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蒋介石的反共方针下，始终把中共驻重庆机关和工作人员作为侦察、控制的迫害对象。在重庆参与这一阴谋活动的特务机关计有：军统局、军统局重庆特区(简称渝特区)、军统局控制下的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简称稽查处)、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简称特检处)、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和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刑警处)。中统局及其所属的中统局重庆实验区。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及所属的直属特高组。被特务包围、监视的中共驻渝机关主要是：化龙桥、小龙坎地区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曾家岩、上清寺地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后为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驻地和周公馆，以及《新华日报》社在城区内所设的营业部(民生路)、采访部(七星岗德兴里39号)、职工宿舍(纯阳洞街24号附1号)。特务的侦察手段，除千方百计妄图从中共驻渝机关内部刺探情报外，还采用了在外部设点坐探守候，跟踪盯梢，检查往来信件，电话窃听，电台侦收，交通控制，以及公开的控制户口等。
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接连查封了中共设在国统区各地的一些办事机构，破坏了一些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两党关系明显恶化，形势紧张。重庆的各特务机关，更加紧了对中共驻渝各机关和工作人员的监视、控制。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等单位有随时被袭击的危险，工作人员有随时被绑架、逮捕的可能，正如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会客室内悬挂的一副对联——“白日辄蒙千层雾；红岩屹立五周年”。对联中所说的“千层雾”，不仅是对红岩地区自然景象的描述，更是对当时红岩所处政治环境的概括，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顶天立地的大无畏革命气概。
建立内线刺探情报
在蒋介石授意下，特务机关处心积虑妄图从中共驻渝机关内部刺探情报。1939年8月，军统局渝特区即向军统局报送了《专门监视计划》，计划中说：“化龙桥红岩嘴有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与下土湾61号之仓库(按：实系车库)及化龙新村之新华日报，均为奸党在渝活动与宣传之大本营”，“其警卫之防范异常严密，环境亦颇单纯”，“其内部人员定有严格之训练，无疑布置内线便能为我(所)用，但又非易事，拟先行探听该处有无旧识亲友与之往还，平时相见晓以大义，或重金收买之，以便经常明晰其动态”。
1940年春，军统局内发生了共产党员张蔚林等打入军统局无线电总台的事件后，蒋介石咬牙切齿地骂戴笠：“我天天叫你派人打进共产党，一直到今天，连睡在我们身边的重庆共产党许多公开机关你都打不进去，而他们却钻到我们心脏里这么久，才无意中被发觉，你还有脸活得下去吗?”蒋介石的这番话，戴笠不止一次地对一些亲信骨干讲。
戴笠正为此事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天，军统局的一个科长吴景中(中共叛徒，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向他报告，说他在街上遇见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苏联同学徐冰(按：徐当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组长)，戴笠十分重视，认为可以拉拢，便急不可待地决定亲自出马，以出面请客吃饭的方式进行接触，伺机收买利诱。并派沈醉为代表，跟随吴景中去请徐冰，当徐冰严辞拒绝后，沈醉又进行了威胁。最终，戴笠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后来，军统局渝特区的一个特务谢自强(化名施慈)报告，说《新华日报》社的一位工作人员是他的表弟，渝特区即派谢以《商务日报》记者身份为掩护，与其表弟接触，从中套取了一些《新华日报》社的情况，党组织及时发现后，将这位同志调回延安，特务的阴谋又一次落空。
1942年8月31日，军统局在罗家湾局本部召开座谈会，据当时军统局帮办唐纵的日记记载：“座谈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切实检讨，对共产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至可惊叹!”1945年8月25日，日本帝国主义刚一宣布投降，军统局即对渝特区指示：“查日寇已无条件投降，而奸党活动益形猖獗，吾人今后工作，应以此为主要对象，加紧布置侦察，切实控制防范”，“应积极布置奸党内线，或重金收买奸党工作人员，俾确切明了并控制其动态”。渝特区即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以叛徒袁晓轩任组长，袁在制订的《建立特种内线工作计划》中，写了四条方针，即：“加强监视奸伪在渝市动态；争取奸伪内部开明人士促之反正；收买个别奸伪分子建立内线工作；发展外围工作间接侦察奸伪活动”。袁晓轩的阴谋也未得逞，他仅以东北籍的关系与爱国团体“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拉同乡、熟人关系，间接了解了一些中共驻渝机关负责人的言论，作为情报，甚至捏造了一些假情报，骗取特务机关的经费。
中统特务妄图在中共驻渝机关内部建立内线、刺探情报的阴谋，较之军统特务毫不逊色。1939年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中统局局长朱家骅，召集了一次中统局的局务会，朱家骅在会上强调说，党派调查，就是对共产党的调查，是中统工作的中心，而且是唯一的中心。在中统局内部“特种情报工作”简称“特情工作”，也称“内线工作”，是中统特务阴谋活动的核心，也是最“出色”的特务活动手段。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1941年6月，中统局多次指示中统局重庆实验区建立“高级特情”。
不久，中统局重庆实验区即把长期监视控制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郑代巩(按：系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作为对象，阴谋计划通过“短促突击”(即秘密逮捕后，用威胁利诱迫使被捕者叛变，然后很快释放，为特务充当内奸)建为“特情”。经过周密安排，一天下午，由特务周仕珊(公开掩护身份为“中国文化服务社秘书”)等将郑骗至中一路中苏文化协会餐厅参加聚会，会后郑步行至观音岩邮局附近，埋伏在那里的行动特务突然将郑扭住推入等候的汽车内，送至江北尖山庙秘密监所“突击”。郑代巩在特务面前立场坚定，态度顽强，特务“突击”不成，只得关押，郑又乘着看守不注意时逃出，再被特务抓回，又被送至中统局局本部看守所(即现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红星亭下的山洞)关押。由于郑代巩不屈服，特务既不敢将他释放，又怕关押时间过久，中共驻渝机关发觉前来追查，于是将郑移交给三青团康泽主办的“战时青年训导团”(即“五云山集中营”)“管训”。后来郑又借被派外出劳动的机会，趁着看押人员疏忽，逃离魔掌，通过红岩去了延安。
1942年5月，中统局重庆实验区又选派了一个名叫王舫立(化名杨汝航)的特务，以失业工人的名义，经人介绍打入《新华日报》社，充当了社内送信的交通员。这个特务乘每天下午往两路口中央社、枣子岚垭塔斯社取新闻电讯稿，和去曾家岩50号、民生路《新华日报》社营业部送取信件等单独外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