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筹备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支援越南人民抗击法帝国主义斗争，为建设新中国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出访苏联：为即将成立的
新中国争取有力外援
1949年4月下旬，国共和谈破裂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迅速占领南京，国民党统治基本瓦解，新中国成立在即。在这种形势下，取得苏联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备方面的支持尤为重要。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
由于事关重大，出发前刘少奇作了充分的准备。他收集有关数据，分析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经济情况，以备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交换意见;同中央有关部门研究确定所需的苏联专家数量;约有关地区和部门汇报，以备同苏联交流工作经验;等等。
6月26日，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之后，刘少奇向斯大林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会见中，斯大林就贷款、派遣专家和海、空援助等问题初步谈了苏联方面的意见。刘少奇希望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同联共中央就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形势交换意见。7月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身份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通报了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问题和苏中关系等有关问题。斯大林在报告上连续批了15个“对”字，表示完全赞同。
7月11日，中苏双方举行正式会谈。斯大林表示“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看了，没有问题”，并就报告中所提问题发表意见。在谈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时，斯大林表示“你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谈到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时，斯大林表示“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在谈到外交问题时，斯大林认为中共在报告中所说的外交原则是对的，并提示说要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同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指出“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在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斯大林明确表态“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刻承认你们”，并指出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关于毛泽东来莫斯科的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成立、两国关系建立后，毛泽东就可以来。如果毛泽东还不便来，苏联可以派代表团到中国去。”此外。双方还就人才培养、修建铁路、共同组织一个关于借款条约的起草委员会等问题达成了共识。以刘少奇提交的报告为基础，双方会谈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会谈取得很大成果。
7月27日，双方继续会谈，谈话的重点集中在两党两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对中国的革命给予高度评价，并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苏联学习。在谈到两党关系时，斯大林说“我们不愿别国共产党强制我们执行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不要求更不愿意强制别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执行我们的意见。我们两党之间，经常交换意见是必要的，但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提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提议。”7月30日，刘少奇同马林科夫签订贷款协定。之后的几天，刘少奇就购买苏联高射炮、设立中国大学和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等问题同苏联方面商谈，并签订了有关协定。8月14日，在圆满完成中共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后，刘少奇离开莫斯科，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刘少奇这次访苏气氛和谐、成果重大、影响深远。正如中共代表团翻译师哲所说：“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少奇自始至终以充沛的精力、振奋的精神，带领代表团的同志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少奇的这次访问，为新中国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争取到有力外援，为新中国军事、人才、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提供了支持。经济上，苏联同意向新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年利率1%，为期5年。规定中国在贷款生效后10年内还清。这样的经济援助，对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军事上，海军方面，苏联愿意支持中国成立自己的舰队，协助中国清除上海的水雷或者提供扫雷艇。另外，斯大林还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在大连办一所海军学校。空军方面，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建成中国空军战斗部队，中国拟向苏联订购飞机、聘请专家，苏方也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方案，并同意派人来华协助训练并组建炮兵团，还答应立即筹建一个航空学校。这些军事援助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提供了相应的支持和保障，有利于新中国增强国防实力，营造相对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在派遣专家及对华开展文化教育上，刘少奇提出希望苏联为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才办一所专门学校，能够派各方面的教授到中国去工作，以及在通讯社、电影、中苏文化协会工作和发行报纸刊物、开设书馆书店、书籍翻译等中苏文化交流方面提供支持与帮助。这些希望和要求，后来也大多都得到了落实。8月25日，刘少奇就带着200多名苏联专家抵达沈阳。
这些援助项目，一定程度上为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各项建设提供了支持。在新中国诞生的第五天——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会长。
筹备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为新中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受到了极大鼓舞。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决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以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身份，具体指导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11月16日，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刘少奇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致开幕词。
这次会议的参会人员包括世界工联主席、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路易·赛扬和31个国家的100多名工会代表。会上，刘少奇向代表们介绍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但在会议期间，一些国家的工会代表却在讨论有关文件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争执。争执发生后，刘少奇第一时间详细了解了相关情况，并邀请这些代表座谈，想方设法协商斡旋。他在处理问题时，既坚持原则，又尽量照顾到各方面的意见。就这样，一场风波在他的从容应对中迅速得以平息。对此，路易·赛扬非常满意。会议闭幕后，在告别宴会上，他向刘少奇敬酒并热情地赞扬：“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
正如刘少奇在开幕词中所说，“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今天能够在中国召开，这是由于亚洲和澳洲进步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强大发展的结果”“无疑的，它将推动亚洲澳洲进步的工人运动和广大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更加向前发展，并在国际无产阶级亲密团结的基础上促进亚洲澳洲各国工人阶级的亲密团结”。会议圆满成功，让与会各国代表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展示了中国承办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为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1949年11月23日，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成功大会上说：“中国工人阶级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因此，中国工人阶级所担负的责任也就大大地加重了。这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除开在国内要担负恢复经济、提高生产的繁重的领导责任之外，在国际上还要担负援助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的责任。胜利了的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这样一种国际责任，是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推脱的，我们应该给那些需要援助的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各种援助。这是一种光荣的责任。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具有充分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愉快地诚恳地来担负这种责任。”
援越抗法：充分彰显中国人民的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1945年，在胡志明的领导下，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但不久，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占领了越南南方各个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向越南北部解放区步步进逼。自此，越南人民开始了长期、艰苦的抗法战争。
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期间，两名越南特使到达北京，他们带着胡志明的亲笔信，向中共中央提出援助请求。而此时，毛泽东正在出访苏联。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访苏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均由刘少奇代理。而当时，中共中央尚未设立对外联络部，因此。涉外问题都由刘少奇直接处理。
考虑到中越两党、两国之间的通信不畅、交通不便、情况不明等实际问题，经过研究，刘少奇决定选派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作为中共的联络代表，先行赴越南沟通两党联系。1950年1月16日，罗贵波带领工作人员启程前往越南。在此之前，刘少奇曾两次约谈罗贵波，仔细交代工作方针和注意事项，强调保密要求，并向他布置此行任务，即“转达两党的意见，沟通两国的关系;搞好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供制定援越计划的依据”。刘少奇还特意为罗贵波写了一封介绍信，并在他出发后及时发电报告知越共中央。
1月30日，胡志明步行17天进入中国地界，由中南局有关同志护送抵达北京。刘少奇同朱德等设晚宴欢迎并与他进行会谈。期间，胡志明提出希望中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当晚，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胡志明来访情况：“胡志明同志今日已到北京，晚间政治局设宴招待并进行谈话，他作了简单的情况报告并提出了要求。我们除盛赞越南抗战成绩外，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应胡志明的要求，刘少奇安排他2月3日晚出发去莫斯科。
在这之后。根据中央领导的分工，向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工作由刘少奇直接负责。1950年3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通知罗贵波组建援越顾问团并任命罗贵波为团长。1951年3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成立，有关援越具体工作由中联部直接办理。但每一项重要工作和重大决策依然是在刘少奇的关心和指导下进行的。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各方面建设都亟须恢复和发展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毅然做出援越抗法的重大决策，并由刘少奇亲自指示和协调，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大力支援，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对亚洲受压迫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向世界彰显了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正如刘少奇同毛泽东、朱德等接见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负责人时指出的：“你们此次去执行的任务，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如果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待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之后，刘少奇在1950年3月1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中又明确表示：“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越南民族解放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基于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感，对越南进行了积极的支援和帮助。
1949年12月28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胡志明电文中说：“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中共中央同意你们的提议即时建立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1950年1月18日，刘少奇又致电越共中央正式通报：中国决定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關系。中国在外交上的鼎力支持，也推动了国际社会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认可。对越南方面提出的其他要求，刘少奇总是考虑周全，尽可能满足。他曾一再要求有关部门：所调武器必须是合用的，所配干部必须是条件好的。为了帮助越南克服困难，他在1950年12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胡志明电文中表示：“我们拟令云南国家贸易机关到老街一带设一个或几个商店，将中国若干货物运至越南，交换越南货物运回中国。”他还就此事致电中共云南省委并告中共中央西南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某些贸易行为中自觉地赔一点钱，也是应该的。”为了保障物资尽快运往前线，刘少奇致电罗贵波并转越共，强调现在援助问题的中心关键是运输问题，希望他们立即将越南境内运输路线组织好并派人指挥运输。在军事及人才支持方面，罗贵波赴越后中共中央陆续加派陈赓、韦国清、乔晓光等一批高级干部赴越南帮助训练部队、指挥战役和开展土地改革。而且，中共中央还同意派送中国专家到越南工作，并表示由越南分配他们到合适的机关工作……
这些无私的支援和帮助，不仅为越南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密切了新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更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敢于担当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