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百科中把它定义为“一种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文学”，它的特点是“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而非人类利益）为最高价值”。这样解释或许有些一板一眼，对于不太熟悉它的读者来说，容易顾名思义地把它想像为与生态、环保、科普有关的文学，“生态文学”这个名词本身也略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学术感。实际上，这个领域的写作者们赋予了它一个更疏朗雅致的名字，称“自然书写”，它的视野十分广阔，古时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牧铃写蛇与捕蛇者的的《潇·悲·艳》、汪曾祺的《人间草木》、蔡珠儿写花草禽鱼的《南方绛雪》、美食家敢于胡乱所著的探寻云南美味的《云之味》、甚至美国作家威廉·凯特获得雨果奖的长篇科幻小说《迟暮鸟语》、都属于自然书写范畴。文学这双手总在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人文世界。
自然书写在台湾的发展比其它华语文学界更加丰盛，这片土地对于环境的觉醒比中国其它城市来得更早、也更强烈，1970年代中期至1985年间，台湾环境运动开始萌芽，当时的多氯联苯中毒案、保护关渡红树林、保护恒春过境侯鸟等诸多生态事件，令作家们不再只是抒情、而是以笔为战，保卫家园，“无论是隐逸、田园、简朴生活式的写作，或是环境书写，或是兼容观察与批判色彩的自然书写，都可以视为是对当时环境崩毁的一种觉醒，并且以书写进行抵抗。”（吴明益《以书写解放自然》）陈冠学的《田园之秋》、韩韩与马以工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刘克襄的《旅次札记》都是其中代表之作。八十年代末期，重要的民间环保团体纷纷成立，政府部分纷纷设立环保部门，环保意识开始成为被整个社会接受的价值观，这些都离不开自然书写者们超前的意识和积极的行动。
至九十年代，反核运动、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动物等生态运动更加如火如荼，而相关写作者们则“一面追寻可能解决此地环境问题的途径，一面追寻心灵中环境意识的深层对话”。（吴明益《以书写解放自然》）经历了长时间磨砺与蜕变的写作者们渐渐将自然书写变成了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对社会的影响力也超出了纸笔之外。至新世纪之后，生态文学最重要的特点是，专业的科学家开始投入科普写作，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生态城市”、“生态建筑”的探讨也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吴明益在《恋土、觉醒、追寻，而后栖居》中道：
这些作品，不论是显性改善生存环境（有机农业、园艺；生态城市、建筑），或是隐性改善生存质量（生态旅行、图鉴；结合文学与科学的实践）的书写，都意谓着台湾的相关书写已显现出一种新潮流，那就是如何让我们栖居的岛屿变得更适宜人居……而在漫长的追寻后，各类型作者将他们的专业、经验，与想象结合，既观察这个岛屿，也期许这个岛屿，重新成为适合人居之处。
前文提到的东晋末年的诗人、山水派诗歌开创者谢灵运，是位身世高贵的才子，年轻时在京城任职，但到了快四十岁时却因排挤而离京去往永嘉（今天的温州）出任太守。此去他心中孤独失意，建功立业的抱负仿佛渐渐远去，次年染疾，于是辞去官职。那个春天，他卧于榻上，心里渴望仕进功名却不得，卧病在床每日昏睡，连季节气候的变化都不晓。偶尔登楼眺望，看采采流水，蓬蓬远春，原来已经冬去春来，不知不觉池塘已经长满青草，园中柳树上唱歌的鸟儿也不是早先那几只了……到这里，便是谢灵运那首《登池上楼》中的两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这两个看似普通的诗句成了千古名句。那个时代诗人写诗流行用典，典故越稀罕、晦涩，越是得意，力气费在虚荣之处，这首《登池上楼》也处处典故埋伏，但到了“池塘生春草”这两句时，忽然春意蓬勃了起来，蒙蒙春草让他忘了世俗的较劲，是生命力的苏醒，这两句诗也恰是诗人自己的“池塘生春草”，自此，他从晦涩机械的写作环境里破土而出，渐渐成为“山水诗”的开创者。
一千五百年之后台湾自然书写也是某一种“池塘生春草”，在工业化风起云涌的时代里，自然书写的生命力渐渐苏醒萌发，写作者的苏醒还动了社会进程的苏醒，世界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这一切，最终成为这片土地独树一帜的文学力量。
参考资料：吴明益《以书写解放自然》、施信民《台湾环保运动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