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酒变成葡萄
我现在要说一件在1962年发生的事,它关系到很多中国人的命运,那些人识字、读书、有文化,被叫做知识分子。
1962年,正值他们生命中一段阴郁的时期,好不容易度过了右派生涯最艰辛的头几年,但同时,在监狱、在劳改农场、在受控制的种种环境必须忍受的磨难,已经把他们的社会热情消耗殆尽,把他们的个人理想消耗殆尽,几乎就剩下一副——按照某种宗教的说法——臭皮囊。这时候,忽然就有小道消息传来,国家的总理和副总理在广州会议说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那些已经改造好的,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那个没有见报也禁止传达、但是在知识界私下流传的消息,被他们幸福地叫做“脱帽加冕”: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冠冕。当年3月份广州确实开了会,总理周恩来说:“你们热爱祖国,使我很受感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副总理陈毅说:“不能够经过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
现在看来,这种“脱帽加冕”只是在玩弄归属游戏,无论归属于谁,他们都是附属品,没有独立地位。但当时竟然如温暖和煦的春风,吹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头。他们像被妈妈驱赶到黑暗和寒冷之中的孩子,在迷失和无助的困境里,隐约听到了妈妈喊他们回家的声音,他们哭了,他们得救了,他们悲喜交织,他们充满了感激。
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惨了。一连几千年,中华民族知识界的整体命运,惨得让人摇摇头,不想睁开眼睛。
几千年之前,儒学的创始人孔子,道教的创始人老子,都是这个民族早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问修为,已经抵达圣贤的境界,一如古希腊时代的智者。但他们不能像古希腊智者那样独立于世,那样知行合一,那样惊世骇俗,那样蔑视着人间的权势与金钱。这里的一种又一种区别,实际上只源于第一个区别,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因此需要权势者购买他们的学问,给一个比较合适的价钱。我曾经买到一本记述西方古代智者逸闻趣事的《智者也疯狂》,其中写到第欧根尼,被海盗们带到奴隶市场出卖。他像个国王一样高傲,两臂交叉在胸前,对人群大声叫喊说:“有谁要买主人?”
不幸的是,中华民族的智者,几千年来,没有谁感觉到类似的骄傲与光荣。他们在古代中国不叫知识分子,他们通用的名字叫做“士大夫”,在这个典型的中国词语里,一直缺少自由、独立的味道,反而具有依附政治的鲜明特性。我有时候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有智慧,比如他们对开明的主人为什么要感激涕零?对愚昧的主人为什么要尽显忠诚?我还要怀疑,据说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那么兼济天下时是否坚持了自己的人格和智慧?独善其身时是否舍弃了自己的品质和意义?
我还想让他们思考和解释一下,在专制社会里,知识分子不可能具有完整、独立的人格形象,并且不可能在严酷的政治环境里活得很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几千年来,那些希望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往往牺牲了宝贵的人格和智慧,比牺牲了生命还要可怕;那些希望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往往被一次次撕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那么,你有没有风骨和血性,你有没有勇气和信心,你还做不做一名知识分子?
实际上,知识分子的含义时宽时窄,窄的时候仅仅指十二三世纪以后西方文明产生的知识人士。而一般人说到知识分子的时候,使用的都不是《大英百科全书》中的定义。那里的定义就更加窄了,“知识分子并不只是知识的拥有者,而是在拥有知识并作为知识从业者的同时,始终是社会的批判者。”按照这样的定义,中国社会几千年也找不出几个知识分子来。这让我想起季羡林先生,他是一位大学者,但他感到做知识分子的痛苦。他说“假如有来世,我最大的愿望是别让我再做一个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他使用的定义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里有两个推测,一是肯定比我们常用的定义更窄,不然他不会感到痛苦;二是肯定比世界上最窄的定义宽一些,比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为知识分子定过的标准——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不然的话他也算不上知识分子,也不会感到痛苦。
这样思考没什么意义,还是说点有意义的。
关于知识分子的群体,中国有一种称呼叫“智识阶层”,与之相反的叫“反智阶层”。考察一下20世纪中国的“反智阶层”,可能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对智识阶层的态度,从一般反对逐步升级,最后形成长时间、大规模的迫害——他们这样做了,肯定会有我们看不见的意义。
在20世纪的初始,人们从阴郁的世纪末情绪走出,对新世纪充满了美好的期望。中国智识阶层的领袖人物,开始策划从文学、文化到社会理想、政治制度的一场现代革命,这好像是历史必然的选择。那批智识领袖建立了一种又一种政党,通过领导政党的活动来领导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这也好像是历史必然的选择。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没用多久,智识领袖建立的这些政党得到了发展之后,全部落到“无智”或“反智”的人物手里,把智识领袖排挤出局,这也好像是历史必然的选择。于是,五四运动以后有人喊出了“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土地革命以后苏区对智识阶级实行了剥夺性命的肃反,然后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步步叠加上去,数不清的制造灾难的政治运动,数不清的承受灾难的智识人物,让20世纪成为中国历史上洗不掉、遮不住的巨大污点。那一百年匆匆而过,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难免有卡夫卡式的荒诞感:“我们使劲追求的价值根本不是真正的价值,结果毁掉的东西却是我们作为人的整个存在所必须依赖的。”
回到1962年,那一年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给很多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冠冕,让那些有知识的人手舞足蹈、心花怒放、涕泪滂沱。我不想责备他们,他们毕竟不是历史人物,愿意通过奋斗牺牲来承担民族良知,完成民族伟业;他们活在当下的现实里,需要像别人一样生存下来,哪怕是委委屈屈地生存。
能够活着就不容易了。
在幻觉中幸福地活着更不容易。
他们出现的知识分子重逢春天的幻觉,一直维持到那一年的年底到来之前。中国最高领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样的一句话,立刻结束了某些人心里幻想的春天。
在我看来,不管是依照康德的定义、《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还是依照季羡林在心里实行的定义,1962年的时候,中国都没有多少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有的只是做知识、技术性工作的一大批人。甚至到了几十年之后的现在,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多少。
想让他们回到一种好的状态,比如有道德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状态,可能要比把酒变成葡萄更难。
我的强国大梦
我们中国,不仅是个大国,还是个强国,世界上最强最强的国家,因为我们有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小时候,中国的报纸和教科书,千篇一律,不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说的。
比如,我们的祖国,疆域辽阔、山河壮美、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科技辉煌。
再比如,我们中华民族,聪明、热情、勤劳、坚强、刚毅、勇敢。
还比如,作为富有革命精神的炎黄子孙,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我们无比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报纸和教科书没有多大改变,充满了浪漫情怀,充满了理直气壮,充满了欢喜和自恋。它们通过那些华丽和空洞的文字,培养人们华丽和空洞的爱国情绪。有时候,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忽然感到一些忧虑:当那些宣传文字离开事实,变得狂妄和虚假,会不会培养出一批狂妄和虚假的爱国者呢?
还有,是不是只有伟大的祖国,才能纠正自己伟大的错误?
1962年的一天,几艘远洋轮船跨越大西洋,把盛得满满的加拿大小麦载向中国。那一天白云悠悠,风平浪静,随船押运粮食的几位中国技术员,心情比天气还好。
他们多次在波涛起伏的船上押运粮食。仅仅在一年以前,还是把一批又一批粮食从中国运到外国,有的换了水泥修建水库,有的换了黄金再买军备,有的无偿支援其他国家。连续几年了,中国大陆发生饥荒,有的地方饿死了人,他们虽然不知道那几年饿死的人有多少,但是押运着大批粮食运往国外,仍然说不出心里什么滋味,是苦辣,还是酸甜。现在好了,他们乐观地期望,从外国买来的粮食运回祖国,一定会让人们吃得饱一点,减少饥荒中的死亡。
事情总是包含着变数。以前不顾千千万万国人饿死还要把粮食运出国外,现在变成进口加拿大小麦救济饥荒,这是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和爱护啊。他们的心里充满温暖,真像报纸和教科书那样觉得,只有伟大的祖国,才能纠正自己伟大的错误。
但是变数太多也不好,刚刚纠正的东西,往往再被纠正一次,可能就偏了方向。就在他们满心欢喜的时候,忽然接到祖国发来的一封电报,命令他们立即变更航向,调过头去,前往一个叫阿尔巴尼亚的地中海小国,在那里的港口卸下全部的小麦。原来,恰巧在这几船粮食还没有运到中国的时候,那个国家提出了让中国支援粮食的请求。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强国,是伟大的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国家,肩负着支援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重任。中国立即拍板决定,把这批正运回国内的小麦,无偿支援阿尔巴尼亚。
他们在船上愣了很长时间,不明白为了什么。
其实,在贸易之外,还有援助,同样是国家之间重要的经济往来。我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书籍,只能猜测它大致的情况。它可能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于政治利益的经济援助,比如苏联当初对中国的大量援助,以及中国当初对很多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都是希望通过经济援助获得相应的政治利益。另一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经济援助,比如1960年代初期,中国大饥荒发生以后,美国提出可以援助粮食,苏联提出可以援助小麦和红糖,那时候他们都被中国当做敌人,仍然要通过援助来拯救饥荒中的难民,因为不管政府的做法如何,百姓脸上的表情总是无辜的,他们是人类的一部分,应该被解救,应该被关怀。这样看来,中国拒绝了美国和苏联的粮食是不对的,只留下红糖在特供商店里卖给特殊顾客,也不见得怎样妥当。毕竟在1962年中国的大饥荒没有完全结束,那一年还饿死了的普通百姓,他们的生命,比国家、比政府、比党的脸面重要。假如连这一点你也抱着怀疑,那么我后面的文字,干脆就不要读下去了。
1962年的中国,同政府的外交部一样关心对外关系的,是党的对外联络部,部长是王稼祥,中国资格最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他忽有一日觉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出了问题。那一年中国突然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已经超过了偿还苏联贷款的支出。
比如越南,中国在1962年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支援他们南方与北方的全面内战。
比如老挝,中国在那一年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同时开始修建从云南到老挝境内的公路。
比如阿尔巴尼亚,因为在中国与苏联的斗争中支持中国,中国就与他们签了五项议定书,全面继承了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规模还不断扩大。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然后他们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他们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子,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他们,他们竟用来建烈士墓——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他们在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高高地耸立在蓝色天空,看的时间长了,让人头晕目眩。
王稼祥是那种理性和冷静的人。1962年2月,他小心谨慎地向党提了一条建议: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为此,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同时,在困难形势下,我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他没有想到,这样温和的建议还是遭到严厉的批判。“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他曾多次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成了修正主义,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正确路线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王稼祥及时找到领袖当面认错,但还是被取消了高级领导人的地位,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去世。
问题不在于三和一少还是三斗一多,在于中国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的国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一直把自己的国家当做高高在上的天朝大国,把其余的国家当做应该归顺的蛮夷之邦。在不到一百年前,中国的皇帝还因为外国使节不肯跪下磕头,愤怒地点燃了同外国联军的战火。1962年的时候,中国好像进步了一些,但那种盛气凌人的大国脾气仍然不能改变,即使自己的地盘上经济已经崩溃,百姓生死不保,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大力援助所谓弱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还要实现全人类共产主义运动的千秋伟业。甚至我还想到,在那种荒谬的时代,如果中国经济真的特别强大,足以支持它所有的政治目的,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种荒谬的时代可以结束,但在不知不觉之中,那种荒谬的思想还有残留。在稍后的一些年代里,一有机会就浮上意识表层。举例说吧,即使自己很穷,也要装出富有的样子。让自己大大方方地发挥一下,仿佛是拯救世界的唯一英雄,也是件满心欢喜的事情。
这样的国家,其实也很可爱。
没有国,没有家
我们现在虚拟一个人物,一个高尚和完美的男人。
我们能想象到,这样一个男人,应该有道德,有胸襟,有气节,有胆识,在事业上有了不起的建树,还要有文化修养,有绅士风度,有爱情亲情。
现在,我们为他虚拟一个出生的年代,比如,他出生于1876年,大清帝国的时候,那个年代离现在很远,容易看得清楚。
他的一生就可以开始了。
我们先回到他出生的1876年。那时候叫做太平天国的一个政体,被大清帝国平息下去十多年了,但太平天国制造的大动乱、大破坏和大倒退,已经让那个后来被叫做中华民族的民族联合体,损失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丧失了曾经拥有过的繁华,痛失了近百年发展的良机。
由于我们有虚拟的自由,应该让他出生在杭州,那里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都很优越。他的父亲是一位美国人,母亲也是。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母亲也是。他的父亲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母亲创办了另外的一所。在教会学校上学的往往是家境贫困的教民的孩子,也有一些可怜的流浪乞丐。他需要比教会学校更好的教育,于是在11岁时去美国读书,28岁时带了他的新婚妻子,回到中国的江南。他在美国期间,大清帝国又出现了叫做义和团的民间组织。在帝国北方,义和团民杀了他们看得见的外国传教士和本国教徒,烧了他们看得见的外国大教堂和教会医院、教会学校。那时候,他的父母幸好都在杭州,没有人身伤亡。当然传教士可能并不怕死,他们除了传布宗教,还传布医疗和教育,传布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他们在不被理解的地方叫做文化侵略,也会被当做不拿武器的敌人,也会像士兵一样流血牺牲。
如果说他的父亲是美国在大清帝国的第一代传教士,那么他就是第二代了。算起来在他35岁那年,一场匆猝的地方起义,推翻了大清帝国。起义者想建立亚洲第一个没有君主的共和国,虽然也摇摇晃晃地建了起来,但质量不算很高,名称又比较简略,叫做中华民国。问题是管理那么大的共和国,起义者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
他在中华民国的经历很长,从民国建立的1911年,到民国败退的1949年,他不仅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也是那段历史的创造者。
那时有许多人看得清楚,让中华民国远远落后于世界的,是没有正规、先进的近代教育。但是要发展优越的教育,需要很多钱,而那个叫做中华的民族联合体,不管怎样穷,不管怎样富,永远不会把很多钱投放给教育,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非法占有统治权力的人们,由于自身的水平不高,就特别需要专制的力量,特别需要愚昧的民众,于是教育被冷落,从古至今都被冷落。(唯一例外的是20世纪初年,忽然在培养留学生和兴办学校方面,大大方方地用了很多钱财。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些钱的来历,都是庚子赔款,即因为义和团打、砸、抢、烧造成损失赔偿的钱。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把得到的赔款拿出来,专门用于提高中华民国的教育水平。)
外国的传教士对教育有超乎寻常的热情,把办学校当成了一棒棒的接力赛跑。还是在大清帝国时,随着教会小学的学生们不断长大并且修完学业,他们又相继开办了教会中学和教会大学。到了中华民国时候,教会大学已经有了很好的模样。
我们虚拟的这个人物,现在要创办一所大学,一所定名为燕京大学的综合性大学。
1919年开始,他当那所大学的校长当了二十七年。燕京大学里有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还有文科和理科相关专业学系。比如那所大学里的新闻系,曾经是他特别偏爱的一个系;那所大学里的社会学系,是中华民国最早建立的社会学系。他所希望建立的是一所“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把最高级的有教育有文化的青年男女奉献给亲爱的中国”。他大胆地提出要“使燕大彻底中国化”,“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为此他宣布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把宗教作为必修课,也不必一定要做礼拜。同时他极力邀聘更多的著名中国学者来校任教,与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使得名师云集,思想自由,学术开放。加上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合作,1949年前的燕京大学,已经是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一流综合性大学,而他则可以名列中华民国诸位大学校长的首位,以其卓越才能,也是当之无愧。换了别人,即使在办学的胸襟气度、才识能力上与他一致,也很难像他那样十余次往返美国,筹措到以百万或千万计算的办学捐款。
我们无法虚拟的,是上个世纪中华民国最惨痛的一段屈辱历史。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撤离到南方,燕京大学仍然坚守北平,成了共和国在北方的自由“孤岛”。很多人劝他撤离,他不肯撤。他的理由,听起来都有些奇怪:圣经里的耶稣知道自己有危险,但是决不逃走,燕京大学也不能逃走,要为沦陷区的青年学子提供优秀的大学教育。他在校门前高悬美国国旗,以治外法权为理由拒绝日本宪兵进入,在四年多时间里,把燕京大学建成了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一个堡垒,不断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急需的战时物资。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与日本宣战,美国国旗也无法保护他们了。他与燕京大学的一些教授、学生身陷日本人的囚牢,三年又八个月,直到战争结束,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
他的年岁不断增长。1936年他六十岁生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庆贺,说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莱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在更多人看来,他是一位很理想的中华民国大学校长。1946年他七十岁,著名学者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里,说到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当闻一多这样评价他的时候,他的大学校长当不成了,美国政府要他出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据说本来是要安排另一个人的,但有人推荐了他,觉得他在中华民国长期斗争的两大党派中会采取中立态度,促使这两个党派成立联合政府,避免内战屠杀——美国确实想避免内战屠杀,成立联合政府,就让他出任大使。但是不管是谁,一个人阻止不了几百万军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华民国继续统治很小的一块地方,而他已经七十三岁,不得不离开他出生于兹并且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国家,不得不回到他父亲和母亲的祖国。
到了这时候,毛病出来了。
在文章开始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忘了为他虚拟一个祖国、一片家园。我们以为,普天之下,谁都能有祖国和家园,这样一个高尚完美的人怎么会没有呢?由于我们的一些疏忽,让他七十三岁以后的人生非常凄凉。
他没有国。他出生于兹并且生活其中五十六年的国家,不是他的国家;他父亲和母亲的祖国,也不是他的国家。到了七十三岁以后,才发现自己是没有根系的植物,确实有些晚了。
他没有家。他的父亲母亲和他的兄弟早已去世,埋在了杭州,新政权建立不久,那个传教士墓地就不见了;他的妻子早已去世,埋在了燕京大学校园之内,新政权建立不久,妻子的墓地也不见了。并且他当年筹款购买和亲手建设的燕京大学校园,已经拨付给北京大学使用,燕京大学已经融入北京大学不见了。他的遗愿是去世之后和妻子埋在一起,埋在他创建和多年经营的燕京大学,但那里已经成为北大的校园,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圣地,怎能允许他一个“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象征”埋在那里?还有,胜利一方的领袖在1949年就写了一篇文章,与他做了畅快淋漓的告别,怎么可以违背领袖的意愿呢?
非常抱歉,我们一不小心,忘了为他虚拟一个祖国、一片家园,让他的晚景凄凉。
最后再为他虚拟一座墓碑,安置在2008年11月的杭州,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他,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天苍苍,野茫茫
这个题目,原本是中国诗歌中的句子,来自一篇古诗和一首现代诗歌。
那篇古诗,听起来很像民歌,描写一千多年以前映照在游牧民族眼里的草原风光: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喜欢这里的一个比喻,说天空好像他们的圆顶大帐篷,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这是只有把自己当作天地主人的他们,才能想得到的一个比喻。我还喜欢这首古代民歌里的画面感,当镜头从大全景的天空慢慢摇下来,然后在无边无沿的原野上移动,忽然有风吹来,草浪翻滚,凸现出一群群的牛羊。
那首现代诗歌,因为用了两千多年前楚辞的诗歌形式,听起来更像一首古诗,从很久远的时空里传递过来,有一种特别空阔、特别悲凉的感觉: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这首诗的作者叫于右任,写于1962年。那年他八十三岁了,无法遏制地、一次次地想到死亡。
他是在七十岁那年撤离中国大陆的,到1962年,已经在台湾生活了13年,对故乡的记忆虽然一天比一天淡泊,但是对留在故乡的原配妻子,却是一天比一天想念。那几年,大陆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发生了有史以来的最大饥荒,工农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借此机会,蒋介石在1962年1月1日发表元旦文告,扬言大陆同胞“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时机已经来到,台湾以“三民主义战胜共产主义”有绝对把握,立即开始战争动员,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
我看到很多人思念、回忆和感慨于右任的文章。那些文章没有提到台湾国民党1962年鼓吹“光复大陆”对他的影响,是不是让他增强了回到大陆的渴望,然后受到这种渴望更深的折磨。我相信很多人回避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出于一种非常善良的愿望。但我出于同样善良的愿望,相信1962年的于右任曾想象他们踏上大陆的那一天,但那是让他在想象中感到痛苦的一天,他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中年将至或老之将至,他八十三岁,死之将至。
我们看到的日记,记载了他叶落归根的渴望。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之后不久的1月23日晚间,不知他是一夜未眠或者提早醒来,在熹微的光芒里写下了这篇不朽的诗作,当时没有名字,后来从诗歌中选了几个词组做名字,叫《望大陆》,叫《望故乡》,叫《国殇》,说的都是这同一首诗。
国殇是指为国战死的将士。于右任偏爱这个词,就经常在诗歌里使用。他写过很多,都是我喜欢的。举例来说:
——远近高低尽国殇;
——黄土无情葬国殇;
——凭高吊古,惟念国殇;
——五月五日是瑞阳,家家过节祭国殇;
——为奴何如为国殇,碧血斑斓照青史。
读到1962年于右任写的这首诗,我以为相当好,算得上中华民族几千年里面创造的几十首好诗之一,起码是在明代以后的几百年里写得最好的诗之一。问题是这首诗的视点,于右任可以把自己的死叫做国殇吗?如果把八十多岁的人老死家中也叫国殇,那国殇的范围是不是太宽泛了?
于右任不是一般的老人。他曾经是大清帝国的举人,曾经是新闻自由的先驱,曾经是辛亥革命的功臣,曾经是中华民国的元老。但那些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最近的几十年,他是中华民国大客厅里最醒目最珍贵的花瓶,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事情可做。我看过对他从政以后比较高的评价,说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自己的祖国,他在最后的诗里把自己比作国殇,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并且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感,捧出的正是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死的忠魂。对他更高的评价,是说他死了也要葬在看得见大陆的高山之上,那是爱国主义的楷模,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典范。这些评价让我很感动,老先生还可以是海峡两岸共有的装饰品,非常醒目非常珍贵,并且永远不会破碎。
总的看起来,喜欢政治的人都愿意把于右任的政治意义抬得很高,这没有错,因为他们更看重人外表的鲜明亮丽的政治意义。如果换了我,一个觉得虚话、假话、应酬客套的话可以不说的人,可能看重于右任另外的几项意义。
第一项:他是一位很好的报人。从他二十八岁的1907年开始,他先后创建了4份报纸:《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那时候大清帝国还没有结束,现代报纸还没有出现,他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办报,已经有了对新闻媒体清醒和正确的认识。
“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人民怎样监督政府呢?在他看来要通过报纸,报纸天然就具有监督政府的责任。“言论也,民权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
至今的中国报纸,也不过一百多年历史,还不能算做成熟,于右任办的那几份报纸,其言论独立的程度,其新闻自由的程度,可能是其中最像报纸的报纸。
第二项:他是一位很好的思考者。1910年,于右任在《民立报》发表《亡国三恶因》,全文仅百余字:“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他看到这些在大清帝国的严重状态,尤其是前面两点,不肯把财物分配给百姓的经济制度,造成道德滑坡以至崩溃的社会制度,已经让国家没有再持续下去的正义性、合理性。于右任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年,貌似强大无比的大清帝国轰然一声倒了下来,溅起高高的灰尘,连太阳和月亮都看不见了。
第三项:他是一位很好的书法家。我在小时候通过一个传说,知道了他的书法。据说在于右任的私宅附近总有人随便便溺,到了夏天味道就很差。于右任写了一幅字贴出去:不可随处小便。可是贴的字总会被人揭下拿走。后来有人告诉他,那幅字被剪开重新组合一下,把不可随处小便,换成小处不可随便,就成了内容很好的书法。
我看过于右任书法的真迹很少,不能在这里谈论他的书法。但我认识的书法家,只要提起他来,立刻换了一副尊重的表情,说他是中国几千年书法史上为数不多的几座高峰之一。
第四项:他是一位很好的诗人。我在前面引了他关于国殇的一些诗句,这里还想抄录他在中华民国开国那年的一首诗:
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低徊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
那时是1912年,他豪情满怀。他才三十多岁,相信他的力量,相信他能够实现很多的理想。
半个世纪过去了。到了1962年,他的年岁太大,他的情绪不好,他在想象他的死亡。
我们知道,再过两年,他才会去世。但是现在,他的心已经死了。
(责编:赵健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