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2岁）
1月30日 再次去苏联治病，2月1日到达莫斯科。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临行前，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曾去看望他。“从1956年2月1日到1974年3月27日，王明同志在莫斯科渡〈度〉过这最后十八年漫长的岁月里，绝大部分时间是因病躺在床上，最后十年连吃饭都是躺着吃的！”在这期间，王明同志除写诗歌200余首外，“还经常关心国内外时事”。
由于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联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与苏联有关方面有很熟的交往，苏联政府对王明的病给予了精心的治疗和周到的照顾。后来根据王明的要求，中国又派中医院的岳美中、李大夫两名针灸医生赴苏，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疗半年。由于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苏联方面的精心治疗，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恢复。
但梁漱溟在1977年11月16日写的《一个英雄两个恶人》中说：王明“后因病腹泻甚剧，苏联西医束手，以闻报我中央卫生部。卫生部指派岳美中（钟秀）中医师赴莫斯科为之醫治者达三个月之久。据岳君语我，陈病初非难治，一经治好，嘱其谨饮食，而陈恣意饮啖，病复作。再度为之治愈，切加嘱告，不得乱吃东西，而陈漫然不听劝戒，则又病。如是反复至再至三，岳医无奈，电告卫生部请求回国”。
2月14—25日 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做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4月2—4日 毛泽东在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中，在原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这句后，加写了下面的话：“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年发生的，后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一句后，加写或改写成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4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他还说：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应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7月31日 中共中央致电驻苏大使馆转陈绍禹同志（即王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定于本年九月十五日召开。你将由北京市党代表大会选举为出席八大的代表。如果健康条件许可，中央盼你能出席这次大会。希望得到你的答复。”
8月6日 中共中央致电驻苏大使馆转李富春同志：“（一）请你去看陈绍禹同志，面告他八大的会期（九月十五日开幕，九月一日起开预备会议），问他的身体情况，可否回国参加八大（中央已有另电通知他出席八大）。如果他因健康关系不能出席八大，请问他是否准备对大会提出书面的意见。”“（二）谈话情形望电告。”
8月30日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他指出王明是“反面教员”，说：“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一方面既批评王明的错误，又主张继续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反复阐述这样做对于团结和教育全党的重要意义，他说：
特别是王明，他在七次大会的时候，为了应付起见，写了一个书面声明，承认中央路线正确，承认七大政治报告，愿意服从大会的决定。但是，后头我跟他谈话，他又翻了，他忘记那个东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说，我写过一个东西，是承认了错误的。我说，你那个时候承认，如果现在不承认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头，在二中全会上，我们希望他讲一讲他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讲别的东西，只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们说，你这些话可以不讲，你讲一讲你王明有些什么错误，他不干。他答应在二中全会以后写反省。但是后头他又说，他有病，用不得脑筋，一动手写，他那个病就来了。也许他是故意这样，那也难说。他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时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这样的事情不干，让我们走王明路线，立三路线，不干。他们搞的党内关系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对犯过错误的，或者跟他们作过斗争的，骂过他们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都不要。他们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王明有政治纲领，李立三也有政治纲领……所以，王明、李立三的问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它的社会原因。这种社会原因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就是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这种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
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么，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
是不是选举了他们，犯错误的人得到奖励了呢？……会不会就学王明、李立三，也搞两条路线，变成四条路线，以便争取当中央委员呢？不会，没有人这样，而是鉴于他们的错误，自己更谨慎一些。
还有，从前有所谓“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那么一种话，那么，选举他们，党内会不会发生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这样的问题呢？王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要选他们做中央委员，结果就要正确的人或者犯小错误的人空出两个位置来，让他们登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呢？从这一点看，那是很不公道的：你看，正确的或者犯小错误的人要把位置让给那个犯大错误的人，这是很明显的不公道，这里头没有什么公道。如果这样来比，应该承认，是所谓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但是，从另外一点看，就不是这样。他们犯路线错误是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因为他们出了名。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们是出了名的，你那个不犯错误的和犯小错误的名声没有他们大。在我们这个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他们改不改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小，只是他们两个人。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党内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这样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他们就舒服了，他们就睡得着觉了，他们就高兴了。你把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或者不改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党内成百万容易动摇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分，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是怎样一种态度。正如我们在土地改革中间对待富农一样，我们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如果我们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得到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在外国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我们这个态度的很少，可以说没有。
9月8日 自莫斯科致电刘少奇并请转中央和主席说：“自8月7日接到中央盼我在健康条件许可下能出席八大电示后，我个人及医疗、护理方面虽作了更多的努力，但至今身体病况仍不许可我有回国参加八大学习的可能，乃不得不以深沉的愧歉的心情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来电请假。”在赞扬了党的七大至八大期间所取得的胜利后，他接着说：“我谨祝我党八大工作完满成功，我深信我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动员和组织全体党员及全国人民为实现八大决议而英勇奋斗，在与苏联共产党及各国兄弟党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援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争取持久和平的伟大事业中，获得更进一步的胜利。”9月10日，毛泽东在电报上批示：“此件可以印发各代表。”
1957年（53岁）
1月9日 陈云在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王明是“反面教员”，他说：“毛主席如果没有王明、张国焘，这些反面教员，未必能那样的成熟。对于各种意见要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分析，都是经过比较的。这是‘试金石’的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弄清楚事物的本质。”
5月 作《闻父死》古体诗二首。诗下注曰：“得电父于1957年5月11日1时在北京医院逝世。我父曾任鄂豫皖苏区合作社主任，为红军采办给养。革命成功前，曾被敌人捕去5次，受过严刑讯问，始终坚決不移。”
11月6—21日 毛泽东率代表团访苏期间，曾派代表团成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与黄树则去看望王明。据黄树则回忆说：“1957年，毛主席、杨尚昆一起去苏联。杨尚昆让我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去看望王明。我们去看他时，他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里。我去时，他只有点神经官能症，别的已没有什么病。他谈笑风生，还留我们吃一顿饭，吃的是包子。王明去苏联，好多年党中央都给他送东西，他自己也要东西。后来接到苏联专家给中央写的病情报告，说他只剩下神经官能症，可以回国了。但他自己不愿回来。”
本年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陈独秀、王明……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
1958年（54岁）
3月4日 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致电毛泽东，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所谈的王明的一些情况。内容是：
二月四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通知我关于王明的一些情况。他说，根据医生的诊断，王明目前健康情况尚满意，已不需再进行其他专门治疗，可回到中国继续休养。库西宁说，最近王明主动同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工作人员谈话，对苏方把他的病况和诊断通知我中央一事表示不满，苏方是根据杨尚昆同志的询问这样做的。此外，王明主动对这一工作人员谈到，他同我中央领导的某些分歧，他同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党内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王明认为他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工作时期，虽然犯了个别错误，但不能认为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他不同意毛主席对这些错误的批评和估价；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中央要求他检讨自己的右倾错误，目的是为了要逮捕他。王明说，中央认为他在共产国际中的全部工作是错误的，估价是不正确的；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内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批评他犯了右倾错误，也是不正确的。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整风时，中央毫无根据地强迫百分之八十的党员进行自我检查，也强迫他检查自己，但他拒绝这样做。王明认为那次整风运动助长了党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个人崇拜的流行。王明说中共中央对他在反立三同志的错误后，所做的批评是不公正的，不正确的，因为他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谈话中，王明还夸大了他自己在争取苏联援助我们抗日方面的作用。库西宁说，王明对我中央依然抱着集团宗派主义的观点和情绪，他的政治病尚未医好。由于王明对这一工作人员谈及一些与共产国际的工作有关的问题，库西宁因当时在共产国际中工作，故认为有说明以下三点情况的必要：
（一）王明谈到，毛主席怀疑共产国际方针路线的正确性问题。库西宁说，如果过去或现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某些指示的正确性表示怀疑是有权利这样做的，也是有根据的，不能认为共产国际的所有指示都是正确的，难道共产国际会比中共中央更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吗？执委会当时同中共的联系较少，基本上是通过王明联系的，而王明往往以个人的主观意见代替中共中央的意见。
（二）王明在共产国际期间，曾企图使执委会通过一些极其主观片面的决议，一般都表现出左倾和官僚主义的趋势。为此，领导机构经常批评他。他常常强调自己是享有中共中央的支持和完全信任的，他提出的建议如库西宁（当〈时〉的东方部部长）不同意，他就向执委会书记处甚至向斯大林提出。
（三）王明为了辩护自己在中国工作期间的错误，认为是盲目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也是错误的。库西宁说，共产国际没有过任何让他反对毛主席，违背中共中央的指示而活动的指示，相反的，当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从来信中得知（约在一九四零年）王明的宗派活动情况时，季米特洛夫同志曾责备过他，并将此事向库西宁谈过。
最后库西宁说，这一工作人员是口头向党报告的，词句上可能有出入，但所说的问题是不会有错误的。同时表示，王明不必要继续在苏治疗，他在苏联也超出了病人活动的范围，这个问题由我中央决定，希望知道我中央的意见。
根据以上情况，我认为王明仍在坚持自己的错误，并用两面手法进行挑拨性的活动，值得严重注意。此人已无改过认错的希望，我建议王明的错误要考虑作进一步严肃的处理，首先应令其回国。
王明在1969年冬谈的《和库西宁的争论》的回忆中说：“1959年我和国际部某同志谈了一些中共内的情况，尤其是谈了毛泽东反共反共产国际反苏的情况。不料库西宁把我谈的材料送给当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去了！刘晓又送给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以为苏联不愿帮他建立原子能研究所，所以毛泽东叫刘晓告诉库西宁说：‘不要用王明来做交换！因为王明已是个政治僵尸，随他愿意在苏联住多久都可以！’”
7月22日 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说：“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8月16日 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不久前我曾往访库西宁同志，向他转告了毛主席对苏共中央关于王明情况通知的答复。他表示对毛主席能充分地理解苏共中央非常高兴，至于王明是否应该在苏继续治病的问题，应完全由中共中央决定。既然毛主席认为他可以留下，这对苏方来说也不会成为负担。
8月30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王明时说：“王明也是个右派。为什么又选他做中央委员？这种右派跟章伯钧不同，因为他是共产党，名气很大，那你得当中央委员，你不当不行！（笑声）就是说，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容易不当中央委员。因为当中央委员，大家有个印象，他不当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当中央委员有这么一个道理……王明没有自我批评，他写了一个信来，想不当了，我的意思还要当。他的原则是要开会（中央全会或者党大会）就得病。但是我看还得当一下，当了有益处。”
11月4日 收到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后，王明在这天写了一个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并请报转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很长的电文，请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发电或交人带交中共中央。电文中说：“因病长期不能参加工作，八大二次会议前，病情又一再恶化，感到身体没有再工作的可能，曾先后托刘晓同志带信和致电中央并主席，请求解除我的中央委员职务，迄今未得中央复示，也未见到刘晓同志。现又接到外交部转来中央决定召开六中全会给我的通知，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因身体状况仍很不好。”“如我能为党多少做点工作，不仅可以尽到一点党员的责任，而且可以享受到参加劳动的幸福。可是我的身体不仅还不能劳动，辗转床褥，一切尚需别人照顾。因而又不得不向中央请假，请求批准。实在不胜遗憾。”
这封电文后面附了他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两个口号译文的意见，供中央参考。部分内容如下。
附：（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口号的前一句说的是每个社会成员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是以个人为主词的，原译文是没有问题的。后一句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对每个成员的待遇关系，是以社会为主体的。原译文“各取”二字不仅以个人为主词，而且原文中没有“取”的意思，照原译文可能被了解为个人可以任意取其所需。
（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两句都是以社会为主体，所以中文可以简译为“按各所能，按各所劳”。原译“各尽所能”与俄文原意由社会要求每个成员按其所能来劳动的意思是有差别的；原译“按劳取酬”与俄文原意由社会按每个成员的劳动给以待遇是不同的，而且原文中也没有“取”的意思，照原译“按劳取酬”，就使以社会为主或以个人为主问题含糊不清。
《传记与回忆》说：“1958年，王明同志虽多次严重犯病，但他仍经常关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时，也就是在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政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讲要在短期内建成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时，王明同志向中共中央提出改正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口号的翻译错误，以便使中共中央懂得：社会主义阶段不能跳过，而科学的共产主义社会绝不是一朝一夕即能建成的。”
《写作要目》说：这个请假电“主要内容除请假外，提醒中央注意不能把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混为一谈，关于两个阶段原中文译法错误，和应当如何改正及其改进。”
1966年（62岁）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全面铺开，王明在北京的家属受到牵连。
王明在《中共半世纪》一书中说：“‘文化革命’一开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墙上就出现了‘打倒苏修侦探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大叛徒王明！’的大标语。从那时以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经常把王明当作第一号打击和诬蔑的对象。他的妻子孟庆树，由于在苏联学习过……在‘文革’开始时北京墙上也出现了对她进行同样诬蔑的标语。此外，红卫兵挖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的父亲陈聘之的坟墓，到王明的住所抄家，把他的八十多岁的继母黄莲舫打得半死，丢出门外，把他的几十种手稿和全部藏书焚掠一空。”
6月 作七律叙述他家属的悲惨遭遇，诗曰：
北京城内孟公府，
二号门牌我有家。
红卫兵临全部毁，
白头母死众邻嗟。
积书千卷成灰烬，
存稿百篇付浪沙。
父骨抛山伤警卫，
罪行无涯痛无涯。
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回忆录也说：“文化大革命”中“把绍禹父亲的坟墓挖开，尸骨抛弃了！”
王明父亲的墓当时确实被红卫兵掘了，墓碑被砸成三段，但并没有鞭尸。王明继母黄莲舫在被抄家前已被送往安徽金寨县梅山镇老家安置，并未被打死。红卫兵的这些行为也不是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和指示，仅仅针对王明一个人的。王明的手稿和藏书也不是被烧了、扔了，而是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收缴了。据王明的秘书田书元回忆：“1966年7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党委负责人，带着一些人到我住的地方，宣布撤我的职，并把王明的屋子、文件、书稿、钱、账目等东西看守起来……后派人把这些东西都搬走了。”他还说，原来一直是由他给王明寄工资的，后因他被撤职，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1974年（70岁）
3月27日 王明病逝于莫斯科，被安葬于新圣母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