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的隔离是中国现代化战略选择的必然结果，并非执政者随意的行为，而是多年来逐步成形的产物。其最基础的制度保障就是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和城市就业与福利制度，这些条件决定了中国的城乡隔离是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种配套工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关键词]现代化战略；中国；城乡隔离
[作者简介]叶涯剑（1975-），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空间社会学、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孟珈蒂（1991-），女，华南农业大学2014届毕业生。（广东广州 510640）
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中，城乡隔离是一个热门主题，相关文献最重要的共同点是把城乡隔离置于批判的位置，着力探讨这种现象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诚然，城乡隔离造成社会不平等，阻碍城乡融合，但很多这类批判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因为大多数批判都是以今日社会的需要为基准，然而在城乡隔离现象形成时期，社会的需要与今天差别很大，这决定了城乡隔离包含着相当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今天我们普遍批判的城乡隔离基本上可以认为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之后逐步形成的，是现代化大背景下国家政策不断调整的结果。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这个时期的城乡关系与之前几千年的城乡关系并无重大的区别，城市是社会体系的核心，是领导农村的权力集中点，农村是人口和社会财富主要的分布区域，城乡之间存在对立的关系，但城乡之间不是互相封闭的，人口和资本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这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而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城乡隔离，这与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工业化水平提高带来城乡差别的消失形成了鲜明对比，要解释这一特殊现象，就必须引入现代化战略这个变量。
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时候面对着先发国家的强力竞争，不进行现代化必然处处挨打，而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工业化，没有工业化，现代化只能是一种空想。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之下，新中国建立之时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以工业化求现代化的道路，这在很多政治文献中都有体现。例如：“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中国是一个大国，其现代化和小国存在巨大的差异。要维持大国的运转，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转型，工业化的建设必须是全面的，即拥有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全面完整的工业体系，建国初中国工业的短板是重工业，而重工业也是现代工业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钢铁、能源、材料、机器、设备等专门的工业门类，就不能算是建立了重工业，也不能实现轻工业的现代升级，瘸腿的工业体系承担不了把社会带入现代的任务，而立志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工业国，实现现代转型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全国之后必然把重工业建设作为工业化的首要任务。李富春在1952年5月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明确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燃料动力、机械军工、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上，为我国工业化打下基础；农业、轻工业和交通等事业应当围绕重工业这个中心来发展。”也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在年底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告诉全党，“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在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最终宣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的任务。
重工业与轻工业有极大的差别，重工业是资金、技术、知识高度密集的产业，需要的资源数量和资金数额极其巨大，新中国成立初期，既缺乏对外融资的渠道，也没有雄厚的国内资本家底，既不可能通过殖民扩张来获取资源，也不可能按部就班等待轻工业的发展有所积累之后再开始重工业建设，在此情况下只有以国家主导的方式才能较好地动员现有社会资源，投入重工业建设之中。或者说，这是选择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必然逻辑结果。
作为后发赶超型现代化国家，重工业化建设只能以国家运用政权的力量从国家内部高强度调动资源来满足现有的资源硬约束条件，能够采取的方式就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确保城市工业的低工资、低资源价格和高额的工业利润，集中工业化的建设资金，通过这种方式，传统的城乡对立逐步转化成了城乡隔离，城乡之间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是城乡结构对重工业优先战略的一种适应。
城乡隔离是由一系列制度搭建起来的社会结构，这些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并非某种长远社会规划的产物，而是在重工业优先战略执行过程中渐次出台的。
首先形成的是统购统销制度，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实施，重工业建设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但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导致对商品粮的需要激增。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就出现了严峻的粮食形势，在1952-1953粮食年度，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却支出587亿斤。反映农业生产能力面对重工业建设时捉襟见肘，为了解决粮食问题，1953年10月，中央接连召开几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11月19日，政务院又通过《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954年夏，又对食油和棉花实行了统购统销。按照这一制度，城镇和经济作物产区的居民、缺粮户和灾区的灾民只能凭购粮本、粮票由国家计划供应口粮，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一切粮食经营和加工统一归当地粮食部门领导，生产粮食的农民也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这种制度是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之下的一种应急措施，控制住了粮食供应紧张的局势，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客观上也使农民进城难度激增。
其次是户籍制度的形成。建国初就有的户籍制度最初并不限制公民的自由迁徙，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正因如此，即使国家在1953年实行了粮油等生活资料的统购统销制度，但在1954～1957年间，每年全国自由迁入迁出的人口数量都在2000万人以上，净迁移率最高时达到2.95%，人口迁移还是较为自由的。但随着重工业建设的开始，大量资金投入工业项目，人口供养资金自然较为紧张，城市人口激增使城市不堪重负，地方政府只好采取措施阻止农民进城。1957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特别强调公安机关要严格户口管理，不得让流入城市的农民取得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供应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员粮食，城市一切用人单位一律不得擅自招收工人和临时工。1958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户口迁移审批和凭证落户制度结合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基本上堵死了人口自由迁徙的途径，城市和农村在空间上出现了完全的隔离。
第三是城市就业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城市作为重工业建设的基地，是工业化的基本空间载体，城市人口是工业建设的主要承担者，要确保工业建设顺利进行，为这些人提供社会保障成为必需的事项，为此，城市社会福利体系全面覆盖了城市人口的就业、生活、教育、养老、医疗等方方面面。如果从工业化战略的高度来看，可以说城市社会福利制度是当时工业化建设的配套工程，这种“全包”的福利体系也是提高社会组织程度，尽量动员社会资源以满足现代工业高度组织化要求的制度设置。
通过以上提及的这些制度建设，国家实现了城乡的空间隔离，城市和农村成为国家现代化工程的两大角色，各自有自己的生产任务、劳动力配置、福利体系以及其成员的身份认同。这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达成现代化转型，在空间上进行的劳动分工。所以说，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必然产物，在实践中，城乡隔离确实满足了国家现代化转型的要求，这也是这一现象可以延续数十年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程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