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美国电影《星际穿越》在中国的院线大热，美国媒体在评价《星际穿越》时认为，“美国输出的娱乐产品对该国的公共外交至关重要，从根本上构建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印象。这部电影清楚地表明美国人的聪明才智能够拯救世界，意义重大。”要回应这种观点，就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国际传播中的影视作品能够在公共外交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研究证明，随着新媒体环境的兴起，影视作品的涵化作用没有减弱，在某些特殊的议题上更有加强的迹象。
公共外交的涵化作用有一定对象性
影视作品作为公共外交的手段，由来已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著名的克里尔委员会，就曾经通过影视作品展示德国的暴力形象，唤起各国对一战欧洲战场的关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整个冷战期间，影视作品作为公共外交的手段，有着更加充分的发挥空间。但是冷战结束之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各国政府赋予影视作品构建国家形象的使命变得不太强烈，或者说不太直接。从目前来看，影视作品更多的是依赖涵化效果（Cultivation Theory）来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转向一种更加温和与多元的视角来塑造国家形象，传递进攻性较弱、较为隐性的价值观。
1967年以来，美国学者伯格纳在讨论涵化理论的时候认为，影视作品是基础产品，大众传媒通过提供一种“象征性现实”，改变人们对于周围环境的看法，使得意见逐渐趋同。而我们认为，影视作品的国际传播，从客观上起到了公共外交的效果，这些作品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正在逐渐体现出其文化上的涵化效应。从目前来看，好莱坞电影中的涵化效果仍然存在，但是更以文化认同的方式出现。“无可否认，即使在今天，传统大众媒介所描绘的世界基本上都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规律，即都在灌输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①。因此，好莱坞影视作品的涵化，也常常让公众知晓周围环境的危险，并使之更倾向于理解美国政策和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
当然，影视作品从公共外交上的涵化，有一定的选择性。首先，涵化作用所针对的对象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这和传统的传播学涵化理论有所不同，传统理论更强调的是对于认知有限群体的教化，如暴力影响儿童。但目前的涵化，更重要的是让有认知能力的群体，甚至是中产阶层形成共鸣。在这个问题上，《星际穿越》等科幻片既有科学层面的解释，又有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一千个观众，一千个哈姆雷特”，受众会根据自己的知识体系进行解读，甚至不停地重复观看。
其次，涵化的内容，根据不同的时期发生不同的变化，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中，各国民众对信息的感知能力增强，简单强化“美国梦”的市场越来越小。好莱坞电影的涵化，必须要实现一种所谓“变异的本土化”，即“采集不同文化的代表性事件，以‘简单’的思维来制作和传播，首先实现文化素材源国家的受众的‘变异型消费’，然后将之推向世界市场”。尤其是目前的美剧和好莱坞大片，已经从简单的塑造美国个人英雄（如《美国队长》《蜘蛛侠》《钢铁侠》），转向更加含蓄表达价值观的艺术创作（如《阿凡达》《2012》《星际穿越》）。其原因，是因为世界政治的多样性。②
再次，涵化的方式也在影视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涵化之所以有效果，最早是对儿童的暴力信息的传递，往往重复、拔高暴力的视觉感和效果。但影视作品在公共外交中涵化的方式，不完全是镜头的一再重现，而是通过叙事和镜头相结合来实现的。比如《星际穿越》等科幻片的涵化作用，首先是议题的设置，是叙事中的抗争镜头的不断涵化。甚至在推广的过程中，借助第三方的信息来源，比如科学界、文化界、影视评论界等来烘托涵化的效果。
风险共鸣扩大公共外交的涵化效应
公共外交的涵化作用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有一定的问题导向。换句话说，就是要向观众传递什么信息。从冷战开始，以人权自由为导向的文化作品，在公共外交上较为鲜明地体现了涵化效果，构建了美国“山巅之国”的国家形象。在21世纪以来，国际热点已经从意识形态的公开对抗转向更具有公共性的对话，虽然反恐和安全仍然是一种议题，但是环境、水资源、温室效应等风险，不断成为公共外交中的重要话题。公共外交层面上对风险的关注，以及全球形成的危机意识，扩大了影视作品在公共外交中的涵化效应。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中，公共外交的议程更趋向跨国性、公共性，人类共同风险和命运日益成为公共外交中的不可或缺议程。因此，多边论坛、非政府組织、个人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的角色也日渐重要。
而风险共鸣，是当前公共外交在议程上的一种泛化。尤其是一些后现代社会的问题，如污染、环保、同性恋权利等，因为媒体报道、影视作品的传播才日益成为公众所认知的风险。风险共鸣，是指公共议程中的这些风险，逐渐成为全球舆论的共同议题，而且形成相对比较一致的看法。由于风险的传播主要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影视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更加具有涵化效果，这些公共议题的风险往往催生国际责任意识，容易建立意识上的认同。从影片《星际穿越》看，自然风险如环境破坏，外来物种风险如外星人，人类技术发展风险如克隆，是好莱坞科幻大片的三种常见风险。这几种风险的共鸣，主要通过下述三个渠道来体现。
一是风险程度的共鸣。近年来，在好莱坞电影中，全人类对于风险的共鸣，越来越趋于高危。比如环境问题就是典型。《星际穿越》中的黄沙漫天，《2012》中的火山爆发，《后天》里的极寒天气，都是快速直接将风险转化为危机，显示在涵化的过程中。影视作品出于场景技术需要，往往夸大风险程度，形成了大众对于风险程度的高危认知，这种对程度的共鸣，更会影响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候的紧迫性。
二是风险转化为危机的共鸣。从目前的影视作品看，大多数好莱坞大片在描述风险时候，往往将不可知性作为风险转化的特征，这又加大了风险共鸣的程度。转化的不确定性，是影视作品戏剧手法的需要。但是长期的戏剧手法，往往会形成一些涵化的效果，让公众在走出电影院时，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恐惧感增加，形成恐惧风险的教化，而不是通过科学的方式认知风险的转化渠道。
三是对抗风险的合作共鸣。在当代的好莱坞大片中，对抗风险越来越强化国际合作。这种合作，也从之前的美欧合作，扩大到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尤其是考虑到市场的需求，好莱坞不断增加中国在对抗风险过程中的作用。这种风险共鸣，在播出的国家市场中更容易形成。当然，从目前来看，在好莱坞影片中，对抗风险的主导者仍然是美国，是个人英雄和小人物。沈国麟就认为，好莱坞电影仍然在强化美国民族主义的框架下，不断推广美国的生活态势和动力。③
近年来，文化上的涵化因素，不是简单的灌输和说教，不再简单地体现为个人英雄主义的无边际放大。好莱坞大片的涵化效应，也不是通过一两个片子体现出来的。但是长期连续多层次的风险共鸣，会越来越强化影片的使命意识和文化强势。我们一方面要认可这些风险共鸣对于全球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好莱坞大片在全球公共风险问题上的强化，这从客观上突出了美国文化仍然具备的主导性和议题性。在地球遭遇自然危机和环境灾难的时候，用自己的先进科技能力向外太空寻找人类家园——这仍然是《星际穿越》对于美国使命的一种公共外交再现。
「注释」
①邓昕：《新媒体环境下的涵化理论检视》，《今传媒》，2014年第4期
②姬德强：《媒介娱乐的霸权机制和涵化本质》，《现代视听》，2010年第5期
③沈国麟：《从<反恐24小时>看好莱坞与后9·11时代美国民族主义的关系》，《新闻大学》，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