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西方宗教哲学
赵林
在西方哲学领域，宗教哲学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西方文化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样，西方哲学中的许多重要概念范畴也与神学问题密不可分。
中世纪经院哲学之父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古典本体论证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该论证不仅表明了作为神学家的安瑟伦试图用理性来论证信仰的愿望——这种愿望是与此前教父哲学家们用信仰来排斥理性的做法背道而驰的——而且也以一种神学的方式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哲学基本问题进行了思考，黑格尔在评价安瑟伦的古典本体论证明的精神实质时指出，安瑟伦不仅“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而且“他认识到了思维与存在这一最高的对立的统一”（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96页）。本人也曾撰文分析了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重要意义（参见拙文《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看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自从安瑟伦做出了这个证明之后，在西方哲学史和神学史上就不断有人起来反对和重申它。早在安瑟伦的时代，该证明就遭到法国神学家高尼罗的反驳；到了近代，这个证明又在笛卡尔的哲学体系中以一种更加精致的形式再现出来，构成了从笛卡尔的狭隘的“我思故我在”走向广阔的心物二元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跳板。不久，康德又对古典本体论证明进行7深刻的批判，尖锐地指出“存在”并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语，它并不涉及到一个东西的完满性，而被安瑟伦作为论证理据的所谓“绝对必然的存在者”概念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理念而已。洪楼博士的《古典本体论证明及康德的反驳》对于西方哲学史上这一经典证明的逻辑结构以及各种反驳观点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展现了一条清晰的思想史脉络。
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构成了西方理性神学的一个重要开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历史上各种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理性神学观点进行了清算。康德在对本体神学、宇宙神学、自然神学等各种证明进行反驳之后，却认为道德神学是唯一可能的理性神学。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从实践理性的“至善”（德福相配）要求中引出了“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这两个悬设，从而在道德论而非知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纯粹理性的宗教。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又依据合目的性的主观表象原则，为上帝存在提供了一种道德证明，从而完成了从自然目的论向道德神学的过渡。康德的道德神学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转折意义，它实现了宗教信仰的内在转化，即把宗教信仰的根据从外在自然转向了内在道德，将道德确立为宗教的基础。赵林教授的《康德道德神学的构建及其意义》对这一内容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如果说康德的道德神学试图用道德取代知识来作为宗教信仰的根基，那么施莱尔马赫则进一步试图用情感来取代道德和知识以作为宗教信仰的根基。被誉为“现代新教神学之父”的施莱尔马赫在神学上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从而把宗教从外在的形式规范（教义、教仪、教会体制等）变成了个人内心的真实感受。施莱尔马赫早年深受康德道德学说的影响，但也对康德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质疑。在《论至善》等早期著作中，施莱尔马赫对康德把幸福作为至善的内容、把“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作为实践理性的悬设等观点，以及康德的先验自由理论进行了批判，并初步表述了他日后逐渐成熟的决定论和至善论的思想雏形。张云涛博士的《青年施莱尔马赫的康德伦理学研究》一文，对施莱尔马赫的早年思想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探讨了施莱尔马赫与康德之间的思想联系这一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问津的重要问题。
本系列三篇文章都是围绕着西方宗教哲学问题展开的，都论及到康德这个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家。通过了解康德的宗教批判和神学建构，以及后人对康德宗教思想的批判，我们会更加准确地把握住西方宗教哲学发展的精神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