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处于良性运行的党群沟通机制不仅成功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唤醒了民众的革命觉悟，而且使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掌握了社会形势，有效地整合了各种社会资源，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结构上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群沟通机制有效运行的原因，对新时期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民主革命；党群；沟通机制；有效运行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11-0019-04
党群沟通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途径。党群沟通预期效果的实现，离不开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党群沟通机制的运行又离不开党群沟通各要素的紧密结合、有机联动。这样，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群沟通机制的有效运行，就离不开对结构要素的分析，从结构要素的健全中透视机制运行的效度，一方面有益于总结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也有益于指导现实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群沟通机制运行的结构条件
党群沟通机制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与群众沟通过程中的沟通主体、沟通内容、沟通渠道、沟通方式等结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成的有机运行整体。
（一）关于党群沟通的主体。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了党的任务：“要求创办职工宣传刊物、办工人学校、建立研究工人运动的机构，以教育组织工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1]中共二大宣言和有关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无产群众而奋斗，便要到群众中去。”[2]中共三大根据中国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指出：“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3]并决定在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各部门。从党最初的几个文件中可以看出，在民主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和工人、农民是沟通主体。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与支持革命发展的各阶层人民群众进行沟通联系，不断壮大革命力量。
（二）关于党群沟通内容。中共三大通过了《教育宣传决议案》，在《教育宣传决议案》中，要求共产党员要发挥宣传作用，并对宣传方针和内容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政治问题上强调进行反帝反封建和改组国民党的宣传教育；劳工问题上强调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以及社会科学常识的宣传教育；农民问题上强调农民与政治关系的宣传；文化思想上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集体主义人生观的宣传教育。”[4]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在平常的口语中也要注重宣传。中共四大不但要求做好党内教育工作，还要求做好党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主要是职工的政治教育，并要求这些宣传工作主要由工矿企业和铁路的党支部来进行。中共三大和四大就当时的形势规定了党与群众宣传的内容，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在党的文件中还有新的宣传内容。另外，在党与群众沟通的实践中，群众的意愿似乎在党的文件中没有显示，但从分散的、文化低的、保守的农民轰轰烈烈地参与到革命中的事实看，党与群众之间实现了沟通信息的互动。
（三）关于党群沟通渠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深入工厂宣传工人，办夜校教育工人，建立工会去组织工人，努力使党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党，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农民的重要作用。中国是农民占多数的国家，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还是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的位置都很重要。“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5]这就要求党的工作不但要面向工厂中的工人，还要面向农村的农民，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觉悟，才能把农民集合起来。由于每一个党员隶属于一定的组织，所以党的二大和五大分别对组织系统进行了规范，都包括五级[6]。但党员不管是在哪一级，对深入工人、深入农民后了解到的情况都要及时向组织反映，每一级组织再根据问题的程度决定是否向上一级组织传递，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即动员工人、农民起来革命。对于中央所制定的政策，各级组织都要宣传和执行，本党党员必须绝对服从[7]。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以党组织为主体，通过党员、干部（机关负责人、领导骨干）来承载信息传递活动的党群沟通渠道。
（四）关于党群沟通方式。在《关于当前实际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提出通过“创办职工宣传刊物、办工人学校、建立研究工人运动的机构”的形式来教育工人、宣传工人。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提出了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在《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中，提出了宣传教育的方式包括政治讨论、政治演讲、原理讲演、劳动生活讨论和设立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形式[8]。可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运用了多种方式与工人群众沟通。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党与群众沟通的方式也出现了多样化态势。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群沟通机制有效运行的结构优势
党群沟通机制的良性运行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分析党群沟通机制良性运行的原因、结构要素方面的优势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党在这一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
（一）党群沟通的渠道多。为了提高党的影响力，中共二大《党章》规定，“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9]。由于当时党的活动是围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展开的，也就决定了党员的活动是“不离开群众的”。在群众中，要求“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10]。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各根据地组建党组织的同时，也适时地组建了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通过这些组织中党员干部的活动，实现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目的。譬如，“每一号召，都经群众团体的推动，而能够很快完成”[11]。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报刊杂志、广播在宣传、沟通群众中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此外，戏剧、歌曲、舞蹈等文艺形式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台词，吸引了许多群众去观看，成为党沟通民众的又一个便捷渠道。譬如，“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12]。沟通渠道的多样化，使党员干部不管在根据地还是在国统区，对搜集到的信息都能及时传送到党中央，党中央制定的革命策略也能及时与群众见面。
（二）党群沟通的方式灵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沟通对象涉及各个阶层，这些阶层的思想素质层次不同，利益结构差异很大，认知水平也不一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一些先进分子提倡设立工人夜校、办工人刊物，来启发工人觉悟，动员工人参加到革命。在井冈山时期，党员干部和红军根据当时的条件，创造性地运用标语、口号、墙报、简报、画报、演讲、剧社、歌剧、歌片等形式与群众沟通，使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和情感发生了改变——从不相信到相信，从不了解到了解，并在红军的宣传帮助下，积极参加革命，支援红军，为井冈山根据地红军队伍的壮大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土地革命中，为了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分配给农民，党不但通过控诉大会、诉苦大会、公审大会等平台让贫苦农民诉说衷肠，激发农民的阶级仇恨，而且还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和标语告诉农民如何获得自己的土地，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到土地革命战争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让群众了解国内形势，支持党的方针政策，党通过口号、演讲会、报刊、救国会、现场参观、传单等形式与民众沟通，不断激发民众的抗敌热情。在国统区，由于特殊的环境，报刊、张贴标语、砖石刻标语、唱歌谣等形式成为瓦解敌军意志的重要手段。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群沟通方式已经出现多样化态势，不但拉近了党与民众的距离，而且对党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信息流动的层级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群沟通机制的良性运行，离不开党群之间信息的良性互动。在信息的互动中，党掌握了群众，也动员和依靠了群众。具体来讲，尽管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诉求要经过党组织层层上传，但从革命的发展形势看，不管是在革命初期，还是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革命的领导者、党员、干部都是生活在民众之中的。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也经常可以碰到中央领导同志，其意愿和诉求又是可以不经过党员、党组织而直接向党中央或者党的领导者诉说，确保了信息的可靠性。在延安边区，毛泽东和民众生活在一起，经常到村子里散步，和民众聊天叙话。“在田畔、街头，在杨家岭故居，他经常与群众交谈，询问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在生产季节，他多次带领中央机关的同志帮助附近农民收割、耕种。即使在转战陕北，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中，也处处关心群众利益，指示身边同志帮助群众生产，组织群众安全撤退与转移。在枣园，为老人祝寿，给群众拜年，与群众交朋友。”[13]直接倾听民众的意见和呼声，了解民心民情。而党的领导干部也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并以决策的形式回应民众。譬如，为了了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利用部队休整时间，深入连队召开座谈会，找干部、战士谈话，还召开地方群众座谈会和红四军各级党代表的联席会，听取各种不同意见”[14]，研究产生问题的原因并制定解决的办法。冒着生命危险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从群众中收集到的重要信息也随时可以向省委或各中央局直接汇报，并迅速传递到党中央。信息流动层级的减少，为党中央了解国统区革命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状况进而制定正确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总的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群沟通中，党员干部了解到的信息虽然在传递过程中也存在层级，但相对灵活，重要信息还可以越级传递。信息流动层级的减少，使信息的损失率和失真率也大大降低。
（四）党员干部对党和人民的情感忠诚。从中共二大、三大、四大的《党章》看出，在第一章对党员的要求中，不但强调了党员对本党的忠实服务，还强调了党员的纪律性。广大党员不管在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方面，还是在向上级反映民意情报方面，没有出现过故意歪曲信息或者收集到情报不及时反映的现象。正是这种对党的忠诚，保证了战火纷飞年代党与群众的沟通中，信息在获取、传递、处理中的及时性、快捷性、准确性。党员干部不但对党的情感忠诚，对待群众也如此。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如何动员和依靠农民群众，是中国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动员和依靠农民群众仅靠空洞的宣传和说教似乎动力并不足，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和改善群众生活结合起来，从行动上给民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解决他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党员干部在关心群众物质生活的同时，还关心群众的政治生活。譬如，在苏区，《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16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15]；等等，保证苏维埃区域的贫苦群众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正是对群众生活的关注，赢得了各阶层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对革命的支持，这种由心理认同支配的一致行动对民主革命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党员干部作风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规定，“凡党员之行动带有政治意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严重监督之权。党员遇有不得已须在政界谋生活时，必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16]。这就从纪律层面把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框定在一个党规党法允许的范围之内，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具有保持党员干部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念。在红军长征中，广大官兵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但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帮助老百姓背水劈材，救治疾病，以真诚的言行扭转了反动宣传影响下群众听说红军到来就逃和跑的情形，出现了党很快得到了“苗、瑶、壮、侗、彝、藏、回等族人民的信任，他们自觉为红军带路、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协同红军作战，许多人还立即参加了红军”[17]的情形。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党内的消极作风也不姑息。为了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开展，调动广大农民投入革命和进行生产的积极性，从1947年7月开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不但针对各解放区的土改问题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而且还开展以三查和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揭露和批判了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危害土地改革的地主富农思想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群沟通机制有效运行的现代启示
从结构层面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群沟通机制良性运行所发挥的效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人民群众对政党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党员干部的言行，其中彰显的宗旨意识和忠诚情感在一定程度发挥着团结群众，积累力量，树立威信的作用。如果党员干部的言行失信于民，政党的存活就面临着危险。新时期党员干部队伍中的“不适应”、“不符合”现象还很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在一些地方还存在，这一方面导致了地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使群众也产生了“老不信”党的心理。为此，一要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为重点，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使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沿着先进政党的要求发挥作用。二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倾听民众心声、反映群众愿望，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使各项决策和工作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三要紧紧“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应对新时期党面临的四种考验，规避党面临的四种风险。
（二）坚持走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认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8]也就是说，在党的工作中只有坚持走群众路线，才能实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目的。如果坚持走群众路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本，那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坚持走群众路线仍然是取得新胜利的根本。新的历史时期，群众的构成结构发生变化，群众的生存状况和利益格局越来越差异化、复杂化，尤为突出的是，群众内部的利益诉求、利益表达和利益维护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要求作为领导者和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尊重、信任、组织动员、依靠和关心服务的对象，力求在工作中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眼点，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受到群众的拥护，换来群众的信任。
（三）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毛泽东说过，“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19]革命时期如此，建设时期也如此。现代化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离不开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参与，而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就需要关心群众。只有群众的需要满足了，才会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并拥护党的领导。这是一条应当遵循的规律。而当前，“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20]。如何唤起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的热情，更应该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这是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投入现代化建设的前提。为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同时，按照“统筹兼顾”这一根本方法的要求，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向，成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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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EB/OL].新华网，2012-11-19.
本文系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保持党的纯洁性研究》（项目编号：12&ZD07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宁波市委党校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姚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