农民和发动农民，“跑到你那熟悉或不熟悉的乡村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2}”。当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遭到党内外一片指责的时候，他亲自下乡，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做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以亲自所见、亲耳所闻的大量事实，批驳了各种攻击农民运动的胡言，颂赞农民运动“好得很”。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文章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观点。他回到长沙，向中共湖南区委做了几次报告，纠正了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右倾偏向，对后来的秋收起义产生了一定影响。毛泽东返回武汉后，立即向党中央报告：“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农运好得很’，不是‘农运糟得很’；贫农是‘革命先锋’，不是‘痞子运动’{3}。”瞿秋白对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评价很高，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尖锐化，毛泽东提出农民要拿起武器，以武力对付武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21日，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全国农协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免职查办”。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从湖南逃出来的工农干部，要他们“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月2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湖南省委，由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随即赶赴长沙。他在湖南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事变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做徘徊观望{4}。”他还主持制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提出了保存工农武装的具体办法。但十天之后，他即被中共中央召回武汉。
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如何对付敌人的捕杀。陈独秀提出：国民党各军招兵时，农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毛泽东则主张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他强调：“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则无办法{5}，”这就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上山思想的由来，是形势逼出来的，也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毛泽东以自己为例，对外宾说：“1921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5万共产党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6}。”毛泽东的农民运动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的思想，为秋收起义打下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二. 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准备与爆发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离开了连任五届总书记的领导岗位。根据当时形势，临时中央常委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周恩来等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时，毛泽东仍在环境险恶的武汉，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秋收起义。毛泽东于8月初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计划以湘南为重点发动起义，获中央同意。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举行紧急会议，即在党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对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发言中，首先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一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他形象地把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国民党，比做一座空房了，“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二是在农民问题上，“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然后，他阐述了军事方面的卓见，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原理，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他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7}”这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起义，指出秋收起义是“土地革命急剧发展的新阶段”。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结束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8}”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于8月12日秘密回到湖南长沙，着手筹备和策划秋收起义。他先找了几位农民、工人、教员做调查，从群众中掌握了第一手材料。16日，湖南省委进行改组，彭公达任书记。18日和30日，湖南省委召集两次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八七会议之前，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就决定了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作了进一步部署。但如何从实际出发，贯彻八七会议的总方针，遇到许多问题，加之大家缺乏经验，认识难以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独具慧眼，在起义的几个重大问题上，高瞻远瞩，表现了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才干。首先，关于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对秋收暴动，也是如此规定。但毛泽东主张：秋收起义时，“我们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他给中央写信说：“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太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系指国民党的省党部——引者）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我们应该“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9}”。其次，军队问题。当时党内普遍认为，暴动主要依靠工农武装，军队起次要作用。但毛泽东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面对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军队，如果没有一支经过训练的革命军队，暴动起来就会失败。为了说服多数，毛泽东进而指出：“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10}。”第三，暴动区域问题。八七会议前，中央计划以南昌起义为中心，秋收起义相配合。“把南昌政变的意义向城市和乡村作极广大的宣传，鼓动农民开始秋收暴动，鼓动工农群众热烈响应南昌政变”，“以牵制唐军对南昌的压迫”。八七会议后，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中央遂以湖南和广东部署秋收起义，即“令叶挺贺龙两部和广东农民联合，夺取广东；两湖农民在秋收时普遍暴动。……先取得两湖中心的武长铁路，取得岳州长沙，断绝两湖关系，动摇湖南政权，完成湖南暴动，再联广东取湖北。”而就湖南而言，中央指示全省暴动，划分四个区域：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在西南之间的要冲是宝庆。显然，这个计划太大，实行很困难。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力主缩小起义范围。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 “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最后，省委决定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岳阳）七处的湘中暴动，攻打长沙，从而改变了中央要在全省暴动的计划。这就是后来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的范围。省委书记彭公达向中央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11}”。只有彭公达一人主张全省暴动，但也没有坚持。第四，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决定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指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他强调“要农民起来暴动，在暴动胜利之后由农民宣布没收土地”。他还说到要由革命委员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由农协执行。对于被没收土地的地主，须有妥善安排，给以生活出路{12}。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湖南省委的同意，也逐步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两周以后，中共中央不仅同意放弃国民党的旗子，而且提出要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作为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同时成立行动委员会，组织各县农民暴动相配合。
湖南省委开会结束后，毛泽东便赶往江西安源。于9月初在张家湾召开举行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当时聚集在湘赣边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有三支，计5000人左右：一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二是湖南平江、浏阳和湖北崇阳、通城的农军；三是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的负责人，曾于8月下旬在修水县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将队伍编成一个师，因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去了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师长由余洒度担任。下设三个团，驻修水的警卫团为第一团；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安源路矿工人武装，编为第二团。为便于生存，部队称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部队名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会议还制定了起义部队作战方案。初步拟定起义部队分三路向长沙进攻：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向长沙推进；第二团由安源进攻萍乡、醴陵，向长沙取包围之势；第三团从铜鼓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农民暴动，进逼长沙。经湖南省委最后决定，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起义部队在工农武装的配合下，兵分三路，攻取长沙，
9月6日，毛泽东以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名义下达起义部署，通知各团立即做好起义准备。7日，第三团在布置暴动的同时，将前委的军事部署派人送往驻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及第一团。8日，师部和第一团接到第三团转来的前敌委员会的通知，决定立即夺取平江，攻打长沙，并连夜赶制镶绣有镰刀、铁锤标志的红旗100面。
一切安排就绪以后，毛泽东便去铜鼓第三团，直接领导秋收起义。不料，走到浏阳的张家坊村时，被反动民团抓住了。在押送去民团总部的路上，毛泽东机智脱险。9月10日，毛泽东到达铜鼓肖家祠第三团团部。他向排以上干部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省委暴动计划和张家湾会议的军事部署，正式宣布驻铜鼓的起义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立即武装起义。
9月9日，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在修水率第一团宣布起义。第一团立即向平江长寿街进发。次日，师部进到渣津，恰卢德铭从武汉回来，任起义军总指挥。11日，越过修水、平江边界，占领东门厂。但在进攻金坪时，被余洒度收编的军阀部队邱国轩团叛变，起义军腹背受敌，“是役损失人枪200余”，两个营被打散，只得向第三团靠拢。第二团进攻萍乡未克，便改攻老关，得手后又打下醴陵、攻克浏阳县城。旋即陷入优势敌人的重围。起义军冲锋出城，“是役失去枪支300余，捉去农军110余人{13}”。第三团从铜鼓向浏阳进发，攻占了白沙和东门市，旗开得胜，但遭到优势敌人的反扑，严重受挫。为了保存实力，毛泽东决定撤出战斗，向南转移。
三. 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9月中旬，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进攻长沙途中受挫，三路部队先后失利。14日，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命令起义部队到浏阳县的文家市集中。余洒度率第一团中途接到“毛泽东以前敌书记名义来信，嘱度即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14}”。15日，湖南省委决定停止长沙暴动计划。17日，第三团与第一团在浏阳孙家段会合，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师长余洒度主张继续攻打长沙，毛泽东等多数人主张向南撤退。会议决定部队退往湘南。19日，各路部队会师群众基础较好的浏阳文家市，计有1500人。当晚，前委又召开会议，讨论工农革命的行动方向问题。据当时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会议的何长工回忆，“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得很激烈。余洒度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毛泽东“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罗霄山脉北段靠大江，又有武汉三镇和南浔铁路，南段敌人调动也比较方便，都不好。中段是两省结合部分，两省军阀有矛盾，各保其实力，我们有回旋余地。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真理{15}。”会议最后否定了师长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在卢德铭等的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部队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20日，毛泽东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向全师人员讲话，宣布不打长沙，向南转移。他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的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16}。”毛泽东的讲话，给了秋收起义官兵很大的鼓舞。21日，毛泽东与卢德铭、余洒度率工农革命军开始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湘赣两省的敌人都来追剿和堵击。当行至萍乡芦溪时，遭敌袭击，部队受到损失，总指挥卢德铭英勇牺牲。25日，工农革命军攻占莲花县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0多人。前委在城内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指示恢复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转兵十天，战斗频繁，长途跋涉，伤病员大量增加，怕苦、怕累、掉队的增多；官兵不平等以至打骂士兵的现象，时有发生；军纪松弛，以至出现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为此，毛泽东决定在三湾对部队进行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党代表何挺颖，辖一、三两营及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和辎重队，共700余人。改编时，宣布去留自愿，愿留则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在军队内实行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为了寻找落脚点，毛泽东写信给当地绿林武装首领袁文才和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
10月3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的古城，当日召开了前委扩大会。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和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等问题。6日，毛泽东在宁冈大苍村接见了袁文才，并决定送给袁文才100支枪。袁文才消除了疑虑，当即资助工农革命军几百银元，并表示帮助工农革命军筹备军粮和安置伤病员。在袁文才的支持下，工农革命军于7日进驻茅坪，在茅坪设立了留守处和医院，使伤病员得到了妥善安置。随后，应袁文才要求，毛泽东派了几名军事干部帮助其部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则在井冈山周围打游击。在湖南的酃县十都，毛泽东派出何长工去长沙等地与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联系，同时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在酃县水口，毛泽东主持了六名新党员的入党仪式。此时，得知敌人向水口逼进的消息，工农革命军遂兵分两路进行游击：由宛希先率领一营一、三连为一路，绕道安仁，于21日占领茶陵县城。毛泽东、张子清带领的另一路，在江西遂川县的大汾遭到肖家璧靖卫团的袭击，部队被截成两部分。张子清、伍中豪率第三营进入湖南桂东，不久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取得了联系；毛泽东率团部和一营的二连、特务连，经黄坳到达荆竹山。毛泽东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了纪律教育，要求部队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部队到大井后，受到王佐及其部队的欢迎。毛泽东会见了王佐，送给他70支枪。王佐也资助工农革命军一些银洋和500担稻谷。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茨坪。随后，即率一部分部队到茅坪，开始创建以茅坪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
秋收起义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首先，它为建立一支人民军队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17}。”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亲自组织了一支工农革命军，率先打出共产党和苏维埃的旗子，经过三湾改编，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规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党指挥枪，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宗旨和建军原则。上了井冈山之后，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前来会合，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不愧为中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其次，它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方向。湘赣边秋收起义，在开始时也以攻占大城市长沙为目标，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把必要的退却和正确的进攻结合起来，从“工农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井冈山道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挫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中国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胜利的。
注释：
{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9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
{2}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37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
{3}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181-18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204页。
{5}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205页。
{6}《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4年6月23日。
{7} 毛泽东：《在中央紧急紧急会议上的发言》，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6~47页。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8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8} 谭震林：《回顾井冈山的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0页。
{9} 《毛泽东年谱》，第212页。
{10} 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于武汉），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9页。
{11} 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32页。
{12} 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8、29页。
{13} 《任弼时报告》——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1927年9月27日）。
{14} 《余洒度报告》——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1927年10月19日），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44页。
{15} 何长工：《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111页。
{16} 《毛泽东年谱》，第219~220页。
{17}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特约责编：何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