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克尔凯郭尔精神世界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苏格拉底身上所展现出的伦理的个体实践精神，深为克尔凯郭尔所崇拜，这种极富实践精神的伦理生活，是一种生存境界，其在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中是一种与美学、信仰构成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且对其个人而言，信仰的生活是他所追求的。信仰境界与伦理境界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平面中的矛盾关系，而是处于不同平面中的超越关系，对于克尔凯郭尔而言，信仰的境界超越二者。而由苏格拉底所开出的伦理的概念化路径，则是克尔凯郭尔所要“审判”的，正是由于伦理学的普遍性与严格性，造成了其中缺乏对个体生存的关注。
关键词：伦理实践 个体 生存境界
中图分类号：B5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24-0220-02
苏格拉底是克尔凯郭尔精神上的导师，其早年写就的《论反讽概念》就是以苏格拉底为研究对象，论述其终生奉行的反讽的意义。视其为主观生存论者的一种崇高的实践，在克尔凯郭尔所表现出的个人情感上，他非常崇拜作为富有个体生存关怀以及实践精神的苏格拉底，甚至将自己比喻为基督徒中的苏格拉底，美国学者郝岚在研究著作中声称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提及苏格拉底不下两百次。但在克尔凯郭尔理论发展路向上，渐渐形成一种对伦理意义上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与超越。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与超越表明了他的宗教思想与伦理观。
一、作为个体实践者的苏格拉底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苏格拉底将真理转向个体生存的范畴，摒弃了古希腊自然哲学发展以来外在化、对象化的理性科学传统。虽然苏格拉底的“反讽”带有浓烈的理性精神，但他把内在的伦理精神作为一种理想，因此说苏格拉底以认识自己代替认识外在自然在一定意义上恰恰契合了克尔凯郭尔把真理由普遍客观性转向个体主观性的思想。在许多哲学著作中，通常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不作严格的区分，杨大春教授认為，在克尔凯郭尔心目中，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违背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路径。柏拉图对哲学家的定义是追求真理、热爱智慧的人，智慧是生存的中心和目标，换言之，人们应当追求纯粹的知识以获得理性的和谐以及最高的幸福。如胡塞尔所说，“对于古希腊罗马人来说，什么是根本性的呢？通过比较分析可以肯定，它无非是‘哲学的人生’的存在形式。根据纯粹理性，根据哲学，自由地塑造他们自己，塑造他们的整个生活，塑造他们的法律。”对于有理性的传统的古希腊人来说，他们热衷于追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的哲学家和理论家，但苏格拉底只是一个道德实践者，这就是他与后来者的区别。克尔凯郭尔在谈及灵魂回忆学说时表示，苏格拉底往往离开此原则以达到生存。如果他仅仅停留在灵魂回忆学说之中，他就只是一个思辨哲学家，而不是主观生存论者。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正是克尔凯郭尔所痛斥的对象，是用思想代替生存的人，故而他始终不愿自称为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认为，苏格拉底全部的生命就是一场最深刻的反讽，而反讽即苏格拉底作为个体生存的道德实践者的行动方式，其博士论文论述了苏格拉底如何作为一个有激情的个体的道德实践者。梁卫霞教授如此评价克尔凯郭尔对反讽的看法，“反讽关注的不是客观性、肯定性、积极性、有限性和实在性，而是主观性、否定性、消极性、无限性和理想性，反讽者不是理论家、权威者，而是无知者和助产士”。区别于智者们，反讽是苏格拉底根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态度而非一种工具。克尔凯郭尔这篇论文保留着很深的黑格尔哲学印记，但与黑格尔哲学的对抗与决裂从这篇早期作品就已经开始了。黑格尔把苏格拉底看作伦理学的奠基者，对反讽的理解囿于方法论范畴，是一种辩证法的手段，而克尔凯郭尔则认为“善”是苏格拉底的一项任务，既非一个结论，也没有将善肯定性地构建成为一个理论体系，如反讽中所做的，他没有对其给出任何正面答案。
克尔凯郭尔要做基督徒中的苏格拉底，他将之视为一个基督徒中的个体行动者，表明个体与上帝所形成的私人关系以及成为一个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他要揭示的是人与基督教的关系，而不是将基督教作为一个客体研究对象。克尔凯郭尔反对教会的信众们的所谓“信仰”，那种仅仅因为出生在一个基督教世界并且由于受过洗礼而自认为是信徒的人们，克尔凯郭尔将他们比喻成优秀的社交成员，他们观察他人的言谈和行动以便模仿，以便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该如何表达对上帝的敬意。相比于此，《圣经》中亚伯拉罕那种粗犷而原始的信仰才是一种真正具有主体自觉的方式。苏格拉底真正把哲学作为一种有激情的生活方式，而非单纯对象化的知识，这种激情正是克尔凯郭尔所追求的。同时，作为个体生存意义上的反讽的苏格拉底与克尔凯郭尔的间接沟通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人与上帝的关系只能是间接的，如苏格拉底的反讽间接地指向真理而非直接地产生真理，任何外在的所谓直接沟通都是一种异教思想的误解。克尔凯郭尔认为苏格拉底的“无知”本质上就是一种间接沟通，他不是真理的给出者，而是一位助产士，助产术在本质上即是个体向自身内在性的返回与认知。
二、作为哲学意义上的苏格拉底
哲学意义上的苏格拉底是克尔凯郭尔要审判的对象，他要审判的是使伦理成为普遍知识体系的伦理学意义上的苏格拉底，他要超越的是伦理作为生存境界意义上的苏格拉底。首先，克尔凯郭尔从未真正明确地将苏格拉底作为批判的对象，似乎他对苏格拉底的情感全部集中在了对其的崇拜之中。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克尔凯郭尔将苏格拉底视作哲学家中最与众不同的具有个体生存关怀的实践者，但他在《恐惧与战栗》中所表现出的宗教对伦理的悬置、上帝的绝对责任对信仰的超越以及《非此即彼》中对伦理、美学、宗教三种生存境界的选择分别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对苏格拉底这位精神导师的审判以及超越。一方面，苏格拉底的反讽所开辟的道路使伦理变成一种伦理学，即作为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客观性、对象化的道德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伦理作为一种生存境界以选择为原则，并且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并承担对他人的义务，伦理生存境界的法则同样展现的是普遍性，而苏格拉底正是伦理生存境界的代表。
伦理学作为理性体系的哲学在尘世生活中的一种体现，是具有普遍性要求的概念的生活载体，因此如前所述，伦理学之中没有作为纯粹的个体生存的空间，而伦理恰是人们无法跨越的尘世生活的界限，如《恐惧与战栗》中提到的“伦理完全内在性的栖于自身，它非但不会有任何外在的终极目的，而且是外在万物的终极目的所在”“整个人类存在就成了一个如球体般完全封闭的系统，而伦理正构成了其界限和顶峰”。因此，伦理是任何现实生活事件的理解中介，也是一切生存活动的目的所在。可以说，如果将个体隐匿的不可通约性放在伦理面前，将失去其可理解的中介与意义的终极指向。而正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实践将伦理概念诉诸反讽，虽然他从未给出一条关于伦理概念的正面回答，但这作为伦理学的哲学奠基形成了其后伦理學发展的一条既定方向，尘世生活的道德性成了一整套具有严格且绝对的普遍性的哲学概念体系。在《恐惧与战栗》中，亚伯拉罕的行为体现了对伦理的悬置，亚伯拉罕所凭借的是荒谬之力，是信仰的悖谬。信仰的悖谬具有绝对性和不可通约的隐匿性。在悖谬中，个体与普遍性的关系要交给个体与绝对性的关系来决断。绝对性决定了调和的不可能性，因为一切调和只有在普遍性之中才能成为现实。当需要理性来解决矛盾的时候，利用思辨进行调和是其唯一的方式，调和只存在于可理解、可思辨的普遍性开放空间当中，当进入隐秘的个体性及绝对性当中，即进入信仰之悖谬的绝对性当中，它就遭遇了绝对的密闭实体，毫无可施展的空间。苏格拉底的无限否定的反讽在客观上形成了伦理的抽象化（尽管他本人是将伦理作为个体的实践），进而使实践的伦理抽象为一种普遍的伦理学，这种普遍性把个体的生活全部纳入其中，提供了一种普遍化的解释途径，即形成了一种个体与普遍性的关系。唯有当这种关系遭遇个体真正内在而具体的生命问题时，并且个体经由某种途径进入信仰的绝对关系之中，这种个体与普遍性的关系就必须被推到审判台上。
三、超越苏格拉底
对苏格拉底的超越体现在个体生存境界的选择上。《非此即彼》中认为对于美学、伦理与宗教，人们只能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非此即彼》对于伦理与宗教的选择，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在于，尽管伦理学作为一种抽象化的普遍而客观的知识体系，但伦理的关键在于主观的个体自我选择，它具有对生存的关切，在这一点上它与宗教并不冲突，并且二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对上帝的信仰与否，伦理的目标是终极且永恒的，在生存的终极意义上是包含上帝的。在伦理的自我选择中，人成为一种人类意义上的自我，而非神性的自我，人与上帝的关系让位于人与伦理的关系，降格为次要的地位，这恰好与宗教的生存境界相反。伦理与宗教的真正区别在于，对于善恶的选择，这种选择不在于选择善还是选择恶，而在于选择善与恶还是不选择善与恶，如果选择了善与恶，即意味着自己进入了善与恶的范畴，因此这个范畴对于自己的生存形成了绝对意义，从而意味着人通过选择进入了伦理生存境界。由此观之，苏格拉底是经由自我的主观选择而进入了伦理生存境界，并且在其中追求善的范畴，而亚伯拉罕则进入了宗教的境界，而后者则对克尔凯郭尔产生了更深刻的震撼。苏格拉底在这场非此即彼的选择中成了克尔凯郭尔所追求超越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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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