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湖南妇女英烈志》，记载了大革命以来30位湖南女革命英烈、先烈的英雄业绩。其中有15位牺牲时还不到25岁，她们平均年龄只有20岁，最小的才14岁。这些年轻女英烈，大多没有结婚、生子，甚至连恋爱都未曾经历。18岁被敌人杀害的进步女学生朱近之；16岁和14岁牺牲的党的秘密交通员李洁、李广姐妹；16岁入党、17岁被砍头剖腹的妇协委员蓝泽；16岁惨遭杀害的最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李爱莲；22岁被敌人杀害的浏阳县第一任女县长邵振维……她们的人生原本也可以像千百年来绝大多数女性追求的那样，拥有风花雪月的浪漫，哺育自己的孩子，释放母爱的天性，但她们却宁肯踏上荆棘丛生充满艰险的道路；在“相夫教子”依旧被认为是女性天职的年代，她们却勇敢地扛起民主革命、妇女解放的大旗；在反动派处心积虑的威逼利诱面前，她们本来也有生的希望，却宁肯选择慷慨赴死……她们作出这样的选择，必然是基于其对社会、对人生、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在这些年轻湘女的价值观里，幸福是和真理紧密相联的，革命的真理就是群众的利益所在，革命的真理就代表着幸福，真理的实现就是幸福的实现。
一、年轻湘女英烈幸福观的形成及其特质
1.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影响
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几年间进行的文化思想运动。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思想界的领袖人物抨击传统的封建礼教是一种奴隶道德，封建礼教的权威不断受到挑战而日益动摇，推翻“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封建老教条的声浪和斗争遍布全国。湖南作为近代以来新思潮最活跃的内陆省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也更加广泛、更加深刻。五四前后，新旧思想的交织、碰撞、冲突使湖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思潮启蒙了人们思想，促进了革命运动走向深入。妇女解放成为湖南社会进步的一种主流声音。妇女解放从要求婚姻自决权开始，继而发展到要求男女教育平等权、财产继承权、参政权等。1915年创刊的长沙《大公报》是当时湖南影响最大的民营报纸，它首先发起婚姻问题大讨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其舆论作用下，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度走在全国前列。1919年11月16日，就轰动长沙城的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文章分析赵五贞自杀是由于“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着，求生不能”“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希望热心的人要为一个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喊一声“冤枉”。此后，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纷纷著文，对赵五贞事件进行讨论，形成对封建婚姻制度乃至整个封建传统礼教的一次进攻。
这些舆论和思潮极大地影响了湖南女性的价值观、幸福观，尤其是在青年女学生中起到颠覆性的作用。1911年出生的湘潭女子李爱莲，1927年在马日事变时牺牲，年仅16岁。李爱莲出生于一个封建小资产阶级家庭，兄妹5人中，李爱莲是最小的一个。摆脱不掉封建传统“重男轻女”的命运，12岁时李爱莲就被母亲许给一位财主家的少爷，收了一笔丰厚的礼金。在这样一个封建和铜臭味十足的家庭里，李爱莲走着一条“反叛”的道路。她要求读书，迫使母亲送她上学；她反对母亲对工人的盘剥；她看不惯二哥的嫖赌挥霍，骂他是“寄生虫”……从学校里接触到的民主思想，让她与封建家庭格格不入。1926年，李爱莲15岁的时候，湘潭市的工会相继成立，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她秘密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党组织领导的各项斗争中表现活跃。为了反抗强加给她的婚约，她与母亲的矛盾日益激化，索性自己找上已许婚的财主家退婚，成为轰动一时的“奇闻”。她站在财主家堂屋的方桌上，向前来看热闹的人群大讲妇女应该反对包办婚姻的道理，以及自己为什么要解除婚约的原因。由于母亲不愿意继续资助她求学，她便找工人借钱做学费，考取由湘潭县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倡办的黎氏女子职业学校。在这所由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兼教的学校里，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国华”，意为“要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她支持自家店里的工人同店主母亲的剥削行径作斗争，被母亲骂作是“暴徒”“忤逆不孝”，说她“十个指头往外拐”，对她恨之入骨。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马日事变前，从一名封建家庭的叛逆者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李爱莲，为党组织的宣传工作不辞劳苦、到处奔波，在工会、农协、商协、学联鼓励群众、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宣传中到处活跃着她的身影。
李爱莲和封建家庭的决裂是坚决而彻底的，以至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她的店主母亲和二哥亲自带来团丁将她抓走。敌人以为她年轻幼稚，便对她进行百般利诱劝降、严刑逼供，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被“悔婚”的未婚夫想在生死关头劝说她回心转意，她回答说，“我已经拒绝了你家的婚姻，即便是死，仍然拒绝。”有人还曾请她母亲出面保她，得到的答复竟然是“我早冇得（没有）这个女了，你们毙了她吧！”1927年6月2日，李爱莲这个英勇的女孩终于倒在了刽子手的屠刀下，成为当时牺牲的最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李爱莲的幸福观里，苟活不是幸福，屈从不是幸福，为革命和真理献身才是真正的幸福。
自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湖南像李爱莲这样为了挣脱“纲常名教”的束缚、打破封建的枷锁，争取独立自主权利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女性绝不只是个例。又如，1914年出身的湖南湘阴县女子蓝泽，在家乡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期，12岁的她就积极为农会做事。13岁时，母亲擅自将她许配给一家饭铺老板作儿媳。到婆家仅3天她就出逃了。恰逢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在三湘四水引发巨大震撼，蓝泽的废婚斗争得到当地党组织的支持，她也成为农民武装的战斗队员之一，经过3年与地主反动派的斗争锻炼，蓝泽成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骨干，16岁的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乡苏维埃宣传委员兼妇协主任、湘北特区妇协宣传委员。她关心群众，用各种方法提高妇女的阶级觉悟。在她的发动下，家乡妇女支持武装斗争热情高涨：站岗放哨、送信、煮饭、做鞋、缝补浆洗、照顾伤员，妇女都踊跃参加。她组织女青年，跟随赤卫队配合红军打仗，成为令当地恶霸地主闻之色变的女共产党员。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之后，在敌人用尽各种残酷手段折磨之下，蓝泽在敌人要她招供的纸上写下“白匪白日白做梦，挨狗挨贼挨不长。螳臂挡不住车轮，乌云遮不住太阳！”敌人恼羞成怒将17岁的她砍头剖腹残忍杀害。
李爱莲和蓝泽都是牺牲在反革命屠刀下的年轻女英烈，她们年龄相仿、人生经历相似、斗争觉悟一致、革命信念相同，种种思想和表现有很强社会历史人文烙印。其中最鲜明的特点是，她们所秉持的幸福观是与阶级、民族、人民紧密相联的，个人幸福感来自对伟大、永恒事业的追求、信仰的追随。一己之利在她们眼里是不屑的，剥削和压榨在她们眼里是不容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在她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失去了思想统治地位。湖南妇女解放开始发生革命性变化，正如毛泽东同志1927年3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的那样，“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1]“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动摇起来。”[2]
2. 共产党人的指引和导向
和李爱莲、蓝泽同时期成长并牺牲的年轻湘女英烈，她们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从萌芽到成熟，都离不开共产主义思想的浇灌，共产党人的言传身教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例如，李爱莲就是在党领导工人运动迅猛发展时期投身革命，成为湘潭鞋靴业工会委员长张碧云的得力助手的。她后来经常到女界联合会所在地活动，并考取县委书记杨昭植倡办的女校，有了更多机会聆听杨昭植等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的讲课，促进了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形成。直到牺牲，她都在追随指引自己革命的导师杨昭植。柳直荀在《马日事变的回忆》一文中，对他们的牺牲谈到：“……失败后第一个牺牲者，就是我们英勇的烈士、湘潭县总工会的委员长杨昭植烈士。杨同志的死，是在豪绅资产阶级残酷的野蛮的死法中死去的。同时牺牲者，是在湘潭任农运工作的柳季刚同志及一位女同志”。这位女同志，就是李爱莲。
引导蓝泽走上革命道路的也是一位共产党员，名叫袁晓云。1924年，蓝泽10岁时，她的三哥学木匠出师，可以挣钱养家了，便送她去读书。在学校里，一些进步老师，经常传播一些新思想给她们。而蓝泽的三哥也是袁晓云开展工作的对象，他们的谈话，蓝泽也经常在一旁聆听，自然而然吸收了一些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道理。她后来的“废婚”举动也得到袁晓云的支持，还吸收她参加一些秘密会议。袁晓云在地主武装的围攻中牺牲后，蓝泽始终站在党组织领导的赤卫队、敢死队战斗的最前线，直到被捕牺牲。
18岁被敌人杀害的进步学生朱近之，生于1909年。父亲朱二爹是个木工，在长沙市贡院西街开了一家小石印铺。她的三个哥哥有两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共青团员。父亲开的这所石印铺实际上成了党的秘密印刷厂，地下党编的漫画、传单，大都在这里印刷。在这样的环境中，朱近之接触了大量的革命思想。她15岁时，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学校里，她思想活跃、追求进步，唱歌、跳舞、打球都很热爱，并主动接近一些进步师生。她认识了比自己高一年级、同住一个寝室的同学毛泽建（毛泽东同志堂妹），经毛泽建介绍，又认识了共产党员龚际飞老师。随后，她经常和一些进步青年聚集在龚老师家里听他讲解马克思主义，讨论革命问题。在龚际飞、毛泽建等良师益友的帮助下，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伐战争期间，在党、团组织领导下，朱近之参加了衡阳市学联组织的演讲队，奔走宣传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种种罪恶，引起当局注意，并被学校警告。党组织后来安排她进入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直到马日事变后不幸被捕。
湖南衡山县的李洁、李广姐妹，分别生于1912年和1914年。1920年，她们被父亲送去衡山县立女子高等小学读书。这所小学的老师，多数是衡阳三师和三女师的毕业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思想大都倾向进步。她们的大姐李淑贞就是其中之一，对姐妹俩学习和思想，起到良好的影响。她们的叔父李芳桂，是当地秘密农会的委员长，姐妹俩很小从他那里就听到一些关于地主剥削农民、穷人要翻身的革命道理。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南，青年团、女界联合会、儿童团各个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姐妹俩成了儿童团的积极分子。这年秋天，李洁考入衡阳三女师，李广则升入县立女校附设初中。李洁到三女师后，受革命师生影响，进步很快，当年就加入了共青团。她在学校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能明显看出她思想的成熟与进步：她写道，”要冲破‘天命’，才能立志于改革，才能靠自己起来革命，才能彻底解放自己。”李广在县立女校也经常受到李洁来信鼓励，在学校组织的进步文艺宣传演讲活动中非常活跃，同年冬天也加入了共青团。她们的哥哥李果，从衡阳回到衡山县担任团委书记时，正好毛泽东来衡山考察农民运动，姐妹俩见到了毛泽东，并参加了按照毛泽东指示为岳北农工会创建者赵丙炎等四位烈士举行的公葬大会，公葬大会揭露并反击了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抹黑与污蔑。这些经历让她们耳濡目染受到极大的教育，更加坚定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她们把会场的一副挽联用毛笔抄在本子上：“当时轻如鸿毛，今日重如泰山，是民国十二年工农惨杀之案；奠设先圣庙庭，荣葬紫金名胜，辟吾衡数千载哀容未有此期。”由此可见，姐妹俩年纪虽轻，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解和认识已经趋于成熟。受身边亲友、师长，特别是共产党人积极、斗争、向上的人生观影响，加上亲眼目睹一面是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的利益流血牺牲，一面是反动肆意屠杀革命者，她们已经具备革命和斗争的理论和实际鉴别能力，这也是后来她们决心为党从事秘密交通联络工作以及被捕后面对刽子手屠刀毫不畏惧、毫不动摇的思想基础。
3. 年轻湘女英烈幸福观的内涵
一般而言，不同的理想决定不同的幸福观。上述年轻湘女英烈，她们的人生虽然短暂，但都经过了新思想和革命斗争的考验，她们身边的共产党人对其理想信念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她们的幸福观源自共产党人的言传身教，受共产党人视死如归革命气节的感染，形成于共产党人领导工人、农民、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她们在学校中接受新思想、在与家庭、社会、传统礼教的抗争中获得幸福感，这些幸福观的形成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共产主义理想及道德标准高度一致。她们认为人生就应当为社会、为阶级、为民族、为国家、为人类做出一番贡献，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洒一腔热血都是应该的；辛苦、劳累，甚至是牺牲，都是值得的，是自己职责所在，也是自己的价值所在。她们的幸福，在于把自己与一种伟大的、永恒的事业相联系，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得以化为永恒的伟大。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对理想的追求，是内心世界的理性幸福。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所说，“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的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3]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幸福必须建立在社会的幸福、人类共同幸福之上这一理论，深刻影响了年轻湘女们的人生选择。
二、年轻湘女英烈的事迹对新时期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启示
价值观念是后天形成的，是通过社会化培养起来的。家庭、学校等群体对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他社会环境也有重要的影响。15—20岁是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直接决定未来的人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五四运动和大革命影响下，以李爱莲、蓝泽等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女英烈思想进步与成熟的历程，对当今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有着深刻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发挥学校对于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作用
上述年轻女英烈，革命思想首先是在学校获得启蒙，随后在与家庭、社会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成熟。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在极为艰苦的斗争环境下，湖南的各类学校，还有无数像她们一样的年轻女性付出了生命和鲜血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朱近之和李洁就读的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简称“三女师”），是五四运动时期领导湘南地区反帝反封建爱国学生运动的总部湘南学生联合会（简称湘南学联）的主要活动场所。五四运动后，毛泽东曾来此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团组织，培养了一批革命志士，著名的有何宝珍、伍若兰、毛泽建、朱近芝、曾志、彭镜秋等。除了三女师，湘南学联的成员还有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省立第三中学、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等数十所学校，这些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毛泽东曾先后四次亲临衡阳，其中两次住在湘南学联，开展建立党团组织的活动。他发展了湘南学联骨干蒋先云、黄静源、夏明翰和唐朝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建起湘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中共三师小组。这些湘南学联的学运骨干，成为学联广大师生崇敬和追随的先进分子：如北伐名将蒋先云，工人运动领袖黄静源、唐朝英，英勇不屈写下就义诗的夏明翰等等。 据1922年10月15日出版的《先驱》12号刊中记载： “五四运动之衡地各项爱国，均系该会主持，成绩颇为可观。”湘南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更为日后湘南党团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联成为了湘南党团活动的中心和革命英才的摇篮，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人遍布全国各地。湘南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相继参加和领导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湘南暴动、安源和水口山工人运动、衡山农民运动；在北伐时期，湘南学联许多学生成了各级党团组织和各种民众团体的领导人和骨干；在湘南起义中，学联许多成员成了赤卫队、工农革命军的指挥员，他们中有的还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在大革命时期，在井冈山建立的以毛泽东为党代表朱德为军长的红四军中，8个团的团长和党代表16人中湘南学联学生就有10位；长征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有不少学联学生成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和著名军事家。
从湘南学联对革命的作用和影响来看，培育青少年核心价值观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是极为必要的，也是有历史规律可循的。对于10-16岁的青少年学生而言，小学、中学校园里流行的文化、思潮必然会影响他们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因此，作为青少年价值观培育重要场所的学校必须重视正确的思想引导：一是要扩大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与大革命时期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形势和条件相比，目前我们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阶段，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对青少年学生而言，迫切需要扩大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要用核心价值观凝结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共识、集聚力量。二要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规律，正确引导青春期容易形成的叛逆、反抗、抵触等影响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负面心理和情绪。三要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引导广大家庭和社会各方面主动配合学校教育，以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社会风气巩固学校教育成果，形成家庭、社会与学校携手育人的强大合力。
启示之二：必须承担主流媒体对于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责任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给各种思潮的泛滥提供了快速的传播平台，对主流、核心价值观的冲击不可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对革命先烈及英模人物的恶意抹黑和诽谤攻击随处可见，根本上是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达到颠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摧毁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破坏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目的。舆论环境的变化，对主流媒体的职责和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闻舆论处于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通过价值判断引导人，舆论导向直接影响价值取向。对正处在价值观形成和培育阶段的青少年来说，良好的舆论环境尤为重要。
五四时期，湖南影响力最大的报纸长沙《大公报》，连载署名南陔的《社会主义两大派之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无政府主义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立论方法之社会主义”。《大公报》等报刊还陆续刊载介绍苏俄布尔什维克内外政策的文章。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刊物《湘江评论》，撰写发表《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40篇文章，歌颂俄国十月革命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号召各界群众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坚决斗争。在省学联领导下，长沙各校学生会出版10多种刊物，宣传新文化，介绍新思想，如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高等工业学校的《岳麓周刊》、明德中学的《明德周刊》、长郡中学的《长郡周刊》、楚怡工业学校的《体育周报》等。这些报纸和刊物形成的强大舆论影响，对湖南社会思潮起到引领和导向作用，尤其在青少年学生中引起广泛传播。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舆论与政权的安危密不可分。任何政党要夺取和掌握政权，都要用好舆论这个武器；任何政权要实现长治久安，都要守好新闻舆论阵地。主流媒体只有守好舆论阵地、把握政治方向，才能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正确导向。
启示之三：必须强调共产党员对于青少年价值观培育的重要影响
引导李爱莲、蓝泽、朱近之和李洁李广姐妹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当中，都能看到共产党员的身影，有的是她们的亲人，有的则是同学、老师，他们树立的榜样和形象深刻影响了她们的信仰和追求。
当前，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是深得民心的，党的总体形象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员的形象也是好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党员形象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还存在着一些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也相当不少。比如，有的党员信念动摇，信仰缺失，理想虚无，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背离了党员的起码要求；有的在思想上因循守旧，安于现状，无所作为，不求进取；有的在工作上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有的作风不正，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软弱涣散；有的学风不正，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教条主义、形而上学严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有的生活作风不检点，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大大影响了党员个体形象，也严重损害了党的整体形象，如果不引起高度重视，必将对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产生不良影响。
共产党员要为青少年价值观形成作表率，要注重八个方面的形象：一要树立坚定理想信念的政治形象。就是要有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二要树立牢记党的宗旨的为民形象。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时刻牢记这个宗旨，认真实践这个宗旨。三是要树立善于学习创新的进取形象。共产党员要自觉学习，努力学习，并且要重新学习、不断学习。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把握时代脉搏，立足新的实践，使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四要树立勤奋敬业奉献的工作形象。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成绩，把自己认同的理想与信仰化为实际行动。五要树立带头遵纪守法的自律形象。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执行党的决定，自觉服从大局，努力维护大局，保证政令畅通，保证团结统一。六要树立坚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形象。只有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才能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才能保持忧国忧民的意识，才能保持“胜不骄、败不馁”的斗志。七要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形象。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质。八要树立诚信友善的人格形象。“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对共产党员而言，则应当作为塑造高尚的道德人格形象更为严格的标准。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才能引领全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和革命战争时期一贯的先进性，才能在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上起到模范和标杆作用。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4页.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