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1-11-09
作者简介：
谢爱华（1968—），男，湖北荆门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学与宗教关系、宗教哲学等。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科学与宗教关系研究”(10BZJ028)的部分研究成果。
摘 要：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三种模式：对抗、分离与融合各自表现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某一个方面，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或隐或显的存在，并发挥各自的作用。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科学与宗教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界与宗教界应该摈弃前嫌，坦诚对话，用分离与融合模式化解冲突与对抗，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立做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科学；宗教；对抗；对话
中图分类号：G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2）02-0030-07
一、 科学还是宗教
如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全球性的热点话题。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其任期内曾两次否决国会关于人体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提案，他在演讲中使用了宗教意味强烈的语言，把“人的生命的尊严与神圣”提到了“美国建国的基本原则”的高度。哲学家哈贝马斯2002年在“德国书业和平颁奖大会”上评论“911”事件时，也把它看作是全球范围内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抗与冲突的集中表现。科学与宗教领域内各自的代表人物在新闻媒体上展开激烈的争论与对话。200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爆发了一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直接冲突的案例：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地区法院的法官20号判决该州多佛地区学校教授的“智能造物”说违宪，并禁止该校教授“智能造物”说。
此前，宾夕法尼亚州多佛地区学校的教务委员会命令在该校的生物课上教授智能造人造物说。多佛地区学校的辩护律师表示，学校教授智能造物说是为了提高学校的科学教育，让学生们接触多样化的理论，而不是被局限于进化论。他们还认为进化论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复杂程度。该案的原告认为，智能造物论只不过是对上帝造人说的世俗化，是违宪的。原告的意见得到了法官的一致认可，并判决多佛地区学校的教务委员会违宪。多佛地区学校教务委员会的新主席表示，他们不大可能对这个判决提出上诉。
这是2005年12月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进化论与“创世论”之间的一次冲突与较量，代表科学的进化论最终击败了“创世论”，科学战胜了宗教。但这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为了不至于明目张胆地对抗美国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创世论的拥护者们坚持创世论不是宗教而是“科学”，至少是和进化论一样“科学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创造模式至少是和进化模式同样科学的，或至少是和进化模式一样非宗教的。”[1］4这就涉及到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宗教？它们的区别何在？
同样的争论也发生在美国阿肯色州的议会上。创世论的拥护者们要求议会同等对待创世论与进化论，持对立意见的双方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创世论”究竟是科学还是宗教的问题尖锐的凸显出来。很明显，争论的议题已经超越了纯粹科学的领域之外。议会除了听取科学家的意见之外，还必须聆听来自哲学家的声音。阿肯色州的一位法官就对此具有浓厚哲学意味的议题颇感兴趣，他概括了一些用于判定特创论是否能够作为科学的标准，认为一个科学理论应当具有如下特征：
（1） 遵循自然规律
（2） 根据自然规律解释现象的能力
（3） 在经验世界里是可检验的
（4） 它的结论是暂时性的，即不必是最终的结论
（5） 它是可证伪的[1］5
这个案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阿肯色州法官的判决以及他关于科学划界的标准不一定具有多大的代表性，我将在下文对法官的这五条判据做出具体评论。我举出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科学与宗教的区分在现实中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棘手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判据是否有效？能用它们作为判据来判别一种主张是科学还是宗教吗？科学与宗教究竟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它们的关系如何？这也正是笔者在本文中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 历史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三种模式
在西方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共经历了三种模式：对抗模式、分离模式与融合模式。
1． 对抗模式
该模式认为科学与宗教及其各自的代表人物总是处于水火不容的对立甚至血与火的冲突之中。科学的进步总是以宗教的衰落为代价，反之，宗教的兴盛则意味着科学的失利。这一模式在西方历史上的典型表现便是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对科学进步和科学自由的敌视与扼杀以及对科学家的残酷的人身迫害。约翰·威廉·德雷铂的《宗教与科学冲突史》（1874年）以及安德鲁·迪克森·怀特的《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1896年）是这一模式的两部代表作，其中较为详尽的叙述了科学与宗教在西方历史上的冲突与战争的历史。由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一模式在新中国建立后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话语。不过，随着历史文献学的发展，更多以前被掩埋的历史细节以及历史真相的披露，尘埃落定，使我们对这一模式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有了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现在看来，无论在科学还是宗教内部，在面对新的科学发现时都有“自由派”与“保守派”之分。对科学自由与科学发现的敌视与扼杀，主要发生在宗教内部的保守派阵营，即所谓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中间。而宗教内部的自由派则对新的科学发现持一种相对灵活与开明的态度。科学家内部的某些保守主义者也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而反对新的科学发现。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当时的绝大部分科学发现的先驱都是宗教信徒并具有传教士的身份。这使得当时的斗争与冲突的具体情境显得更为复杂和模糊难辨。以伽利略的被审判和处罚为例。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当时的教会内部一直有两种声音：开明派要求更加灵活地阐释圣经文本，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容纳哥白尼与伽利略的日心说，而保守派则在圣经的阐释上墨守成规，反对一切形式的标新立异，从而力主对伽利略实施严惩。这一圣经阐释上的立场分歧，又牵涉到当时的新教与罗马天主教相互斗争的复杂的政治背景。伽利略被卷进了教会内部的复杂的政治斗争的旋涡，并最终被“借标新立异以行异端”的罪名受到审判。[2］17因此，科学与宗教在历史上的冲突与斗争与当时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密切相关，不可做简单化的理解。
2． 分离模式
这一模式认为科学与宗教相互分离分隔，各自与不同的人类实践领域相联系，各自满足一系列不同的人类需要。在基督教内部，以卡尔·巴特为代表的“新正统派”即持此观点。该模式认为，宗教关心和处理有关价值领域内的事情，科学则关心和处理有关事实领域内的事情；科学关心的是“如何”（how），宗教则关心的是“为什么”（why）；科学处理自然范围之内的关系和规律，而宗教则询问自然宇宙的终极根源问题。我们利用科学提高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利用宗教给我们提供精神的慰籍。科学与宗教各司其职，“井水不犯河水”，双方都不能自恃为唯一真理，更不能越权干预对方领域。因此，只要科学家不对宗教教义说三道四，牧师也不要到实验室里去指手画脚，则双方即可相安无事，和谐相处。科学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宗教的衰落，宗教的兴盛也不意味着科学的失利。这种模式清晰的划分了科学与宗教各自的作用与功能，对科学与宗教的本质有了较为客观和理性的认识，也比较符合当前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某些情态。这一模式的缺点是过于强调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差异及其分离与隔绝，而忽略了科学与宗教在当代世界的日益频繁和深刻的互动关系与对话趋势。
3． 融合模式
这一模式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不是对抗与冲突的关系，也不是完全相互分离和隔绝，而是可以相互协调、补充，甚至可以相互推动。这一模式的倡导者以施莱尔马赫的“新教自由派”以及怀特海的“过程神学”为代表。基督教内部的自然神学派亦与此模式相合。这一模式认为，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融合与推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宗教信仰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激情与动力。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的自然宇宙具有一种神性秩序，而这种秩序或规律是可以为人的理性所发现和掌握的。探索这种秩序和规律，从而领悟神性的奥秘，是上帝的召唤，也是每个基督徒的天职。正是在这种信仰精神的鼓舞下，西方中世纪出现了一个“神学家-自然哲学家”阶层，他们相信研究自然世界在神学上是合法的和必须的。中世纪不仅将一系列具有古希腊-阿拉伯传统的科学著述翻译成当时西欧学界的通用语言——拉丁文，而且在西欧建立了最早的大学，成为当时自然科学研究与发展的中心。正因为如此，许多西方学者把西方现代科学革命的深刻根源追溯到中世纪。[3］21
另一方面，对于具有信仰情结的教徒来说，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为他们的信仰提供“启示”或学理的支撑。仍以基督教为例，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有两部书是他们的必读书：一部是《圣经》，上帝的言语之书；另一部是自然，上帝的创造之书。探索和研究自然，可以领悟上帝的伟大和崇高的奥秘：
自然是我们眼前一部最美丽的书籍，在这部书里，所有创造出来的东西，无论大小，都是向我们展现上帝昭示给我们的无形之物的字母。[2］12
宗教改革的著名领袖加尔文热情洋溢地写道：
让每个人都有办法获得快乐，这样上帝就高兴，这就不仅在我们头脑中植入了我们已在宣讲的这种宗教的种子，也使他创造整个宇宙结构的完美性深入人心；而且他天天都把自己置入我们的视野，这样一种方式使得我们只要一睁开眼睛就必然看到他……为了显示他的高超智慧，上天和地面都向我们提供了无数的证据，这不仅仅有用颇为发达的天文学、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加以说明的证据，而且还有那些一个文盲农夫也会去注意的证据，他只要一睁开眼睛就必然看到这些证据。[2］11-12
现代学者余英时先生也认为：
西方自宗教革命与科学革命以来，上帝和理性这两个最高的价值观念都通过新的理解而发展出新的方向，开辟了新的天地。把人世的勤奋创业理解为上帝的召唤，曾有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把学术工作理解为基督教的天职，也促进了西方近代人文教育与人文学术的发展。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而人的职责则是运用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和法则。这是近代许多大科学家所接受的一条基本训练，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是如此。[3］2
当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宗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趋势，为科学与宗教的当代对话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创造了新的契机。当代自然科学探索的触角已越来越深入到传统上属于哲学与宗教的领域：相对论对传统的时空观的变革，量子力学对哲学实在观的冲击以及对传统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思考的震撼，宇宙大爆炸理论对宇宙无限性的挑战……等等。融合模式正是适应了这一新的历史趋势，从而能够为科学与宗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对话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与更为开放的空间。这一模式的缺陷在于过于强调了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融合、互补与趋同的方面，而忽略了科学与宗教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差异、矛盾与冲突的方面。
三、 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
很明显，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实质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由于西方“两希文明”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希伯莱的宗教-信仰传统与希腊的知识-理性传统既抗撷纠结，又协同合作，在西方文明的发展流变中共同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历史重任。它们作为西方文明的两大基因，共同作用于西方文明的历史长河。同时，这又是一对处于矛盾张力之中的二元对立。西方文明一方面为二者在自己内部的共存而骄傲，一方面又为它们之间的矛盾对立而困扰，于是才有德尔图良的那句“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共同之处？”的经典发问。
具体而言，所谓古希腊哲学传统，指的是对人的自然智慧的热爱，对普遍必然性的追求，以及对理性的服从。而所谓希伯莱信仰传统，则指的是对超自然的启示和信仰的追求。前者是科学与理性，后者是宗教与信仰。对后一传统而言，人类不仅不应该在知识中寻求拯救，相反，圣经启示把知识同原罪、堕落与死亡联系起来。在《圣经》中，人类始祖的最初堕落便与人类试图获取知识密切相关：
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耳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可见，在基督教信仰的传统看来，“智慧”即是人类的原罪。在旧约圣经中还有一个亚伯拉罕杀子献祭的故事：上帝为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命令他杀死自己唯一的爱子以撒代替羔羊祭献给上帝。信仰与伦理的剧烈冲突，使亚伯拉罕内心的痛苦无以言说。他最终选择了服从信仰的召唤。丹麦宗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他的著名的《恐惧与颤栗》中，用富于文学色彩的语言形象的描绘了这一戏剧性冲突的场面：
……亚伯拉罕没有说什么。只有一个语句保留了下来，即他对以撒的回应，这足以证明他先前一言未发。以撒问亚伯拉罕用来烧烤祭献的羔羊在哪里。“上帝亲自准备了用来烧烤祭献的羔羊，我的儿子。”亚伯拉罕说道。
……
在无言的信仰的高峰，亚伯拉罕感到一阵恐惧与颤栗……[4]
总之，信仰无条件的高于理性，超越理性。克尔凯郭尔是否洞穿了信仰的本质？
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基督教内部一直存在着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的对立。两者都基于信仰的前提，强调信仰真理高于理性真理；但前者试图用理性来证明信仰，后者则强调信仰不能用理性来证明。前者试图用自然科学来证明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沟通自然科学与宗教，从自然通达上帝的神性，因此他们大多是“融合模式”的倡导者。前文在介绍融合模式时也提到过该派别。自然神学的代表是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他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启示神学的代表是中世纪的教父德尔图良，他有一句在基督教历史上十分经典的名言：“正因为荒谬，所以我相信”。
应该看到，自然神学试图用理性证明信仰的努力从未真正成功过。在我看来，迄今为止所有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及其现代翻版或因存在逻辑缺环，或陷于循环论证（隐含信仰前提），或混淆逻辑谓词（“存在”），或缺乏普遍性（运用个体宗教经验）……等等，均未能令人信服，尤其是未能令基督教外的非信仰者信服。而基督教体系中另一个令神学家们头痛的问题是“神义论”，即“恶”的存在的问题。我认为，神学家们关于这个问题提供的所有理性辩护，最后几乎都不得不牺牲上帝的三个属性（“全知”、“全能”、“全善”）中的一个或两个属性，从而损害了上帝的伟大与绝对权威。看来，克尔凯郭尔是对的，信仰高于理性，超越理性，理性不可能完全证明信仰，信仰是超越理性的公设。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德尔图良的那句经典名言：“正因为不是知识的对象，所以它才是信仰的对象”。在启示神学看来，自然神学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假如上帝的存在还需要人类理性来证明的话，岂不是说，上帝的存在还依赖于人类的理性？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得出上帝的存在其实可有可无的无神论的结论了。
如果上面的分析正确，是否可以得出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毫无关系，从而“分离模式”是正确的，而“融合模式”是错误的结论呢？并非如此。信仰是超越理性的公设，理性不能证明信仰的正确，信仰与理性可以各司其职，但两者也绝非毫无关系。迄今为止，人类尚没有建立起一种基于人类理性的信仰体系，但人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为自己的信仰寻求理性支撑的努力。基督教哲学就是力图将信仰真理向理性真理转化的努力，正如吉尔松所言：“将信仰真理改造成知识真理的努力所提供的理性真理的总和构成了基督教哲学本身”。因此，我们前面对“融合模式”所包含的两个方面的分析仍然适用：信仰有助于为科学研究提供动力与热情，科学研究也有助于为信仰提供“启示”或学理的支撑。不过对后一方面，如果研究者本身是信仰者的话，这种作用会更大；而如果研究者是非信仰者，则这种作用较微弱或者根本不存在。
可以举较近的一个例子：2006年，里查德·道金斯与弗朗西斯·柯林斯在美国《时代周刊》举行了一场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两者都是当今著名的生物学家，弗朗西斯·柯林斯还是赫赫有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组长。不过前者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和达尔文主义者，后者则是虔诚的宗教信徒，现在仍然十分畅销的《上帝的语言》一书的作者。对话中，道金斯向柯林斯提出了一个看来较为棘手的问题，大意是：您是生物学家，怎么能够相信圣经里面讲的处女生子的故事呢？而柯林斯的回答是：上帝既然创造了自然规律，他也可以随时改变这种自然规律。我认为从这段对话可以清楚的看出：两者的分歧既不是关于生物学的，也不是关于自然规律或自然秩序本身的，两者分歧的焦点在于这种规律或秩序的来源上。柯林斯承认在自然秩序与人类理性之上有一个超越的创造者，信仰超越理性。信仰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热情与动力；理性虽然不能证明信仰，但科学研究的成果却可以使我们领悟创造者的伟大，一窥神圣的堂奥，这正是《上帝的语言》一书的基本思想。而对于无神论者道金斯来说，他的世界没有这样一个超越的假设，也不需要这样一个假设。
四、 科学划界问题：科学哲学的视野
本文开头提到的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特创论”与进化论冲突的案例中，一位法官提出了判定一个主张是否为科学理论的五个方面的判据。这在科学哲学中被称为“划界问题”，即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问题。在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中，逻辑经验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都提出了自己的划界标准，在处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或可给我们有益的启迪。
1． 逻辑经验主义
逻辑经验主义将划界标准与意义问题联系起来，认为科学陈述就是有意义的陈述；那么，什么才是有意义的陈述呢？他们认为必须满足两个标准：一是内部的逻辑一致性，二是外部的经验有效性。一个陈述要想是科学的或有意义的，除了逻辑上不能自相矛盾以外，还必须能够找到一条在经验中证实它的方法来，这就是所谓的“证实原则”（Principle of Verification）。这种方法必须得出在经验中可检测的现象以证实理论。比如，对于“铁是导电的”这样一个陈述，证实它的方法是在铁的两端加上电压，可观察到使连接的电流计的指针偏转。不过这里的“可证实性”指的是逻辑的可能性，而非现在一定可被证实。如，“月球背面有三千米的高山”这样一个句子，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还不能被证实；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将来可能被证实，具有证实的逻辑可能性，因而也算有意义的或科学的陈述。当然，这条标准在运用时还会碰到许多困难。有人批评它过“宽”也过“窄”：所谓过“宽”是指它可能会放过许多伪科学的陈述，如星象学也可能会指出一条证实自己结论的方法来，从而被视为“科学的”陈述；所谓过“窄”是指它可能排除掉真正的科学理论和科学陈述，如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由于处理的是宇观大尺度与微观亚原子尺度领域里的现象，可能会找不到经验证实的方法而被排除在科学理论之外。
将证实原则用以检验宗教命题，我们立即发现，宗教陈述不符合证实原则，因为那些关于“上帝”、“绝对”和“先验”的陈述句子，我们在经验中找不到验证它们的方法来。上帝的本性是超验的，所谓上帝在现实世界里的显现——“神迹”——只是一种启示，并不是证实。宗教经验是纯粹个人的；所谓“来世证实”更算不上现实世界里的经验证实。如果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找不到一种经验的方法来证实宗教，则科学也不能证实宗教。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都无法取得最后成功的原因。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那位法官提出的五条标准的第三条“在经验世界里是可检验的”正是应用了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用这条标准检验，“特创论”显然不是科学的理论，因为它的最终根据不是求助于现实世界的经验检验，而是求助于圣经。
2． 证伪主义
波普尔创立的证伪主义又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波普尔发现大部分科学陈述的特征是全称判断，所涉及的是无限域，而现实世界里的经验现象则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经验去验证涉及无限域的科学陈述，验证的概率都是零。因此，证实原则在实际运用中是无效的。这实际上就是哲学史上休谟最早提出的“归纳问题”，证实原则的逻辑基础正是归纳法。比如，对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样一个陈述，我们无论观察到多少只有限的天鹅，这个判断也不能得到完全的证实，因为在未来总有观察到黑天鹅的可能性。相反，只要我们观察到一只黑天鹅，则这个全称判断的命题就被否定了，即被证伪了。因此，波普尔提出科学理论的特征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对于一个命题，我们越是能够在现实中找到证伪它的方法来，它的科学性就越强，这就是“证伪原则”（Principle of Falsification）。因为证伪主义使用的不是归纳法，而是演绎法，是通过否定后件而否定前件，因此逻辑上是可靠的。当然，证伪主义在实际应用中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实际的科学研究中我们并不是一碰到反例，就立即否定该理论的科学性，也可能是我们的经验观察出了问题；而经历了很多次证伪检验的理论，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的理论，也可能是我们检验方法的不完善。
用证伪原则来检验宗教命题，则宗教命题显然也不符合证伪原则的标准。我们也不可能找到一种经验的方法来，指出现实中发生了何种情况，则宗教命题就是错误的。宾夕法尼亚州的那位法官所提出的五条判据中的第四条“它的结论是暂时性的，即不必是最终的结论”和第五条“它是可证伪的”，就直接和间接的应用了证伪原则。对于特创论来说，它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其最终的根据是来自于圣经，因此它不必面临经验证据的反驳和检验。如果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找不到一种经验的方法来证伪宗教，那么，科学也不能证伪宗教。
总之，科学哲学的划界标准告诉我们：科学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宗教。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是有区别的。但两者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不是说非科学的就一定是宗教的。宗教与迷信、巫术等有很大的区别。在此我认为马克思的定义十分深刻的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宗教是对超人间力量以及彼岸世界的信仰，在这里，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的形式。
五、 结语：从对抗走向对话
前述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三种模式其实各自揭示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三个不同的方面，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起过不同的作用，而并非依次经历了这三种模式；在科学与宗教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一种或几种模式会成为时代的主流倾向。在当今时代，科学与宗教的对抗与冲突依然没有完全消除，但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科学与宗教的“分离”与“融合”模式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实，模式背后的倡导者与实践者都是人。采用哪种模式，反映了当今科学界与宗教界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不同看法及其行为方式。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实践重于并先行于理论”。这个“千古难题”的理论证明的确令人头痛而且棘手，但时不我待，在完成理论证明之前我们可以先行动起来。在现阶段，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条件，灵活的采用“分离”与“融合”模式，用和谐与对话来化解冲突与对抗。
1．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与对抗仍在继续，但双方调和与对话的趋势也在增强。
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科学与宗教对话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当代宗教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姿态以使自己更加灵活的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世俗化的进程。1979年，当时的教皇保罗二世终于代表教会宣布当年的伽利略是正确的，而这个宣言似乎也的确来的太晚了一点：
1633年，教皇乌尔班八世签署了谴责伽利略的文件。1979年11月10日，正值爱因斯坦百年诞辰，在同一个宫殿里，教皇保罗二世发表文告宣布伽利略是正确的，并且组织编撰有关伽利略的著作。他还深情提及，爱因斯坦生前荣耀，而伽利略却备受磨难。……三百多年后的今天，这对伽利略还有什么意义呢？[5]
可以预见，当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一定会对传统的宗教领域带来更多、更深刻的冲击与挑战，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和解与对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用“分离模式”化解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冲突与紧张。
分离模式主张:科学与宗教各司其职，科学既不能证实宗教，也不能证伪宗教，双方均不能越权干预对方的领域；因此分离模式能够较好的体现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某一方面。有时候宗教界也会采用这种模式暂时化解或回避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据霍金回忆，在梵蒂冈召开的一次世界物理学家会议上，教皇曾警告物理学家们：大爆炸以后的宇宙可以研究，但对大爆炸的奇点不许说三道四，因为那是创生的时刻，是上帝的事务。[6]这实际上是用分离模式为科学与宗教划定了各自的领域：上帝是宇宙及其规律的创造者，物理学家是宇宙规律的发现者和解释者；创造的荣耀归于上帝，发现的荣耀归于物理学家。正如许多西方科学家平时在实验室做实验，星期天则上教堂做礼拜一样，这对他们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属于两个不同的生活领域，可以和谐相处，互不干涉。
3．用“融合模式”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话搭起平台，推动双方的相互理解与相互促进。
无论是信仰者还是非信仰者，他们的宗教热情都可能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动力。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我想知道上帝的思想，其余的都只是细节。”[7]虽然对爱因斯坦所言的“上帝”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对爱因斯坦是否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也颇有争议；但我认为这里所体现的某种程度的宗教情感却是无庸置疑的。另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经反复论述过的，科学虽然不能证实宗教，但对于信仰者来说，科学研究的成果却可以为信仰提供“启示”或某种学理的支撑。当大爆炸理论成为关于宇宙起源的主流理论时，宗教界立即做出了热情洋溢的反应，高呼“天文学家发现了上帝”！当然，对这种有信仰立场和信仰前提的热情，我们不应随声附和，而应做出冷静、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但既然双方已经有了共同关注的领域和焦点，则双方就有可能搭建起对话的桥梁，并在对话的基础上达到相互理解与相互促进。随着当代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宗教的不断自我调整与自我更新，双方可以相互对话的领域除了天文学以外，还有相对论、量子力学、人工智能、心理学、脑科学、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等等诸多领域。可以相信，在科学界与宗教界的共同努力下，一定可以为双方的对话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空间，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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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爱国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 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82.
（责任编辑、校对：徐广联）
Science and Religion: From Conflict to Reconciliation
XIE Aihua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has three modes: conflict,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each representing a certain aspect of that relationship. They exist simultaneously and play their respective implicit and/or explicit rol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However, both science and religion have dramatically changed ever since peace and development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the current world. Both scientific and religious communities should bury the hatchet and hold frank and sincere dialogues, reconcile their conflict and antagonism by means of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models, and contribute greatly to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a harmonious world.
Key words: science; religion; conflict; dialog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