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可以说自从社会学正式创建以来，社会分层一直就是社会学十分关注的重要议题。而随着大众生产和消费时代的到来，消费和消费品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地位象征符号，因此，从消费文化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具有重要的现实性。通过从不同角度对部分重要消费文化理论进行概述，希望将消费文化作为社会分层中的一种分析路径，来说明社会分层与文化实践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从而为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文化的视角。
[关键词]消费文化 异化 符号价值 惯习 文化资本
一、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中看消费文化
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未就消费文化作过专门论述，但是他提供了迄今为止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最为系统和深入的分析。而在这种分析的理论框架之内，消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社会本质才有可能被充分地揭示出来。所以，我们首先引入马克思提出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哲学上的“异化劳动”的概念，一个是经济学上的“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它们都对消费文化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哲学上，“异化”的概念是以主客体关系为基础的。一方面，人通过生产劳动改造自然，使之适应于自身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这一过程，人不仅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而且在改变自然的同时改变着自身。从这一观点来看，消费作为社会主体的需要与可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物之间的关系，就不应当简单地看作主体占有，使用，消耗客体的过程，而应当看作社会主体的一种再生产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生产与消费的链条发生了断裂，工人不再直接生产他需要的物品，他必须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然后到市场上购买消费品。劳动本来是为了满足工人自身的需要，现在变成了一种商品。人与物质世界的创造关系变成了某种在市场上供出售的东西，这就是异化。我并不使用我的劳动生产我所需要的物品，而是出卖我的劳动生产我并不需要的商品，我生产的商品对于我的劳动来说是异化的。商品劳动取代了生产与消费之间有机的，实践的联系，代之以一种以商品的交换价值为中介的关系。
从消费角度看，资本主义造成的最严重的异化是人的需要的异化。加尔布雷斯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价格，通过广告和市场营销，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策略，不断地创造出需要。因此，这种需要，事实上是生产的产物。”资本家事先通过广告和营销积极地创造出需要，需要依赖于生产。这种由资本主义千方百计制造出来，并完全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显然是一种异化的产物。
马克思对消费文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概念，是他在《资本论》中首次提出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马克思指出，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从表面上看，使用价值体现的是人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交换价值则体现的是物与物之间的非社会关系。但是，其实这是一种假象，商品中凝聚的是某一数量的人类劳动，如果商品是人类劳动的体现，那么不同商品之间实际上就是不同劳动行为的关系，因此交换价值体现的就不是一种非社会的关系，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关系。马克思将这一现象称作“商品拜物教”。
一些从事消费文化研究的左翼学者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如 J·威廉姆生就进一步揭示出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或者说“虚假意识”的效果。他在批评广告的意识形态效果时就指出，“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之间的区分仍然是由他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但在广告中，真实的社会结构被遮盖了，人们之间的阶级区分被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由消费某一商品带来的区分，“于是代之以与他们所生产东西的认同，人们被塑造成与他们所消费的东西认同……我们社会的基本差异仍然是阶级差异，但把使用批量制造的商品作为一种构成积极或集团的方式遮盖了阶级差异，这种遮盖就是意识形态。”
总之，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取用不竭的思想源泉。之后的卢卡奇关于“物化”的论述在消费文化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也从物化的角度对消费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而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他们的论述中均有表现，在此笔者就不多言了 。
二、从符号学角度看消费文化符号价值
对物的文化意义的探究，构成了消费文化研究的中心一环。在这一领域，研究者们常常求助于当代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符号学是一门通过对符号与符号系统的研究来探索意义的生产和交流的学科。罗兰·巴特是把符号学引入消费文化研究的先驱。他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一书中，对包括食品，时装，玩具，摄影等日常消费文化进行了符号学的“解魅”。“巴特所谓大众文化制造的‘神话’，就是通过混淆‘明示’与‘暗含’的区别，使原本属于‘暗含’的，不确定的和文化的性质，转变为商品的‘明示’的，确定的和自然的性质。”他把这一过程称之为“自然化”，即把属于文化范畴的东西转变为物的自然属性。
让·鲍德里亚则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消费社会和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的思考。他在研究中尝试把符号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在一起。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也没有走出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牢笼，它集中地反映在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的论述中。马克思的商品学说中，使用价值是特定的，具体的，取决于自身的属性，而这和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出发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论述遮蔽了使用价值的社会性。而他认为，“使用价值，即有用性本身，确实是一种拜物化的社会关系，就像商品的抽象等价物一样，使用价值是一种抽象，是一种需求系统的抽象。”在《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鲍德里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
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能指/所指
借助这个公式，鲍德里亚指出，如同在符号学中所指构成能指的实现，使用价值也对交换价值具有同样的功用。“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从这一观点来看，除了满足需求的手段不同外，需求是世界上最平均分配之物。相对于作为交换价值的物品，人是不平等的；但相对于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人是平等的……使用价值使那些被交换价值从社会意义上分离的人们和解在普遍性之中。”通过这种方式，使用价值使“交换价值”也“自然化”了。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消费是经济交换价值向使用价值的转化。而鲍德里亚则提出了作为一种经济交换价值向符号交换价值转变的消费。
鲍德里亚所谓的符号价值与社会学家凡勃伦在20世纪初提出的“夸示性消费”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夸示性消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社会“有闲阶级”成员的生活方式。他们相信“要提高消费者的美誉，就必须进行非必须品的消费。要追求名望，就必须浪费。”这种为了某种社会地位，名望，荣誉而进行的消费，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就是符号消费。他在《消费社会》中写道：“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流。”
鲍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理论中成功地坚持了所有的消费都是文化的这一观点，但是，他却使得文化成为与社会实践和历史相分离的独立的符号体系。尽管他也指出，符号价值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区分的逻辑，但他却未能就符号功能与这种社会区分逻辑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的研究。而在这方面，下面学者的论述则更为详细。
三、从社会分析角度看消费文化物的社会意义
仅仅把消费看作是一种符号操作行为是不够的，物的意义与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表征着潜在的社会分野，积极参与着社会秩序的塑造，是社会关系的文化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消费文化的分析必须同时是一种社会分析。
与马克思不同，涂尔干把拜物教看作是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在原始部落起着维系和巩固社会关系的作用。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许多大型的社会活动或仪式，都发挥着与之类似的功能。受其影响，玛丽·道格拉斯和贝伦·伊舍伍德在《物品的世界》一书中提出在社会生活中，物的作用是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来“生产和维持社会关系”，“人们需要物品，是为了使文化的各个范畴得以显现，并稳定下来。”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我们主要通过物的使用来确定意义。我们通过对物进行比较和分类，通过赋予我们所拥有和使用的物以秩序，来组织我们的社会关系。“从这个角度观察，物品就是仪式的附件，而消费就是一场仪式，主要的功能是让一系列进行中的事件产生意义”。
而有关“物的社会意义”这一思想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还要数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布迪厄的理论。他把消费文化看作是用于连接主观存在与社会结构，联结符号体系与社会空间的重要桥梁，是具体的社会实践。他在其代表作《区分：鉴赏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要证明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人们在日常消费中的文化实践，从饮食，服饰，身体直至音乐，绘画，文学等的鉴赏趣味，都表现和证明了行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等级。布迪厄提出的鉴赏趣味标示社会等级的观点，也源自凡勃伦。但与鲍德里亚不同，布迪厄是通过符号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结构性关系来阐发其意义的。他借助于自己提出的两个关键概念：“惯习”和“文化资本”，把文化符号和社会等级（阶级）分析结合在一起
布迪厄认为，社会实践是连接主观的认知图式与客观的社会结构的中介，正是在实践过程中，客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惯例逐渐内化为行动者的“惯习”。人们在消费中的鉴赏趣味就是由这种“惯习”决定的。他又常把“惯习”称为“性情倾向”或“性情系统”。“惯习”既是一个“被结构的结构”，又是一个“结构中的结构”。前者是说，“惯习”是一种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被型塑的结构；后者是说，这一结构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生成系统，它具有生成性和开放性，具有导向实践的功能。此外，布迪厄还强调“惯习”是“无意识性的”，指在集体和个体的实践基础上逐渐获得的一种在无意识情况下依规律行动的能力。布迪厄把它比作一个没有指挥却依然能够和谐地演奏的乐队。
布迪厄另外又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他借助这一概念重新审视了文化与社会阶级的复杂关系，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简单化倾向。“文化资本”的概念是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拓展，布迪厄指出，资本同样可以以非经济的形式存在，它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⑴经济资本，她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⑵文化资本，它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⑶社会资本，它以社会声望，社会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三种资本分别存在于不同的场域，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布迪厄指出，“在各种鉴赏趣味和社会等级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上的同源关系，但同源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或对等。同源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场域都体现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每一场域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每一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等级秩序。”
这样，布迪厄建立起了他的文化和社会分层模型。他的“文化资本有赖于一个市场，在该市场中个体和家庭为了某种社会区隔而奋斗，而这种区隔又是由其掌握的数量和构成不断变动的文化和经济资本确定的。”布迪厄的独创性是，“把文化本身的消费当作一个与现代社会的其他市场现象（比如阶级）平行的市场现象。……在更小的程度上，他试图在‘阶级作为地位群体’的框架内，去涵盖其他种类的区隔……他将这个地位群体的文化资本模式应用到了以阶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之上。”
四、总结
从上面关于消费文化的社会学理论简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现在社会分层与文化实践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即处于同一阶层的一群人不同于另一阶层的一群人，不再以他们的经济联系，而是以他们越来越突显的文化特征或文化取向。因为许多实在的阶级阶层结构本身就深嵌在属于它们自己的文化语境中，并以其特有的意义、符号、语言和生活方式表达他们各自不同的实在。现在，“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指导人们的具有一般性和广泛的分享性的知识和实践体系。相反，文化进程似乎汇聚了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过程，正是通过这些过程，个体在他们有关团结、认同和社会位置的多元、重叠与竞争性基础的协商中排列开来。”
参考文献
[1]迈尔·费瑟斯通（著） 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2]约翰·霍尔 和 玛丽·乔·尼兹（著） 周晓虹 徐彬（译）《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 2004
[3]罗钢 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6
[4]周怡《解读社会文化与结构的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12
[5]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6]郭景萍《消费文化视野下的社会分层》载于《学术论坛》2004 .1
[7]倪赤丹《现代消费的建构意义》载于 《社会阅览》2003.7
[8]J威廉姆生《解码广告：广告中的意识形态与意义》伦敦 1978
[9]让·鲍德里亚《在使用价值之外》序言 载于 《消费文化读本》 罗钢 王中忱（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6
[10]凡勃伦《夸示性消费》载于 《消费文化读本》 罗钢 王中忱（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6
作者简介：张路，女，1982年出生，沈阳人，就读于沈阳师范大学 社会学学院 ，是05级研究生 ，指导教师：刘平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