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9日至30日，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科研机构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承办的“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高峰论坛是中国语言学界2017年的一场高级别、大规模的压轴性学术盛会。
本次论坛受到广泛关注，30多位学者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包括语言学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胡壮麟、陆俭明和戴庆厦；知名学者、领军人才： 文秋芳、苏新春、赵世举、刁晏斌、张建民、赵蓉晖、张治国和沈骑等。来自全国60多所高校的100余位专家学者、教师学生注册参会。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田立新在致辞中指出，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研究是语言文字事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举措。做好围绕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研究，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分析论证语言文字事业在国家安全体制和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研判国家安全中的语言需求和语言问题，提出面向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的语言战略目标及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并尽快研制出面向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计划草案。
以下简要辑述本次论坛的精彩论点：
一、 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方小兵认为，语言安全其实是一个本土术语，中國学界的语言安全，与西方的语言不安全感内涵差距较大。语言安全必然渗透于国家政治的方方面面。语言安全是一个多学科和跨学科的伞状术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语言主体安全；第二，语言主体间安全；第三，语言在非语言领域的安全作用。语言安全有三个特征： 内嵌性、多维性和持久性。建议基于活力、语言关系和语言能力等三个方面，构建语言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尹小荣指出，国内语言学界对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的关注，是近十年的事情。她认为需要对安全概念和安全观的演化、语言问题安全化的现状和不足进行理性反思，这对制定语言安全规划具有积极意义。她运用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检视了我国语言安全研究的现状及问题。指出在当前语言安全研究中，对安全的内涵界定过于狭窄。应当超越传统的客观性威胁定义，加入具有主体间性的国家话语和社会认同安全。国家在语言问题上并未积极承担启动主体的责任，虽然各部委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和催化作用，但部门沟通和各行为体间的相互作用仍有待加强。将来的语言安全研究不应过多的片面强调威慑与战略，而应建构个体、家庭、社区、职业、地区甚至是区域的和谐认同，建设“安全条件”以实现持续的安全环境，消除危险的被动局面。
张治国认为，语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次分支领域，属于国家安全类别下的更低层级的安全，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的第一层级。语言安全的分类研究较少，因此提出“三维一体”的分类方法： 首先，根据国家的语源把语言安全分为内源性语言安全（即语言安全源自本国语言）、外源性语言安全（即语言安全源自外语）和双源性语言安全（即语言安全源自本国与外国间的跨境语言）；其次，根据语言的地位和性质找出并划分上述三类语言安全的客体（即主体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跨境语言、外语和语言关系）；第三，根据语言政策的种类从语言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来划分上述三类语言安全中语言客体的具体安全内容。
李宇明指出，语言与国家的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语言问题可能引发国家安全问题，语言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语言是维护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手段。语言能力涉及国家实力，国家语言能力的提高需要有国家政策的引导。在语言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要做出政策上、制度上的顶层安排，做出可操作性的重要举措。要充分发挥语言在国家安全中不可代替的作用，把我国真正建设成为具有安全感的语言强国。
赵世举认为，有两个视角，可能更利于观察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角色： 一是语言与国家安全各个领域的相关性，二是语言在国家安全中扮演的功能角色。就功能角色而言，语言是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语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语言是文化的结晶和载体，语言不安全，文化就不安全。一个国家的语言储备往往构成了这个国家安全需求的重要资源，具体包括语言专业人才资源、国民语言能力资源、语种资源，语言技术资源和网络空间语言资源。
张建民指出，人们使用语言产生言语，而安全就是以言语行为方式对威胁进行建构的社会进程。区域性语言中的“语言”一词兼具语言学和政治学上的含义。世界上语言种类众多，但这些语言在国家安全中并不处于同等地位，一些国家会基于自身安全来选择区域性语言进行教育。区域性语言实际上是指特定地理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语言。是按照人类语言活动的空间分布状态来划分的，和一个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活动活跃度密切相关，具有跨国界的区域覆盖性和互通性的特点。在特定区域里说这种语言的人的身份背后反映了它的经济实力、人口体量、社会发展进程的水平。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选定区域性，一个是自然地理，一个是网络空间。区域性语言的选择实际上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军事战略，也关系到经济和信息安全、国际反恐等问题。需要不断地探索区域性语言在空间上的分布及其发展规律。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不仅要加强国际通用语言的教育，同时也要采用切实措施加强区域性语言的教育，这样就可能为化解和解决相关问题提供语言方面的支撑，从而实现语言互通的目的。
赵蓉晖指出，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对现实的反应和与现实的关系实际上是二重构的关系，语言中的概念是对基本现实进行抽象后的心理概念，人们在习得语言后又会再使用这些语言概念去反映现实。从语言政策、语言社会学角度讨论的语言问题实际上更多是把语言当成一种社会问题，或者一种社会过程的表征。用语言来观察和思考世界，呈现我们对社会的认识，通过语言，众多丰富的社会功能得以发挥。作为文化的语言，既可以是分裂力量也可以是统一力量。语言能够表现和塑造意识形态，世界语言和文字的分布图与当今世界格局的不同形态领域划分具有高度相关性。语言是一个观察世界的极佳窗口。建议中国学者从国家建构的视角考虑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即从宏观的角度，从族群间、国家间的语言权利关系，考虑如何更稳定的保护这种结构并使其良性发展。
盛静指出，国家安全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首次提出的，语言是横贯国家安全观各种领域的重要元素，因此可以从多个不同的维度探索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第一个维度是世界政治。语言是世界政治的晴雨表，政治安全是核心安全，语言是探索和了解世界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第二个维度是语言和身份认同的维度。我们需要关注日常生活中的零散事件，通过这些零散生活中的事件和细节，整合话语身份认同，最终构建出政策规划实践的方向。对待语言与国家安全这种重大和宏观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找到实证方法，把研究做扎实。
文秋芳认为，母语在学术界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创新力和文化知识的传承力，同时母语也影响到学科知识范畴化的民族自主性和学者身份的自我认同。政府应该鼓励中国学者以双语发表学术成果，在自然科学领域可以先英文后中文，在人文社科领域应该是先中文后英文，应做到信息安全为先，中国立场为上。
马晓雷指出，军队国防语言能力建设重在如何执行。在军队层面，语言政策的出台进程十分缓慢，需要多方的考量、论证与合力。军队外语能力是一种对外语资源的管理能力，国家的战略、军队的使命决定着外语能力的主要目标是要服务军队执行重大任务的现实需求。必须要从军队系统自身的特点出发，采取系统观的方法来进行军队国防语言能力规划。
张日培建议，研判语言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建构国家安全语言规划，应主动对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部署，自觉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全面综合、系统思维、科学辩证的理论品质。以对语言多样性的管理为根本使命的语言规划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语言规划，都应当先确立对语言多样性的价值认知。不论是面向国家内部，还是面向全球，都应秉持“优态共存”的原则处理好多样性语言之间的关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在国家安全“高政治”化的背景下，在《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向国家战略聚焦”的要求下，语言规划有必要再一次向“高政治”领域转化。
二、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汉语文化传播与外语规划
陆俭明认为，提升个人的语言能力是关涉国家安全的语言战略实施当中整个语言文字领域的基础性建设问题。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是国民个人的语言能力，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课程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汉语走向世界无疑将会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但应把精力放在培养当地汉语教师上，而应避免派出缺乏专业训练的汉语教学志愿者教师，传播浅层次的文化技艺。
韩晗指出，国家文化创新可分为三个部分： 对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对舶来文化的吸收与创新、革命文化的继承与辨析。语言安全在广义上是文化安全的一个部分。国家语言安全存在两个现实问题： 互联网+语言。大量网络词汇，甚至亚文化、低俗词汇，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外来语对母语的入侵，造成一种母语自卑感。国家文化创新必须与语言安全并举。但要谨防两个误区——文化保守主义和语言民族主义。我们时刻处于一个开放的世界当中，今日的中国是全球化的推动者而非终结者，国家文化创新和维护语言安全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我们必须对其有审慎的态度，不能以安全或创新为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文琼指出，孔子学院建设是提升国家软实力，提高国家话语权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目前我们已在14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70个国家和地区把汉语教学纳入了国家教育体系，170個国家开设了汉语课程。孔子学院大大推动了全球范围的中国热、汉语热，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平台，为推动中国语言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各国文明互鉴、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东西方软实力竞争和意识形态博弈的前沿据点，孔子学院一直受到西方敌对势力和五毒分子的攻击和诬蔑，国内媒体和各位专家学者应加大正面宣传力度，积极为孔子学院正言，共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刁晏斌认为，全球华语实际是以传统国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早期国语是普通话和港台国语的共同来源。全球华语同根同源，有共同的方向，随着语言的不断化异求同，全球华人的语言认同也会越来越强。
潘文国指出，汉语在印尼作为华人族语实际已濒临消亡，而且是从华文的消亡开始的。在文字产生以后，不是文字依赖语言，而是语言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文字。在印尼，正是从华文被禁开始导致了华语走向消亡。汉语，特别是普通话正处在历史上的最好阶段，确实不存在危机，但是书面语，或者叫“中文”，却存在着极大的危机。诗词和繁体字都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但目前已经面临断代失传的危险。印尼21世纪以来难以成功恢复华文教育的教训告诉我们，语音与文字是两件事，口语与书面语是两件事，华文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是两件事，外语教学与母语教学是两件事。对外汉语教学要多教一些中文和中国文化知识，而非把国外的华文教育变成国内的推普工作。
张萱认为，自媒体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和高度的参与性，自媒体本身具有一种意义再造机制。以“哥大寝室门口汉语名牌被撕事件”及由此形成的网络自媒体传播现象为例，一方面是“汉语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国际传播成绩斐然，另一方面是国内网民的“汉语冲突”及“文化非理性”问题不容忽视。自媒体环境中汉语国际传播的国家安全战略可从纵向与横向两个层面建构，即建立汉语安全系数测定和风险评估机制及应急预案手段的一套纵向流程；横向打通汉语语料库与我国网络舆情研究案例库，形成两个领域的跨界合作。
张哲馨认为，国际话语权的缺乏，让中国在议题设置和推进方面处于劣势，给国家的经济利益、安全等方面带来很多挑战。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普遍语言能力不过关，参与互动和讨论较少。一些中国特有的概念和表达方式让外国人不理解，甚至产生误解和异议。外语教育规划首先需要对关键语言的能力评价标准进行差异化管理；在教学评估要求上，应该更多以实际应用，而不是以考试成绩为导向；在语言教学中增加更多的文化因素，比如模拟联合国、模拟商业谈判、模拟法庭等。
沈骑认为，深入探讨语言规划和“新安全观”或总体国家安全观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建构和探索，是中国可以为国际学术界做出贡献的一个领域。从非安全领域，可以提出多个可作为现实议题的安全领域。包括政治安全领域、经济安全领域、文化安全领域、舆论安全领域、信息安全领域、教育安全领域、社会安全领域和公共安全领域。目前外语战略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价值取向。语言安全应成为外语战略规划的重要价值取向。中国外语战略规划可以分六个步骤进行： 战略设计、外语调查、外语规划报告、战略制订、战略实施和规划评估。
三、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国别和历史研究
强晓云指出，俄语固有语汇中，没有非传统安全这个词。因为在俄语的内涵中，安全代表着与国家安全、民族安全相关的所有东西。俄语的安全逻辑有四个方面： 俄语安全有两重性、俄语关乎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和人口安全。俄语安全对内与俄语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国家认同相关；对外与俄语与俄罗斯的对外文化影响力相关。俄语的海外传播已经做到了最高级，而且是由总统直接来管理的。
周灵霞指出，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苏格兰这三个地区都是西班牙和英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在最近几年都有过不同形式的独立运动。这三个地区始终没有放弃对民族语言的追求，一直在积极为本地区语言权利和教育立法。但三个地区在政治目的、执行力度和效果上存在差异： 加泰罗尼亚采取激进语言政策，使西班牙语失去主流语言地位，形成了自己新的霸权。而巴斯克地区非常注重双语，甚至三语教育。苏格兰非常重视地区语言的官方地位，但是语言因素并不是苏格兰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苏格兰民族认同主要体现在相对独立的行政和法律层面，而非语言层面。
梁云指出，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鼓励发展民族语言，维系各民族联络，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保持社会和谐方面表现出成功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在吉、乌集中的南部地区采取措施，削弱乌兹别克语的社会使用领域，也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吉尔吉斯斯坦族和乌兹别克族之间的语言竞争，是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社会矛盾的反映，同时又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这是其语言政策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
胡壮麟指出，美国的语言战略问题，主要围绕英语展开，一直都没有明确英语是国家语言或官方语言。美国企图通过宪法和政府的教育法案，来推行它的语言政策。另外，美国各个州可以制定自己的语言政策。汉语在美国已经变成第四大语言，美国现在强调汉语研究和汉语教育，是因为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
苏新春指出，语文教材、教材语言其实并不只是纯工具、纯知识的传授。它必定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要求，反映了国家的主流意识、主导意志，这是由教材的性质与功能决定的。民国小学语文教材具有很强的国家意识。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民国小学语文教材是中国人民整个奋斗过程中的阶段产物，那个时代的思想，深深影响到了那个时代的教材。2017年，国家成立了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成立了教材局，“教材反映了国家意志”是对教材大改革的集中概括。
晁瑞指出，明代在东北亚边疆区，忽视了满蒙因文字联合而走向政治联合带来的军事威胁；充分尊重了西藏文化，巧妙利用了维吾尔语言沟通中亚。在东南沿海贸易区，前期有效规划了贸易领域语言；后期对西欧语言因商业竞争带来的安全威胁缺少足够防范意识。在东亚文化区，成功传播了汉语，并凭借国家外贸语言的多样性成功侦探了日本军情。明代语言管理成就与疏漏告诫我们： 经济贸易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外交语言在和平时期是文化交流媒介、经济贸易媒介，在战争时期是国家安全通道。
四、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边疆语言规划
戴庆厦介绍了景颇语的跨境特点和景颇语跨境影响的两面性。并提出要科学认识跨境民族、跨境语言影响的两面性，以助于我们采取正确的对策，促进有利影响的一面，抵制消除不利于过程社会语言安全的一面。增强跨境地区的实力是维护跨境安全的主要力量。
李建军强调，语言观是基于世界观的，民族的语言代表民族的精神。在对抗批驳敌对势力所建构的族群语言观时，首先要批判他们的世界观。由此建构起的语言安全观，要有历史意识和互动意识。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应是一种包容或同约的族群观，大逻辑统摄小逻辑，大前提统摄小前提，大道理统摄小道理，是治疆视域下的语言安全观的基本原则。
南杰·隆英强指出了民族边疆地区稳定发展及国家安全等长治久安的重要事业，认为应多吸收精通文史哲和民族区域历史文化方言的专家来主导和推动国家语言文字规划、普及和保护。要加强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实证研究，因地制宜推动中国通用语言文字和区域性方言的合法合理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和少數民族语言文字及方言的有效保护要协同发展，让多种语言文字和多种文化资源及区域性方言，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国家整体发展过程中提供发挥作用的足够空间。
吴强指出，反恐怖主义斗争有三个层面的内涵： 第一，我国恐怖主义的渊源是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所以打击恐怖主义一定是与打击“三股势力”和防范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联系起来的。第二，恐怖主义不仅是对无辜人群的生命和肉体进行侵害，也是让人的思想受到毒化和心理遭遇恐惧的过程。第三，恐怖主义的行为不仅仅是暴力行为，也包括制作传播恐怖主义音视频、书籍等宣传品的行为。这三个层面都直接与语言相关，其中当然也包括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使用、多民族语言的和谐关系，以及国家语言的治理能力，是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基础性、战略性议题。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程度、双语教育质量水平和政府部门对语言生活的治理能力，与反“三股势力”斗争强度有着直接的关联性。关注并思考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既要研究民族地区普通民众，还要关注各类专业群体的双语能力。政府部门和教育、司法执法、宣传媒体等领域专业人员的双语表达、阅读和书写能力，具有示范意义、传播功能和政策制度设计价值，是维持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
五、 中国语言规划学的实践与可持续发展
大会主席潘文国在做总结发言时指出，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高峰”论坛，甚至可以叫作“顶峰论坛”，是一次引领性的讨论，后续需要研究的内容还非常之多。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是个顶天立地的大题目。顶天，因为关系到国家的语言战略和语言文化战略，还有相关的一些重大政策。立地，因为它关系到语言教学、语言传播、语言翻译等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处于两者中间的，还涉及各个层次、各个界面的语言研究。
大会主席李宇明在总结发言时指出，语言规划学和语言规划学者本都应有实践的品格，正视中国发展中的语言问题。通过科学的方法研究这些问题，并致力于将研究成果付诸应用，应用于智库，应用于学术，应用于社会大众。他将与语言相关的安全问题归结为如下方面： 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国语）的推广问题；民族地区多语种人才培养的问题；港澳台地区的语言认同问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一带一路”的语言问题；全球华人的语言传承及华人文化认同问题；孔子学院的形象、功能及其发展问题；语言资源保护问题；网络语言及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问题；语言智能的发展及其引发的伦理学问题；普通话的规范使用和母语教育的问题；语言与认同的问题；我国自古以来，就较为缺乏语言意识的问题；一些语言生活、语言规划中的常用词，如“母语、国语”等，在中国的语境中却较少使用的特殊词语问题；等等。
参考文献
1. 李宇明.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建设.中国语文，2010（4）： 356-363，384.
2. 沈骑.中国外语教育规划： 方向与议程.中国外语，2017，14（5）： 11-20.
3. 文秋芳.国家话语能力的内涵——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新认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7，38（3）： 66-72.
4. 尹小荣.语言问题安全化的反思.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7，4（1）： 56-63，93.
5. 张日培.国家安全语言规划：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范式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6）： 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