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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与大众:1970年代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左翼支脉

领导述职报告 时间:2022-04-14 10:12:08

摘 要:1970年代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左翼支脉,是1970年代台湾左翼文化运动中具有明显行动意识的的一支。李双泽的独立创作有意识地把底层群众作为对象,呈现了他在民歌与大众结合上的尝试,为日后带有左翼色彩的“淡江—夏潮”民歌路线做出了示范;夏潮的介入使得这一路线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方向性,它在民歌演出的组织、与学院派争夺话语权及鼓励民歌创作上都做出了努力,体现其对民歌大众化的思考;在民歌走入民间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单一,在面对政治压力和新兴音乐工业的合围下,民歌运动的这条左翼支脉不得不面对中断的局面。

关键词: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左翼;大众;李双泽;夏潮;杨祖珺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3)6-0052-10

作者简介:罗曼莉,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文学博士。

发生在1970年代中期的现代民歌运动,如蒋勋所说,在当时“其实并没有‘民歌运动’这个名称,也没有‘校园歌曲’这个名称”①。而在后来它之所以能被称为“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股由大专青年发起的“唱自己的歌”的风潮除了改变了整个台湾流行乐坛的风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延伸到社会运动以至党外的民主运动。

“现代民歌”这一称谓来自杨弦1975年9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民歌集》,该专辑收录了当年6月“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上推出的杨弦将余光中诗歌谱曲而得的八首歌(外加一首同样谱自余光中诗歌的《回旋曲》),这一场演唱会和这一张专辑,后来被公认为现代民歌运动的发端标志。

对于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一般延续的是张钊维在《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史》(台北:滚石文化,2003年)中的划分和界定。张钊维将这一时期的现代民歌运动发展分为三条路线:以由杨弦、余光中带起的“中国现代民歌”路线,以李双泽、杨祖珺为代表的“淡江—夏潮”路线,以及后来在新兴音乐工业下发展的“校园民歌”路线。这一划分首先体现了出现时间的先后,其次它反映了民歌运动的三个层次,从知识分子层次的探索到回归民间的非学院派化过程,再到大众化的普及。

然而张钊维对“淡江—夏潮”路线论述有两点值得质疑:首先,他将“淡江事件”作为这一路线的起点,忽略了早于此前,李双泽在《歌从哪里来》中的思考;其次,由于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张钊维的论述混淆了李双泽的创作与夏潮之间的先后作用关系,而这一点是影响这一路线发展的重要关节。

因此,从时间轴上重新梳理,才能准确理解这一左翼的民歌运动中,民歌与大众结合的重要特征。“淡江—夏潮”路线开始于李双泽以土地和人民为对象的个人创作,而后《夏潮》杂志以及相关人士的介入,使得这一脉的民歌运动成为一九七○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具有明显行动意识的一支。

一、“唱自己的歌”与“歌从哪里来”:

李双泽的独立创作

1970年代初,与由保钓运动而起的民族主义浪潮相接,回归乡土的自觉性意识在台湾青年学生中抬头,带动台湾音乐界民歌本土化的兴起。比起整个乡土运动对于民族意识的高举,民歌运动的开始更重在对“自我”的强调,体现出青年的反叛色彩,包含着与官方、主流对立的意识。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台湾国语乐坛的主流,一是承继三十年代旧上海歌曲,二是从日本哭腔而来的闽南语歌,再加上官方普行的“爱国歌曲”,使青年感到没有描写自己生活和情感的歌。由于六十年代西化的推行,加上国语歌中找不到适合他们的内容,青年一辈更喜欢听西洋音乐,也乐于翻唱西洋歌曲。然而在七十年代初几番国际政治事件之下,西洋歌曲也陷入了尴尬境地——西洋歌曲如民谣中带有的清新感和反抗性是为青年学生所喜爱的,但在高涨的民族情感之下,反美反西化,又使唱不唱成为一些人心中纠结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境下,“唱自己的歌”、“唱我们的歌”成为歌曲改革的首要动因。

最先在此做出实践的是杨弦。

杨弦在“中国现代民歌集”中的九首歌都取自余光中的诗集,除《回旋曲》外都是直接用余光中的原诗谱曲而成,其中八首来自《白玉苦瓜》(台北:大地出版社,1974年),一首改编自《莲的联想》(台北:文星出版社,1964年)。

余光中《白玉苦瓜》收录了其“摇滚”时期的诗歌,格律工整,语言单纯,近乎歌词,从内容和形式上多体现出他深受美国民谣和摇滚乐影响,另外也有他几首著名的乡愁诗。杨弦所选择谱曲的几首诗,一部分是美国民谣式的,《江湖上》中反复问句的句式和内容安排都可以说是对鲍勃·迪伦(Bob Dylan)在六十年代为反越战而作的名曲《Blowing in the Wind》的致敬,“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直接借用了鲍勃·迪伦的副歌原句;《民歌手》中对民歌手形象的描写,“给我一张铿铿的吉他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我是一个民歌手/一边唱一边走/一个新的世界我走进”,描写出美国民谣歌手最常见的形象,也是美国民谣中常见的流浪追寻主题。另一部分则选用了体现出中国意识的乡愁诗,《乡愁》、《乡愁四韵》、《民歌》属于对中国的怀念和想象,《回旋曲》(改编自《莲的联想》)则有中国古典常用的意象。

这里可以看出杨弦对“自己的歌”的解释——符合当下青年生活状态、内心所想。在歌的来源上,因深受美国民谣影响,他借取了美国民谣的常见内容,表现对人生的迷茫和寻求新生活的渴望(《江湖上》、《民歌手》);由于这个时期民族主义情感上的趋近,他选择了有着明显中国意识和情感的乡愁题材(《乡愁》等)。杨弦的“中国现代民歌集”,其内容上使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诗歌,在音乐形式上则体现出西方民谣的影子,也首先在大专学生中引起反响。

同一时期,淡江的李双泽对于“歌从哪里来”体现了与杨弦不同的思考。1976年11月30日,他在《歌从那里来?》中写道:

……从六十二年底,我们就一起努力着要做自己的歌,要唱自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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