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鼎生前说过，他这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加西安事变，二是组织军工建设。1936年3月，当刘鼎应张学良将军的邀请从上海来到古城西安时，他还不到33岁，但已经是久经磨练、经历丰富的革命家了。
刘鼎，原姓阚，名思俊，字尊民，曾用名戴良。1903年12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喜好劳作，爱舞弄锯子、刨子、凿子等工具。早在江安第三中学和宜宾联合中学求学时期，他就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宣传“劳工神圣”和新文化运动，组织学生会，投身学生运动。1923年初，在中国早期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朱德的好友孙炳文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向往社会主义之情更加迫切。
1924年夏，从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刘鼎决定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去勤工俭学。赴德后，他和朱德以及中共旅德支部其他同志相随为伴，在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共同生活和战斗，度过了难忘的岁月。同年底，经孙炳文、朱德介绍，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任旅德支部青年团书记。
1925年5月，因参与组织声援国内的“五卅”运动，并占领北洋政府驻德大使馆，朱德、孙炳文、刘鼎被德国政府驱逐。
和朱德在德国共同战斗的经历，一直是刘鼎不竭的精神动力。1981年春，他专门撰写了《追求真理的足迹》一文，缅怀和朱德一起走过的日子。
1926年春，他进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任教兼翻译，成为我党最早在国外学习科学技术的共产党员之一，曾任东方大学中国支部书记。
在苏学习期间，刘鼎所学课程包括兵器构造、爆破原理、无线电技术、电报电话等。为了做好翻译工作，也为了切实掌握这些专业技术知识，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军事技术课程，这就为他大半生从事军事工业，特别是兵器工业，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29年底，学有所成的刘鼎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担任中央特科2科副科长，专门做情报和保卫工作，多次受党委托，为党完成特殊的重要任务。
1931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捕，并被洋巡捕搜去一箱绝密文件。洋巡捕不识中文，经中央特科暗中操作，刘鼎假扮“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说这些绝密文件都是“路人皆知之旧闻”。于是，关向应没有引起洋巡捕的注意。几个月后，刘鼎又找知名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从巡捕房保释出来，从而避免了党的事业的更大损失。
1933年春，因身份已经暴露，刘鼎离开上海进入闽浙赣苏区，中共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省委书记方志敏慧眼识才，任命他为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兼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政委。闽浙赣苏区是新开辟的苏区，处于游击环境，条件十分艰苦，红军缺乏武器弹药，甚至连一门炮也没有。在交往中，方志敏获悉：刘鼎在大学里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又曾在苏联学习军事工程，是我党早期少有的技术专家。因此，方志敏请刘鼎出任洋源兵工厂政委，组织设计、制造火炮。
洋源兵工厂是闽浙赣苏区从修械所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厂里没有技术人员，主要靠手工作业生产地雷、手榴弹并修理枪械。因此，刘鼎既是政委，又是技术员。他带领几名老工人，自己设计，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充分利用几台破旧机床，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终于制造出3门35毫米口径的小迫击炮和铸铁的迫击炮弹。期间，刘鼎还从红军第五分校中挑选学员组成小型炮兵队，加以严格培训。他亲自带领这个小型炮兵队，用自己制造的小迫击炮，炸毁了敌人的碉堡。这段历史功绩，军史上有如此评价：“他亲自动手研制并组织生产了红军第一门炮及其炮弹，开创了我党早期兵工事业。”
1934年11月，刘鼎追随由方志敏、粟裕领导的红十军团“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赣、皖4省，在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情况下孤军北上，配合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地区失利，方志敏、刘鼎被俘，军团参谋长粟裕率数百人突围。同年10月，刘鼎侥幸从九江俘虏营逃脱，辗转来到上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他化名“周叔”，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养病。
刘鼎辞世后，路易·艾黎曾深情地回忆起这段往事——
“那是1935年深秋的一天，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到我在上海愚园路的住所，把和她同来的一个中国人介绍给我，用比平时庄重的语气对我说：‘周先生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当时，我不知道‘周先生’的真正身份，不知道他有着在上海中央特科、在赣东北根据地的不同寻常的经历，也不知道他是刚从江西敌营里逃出来的，只知道他是个需要给予很好保护的人。他，颀长身材，身体瘦弱，面色清癯，眼睛流露出机警和聪慧，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当我们知道他在德国、苏联留过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讲过课时，也叫他‘周教授’。后来，还为他取了个叫起来更感亲切的名字‘查尔斯’。他离开我们去西安张学良将军那里时，就叫刘鼎了。”
二
1935年12月，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各界民众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国民党政府被爱国运动搞得神经紧张，到处搜捕革命者，风声越来越紧。听说国民党当局要检查自己的住所，路易·艾黎又把刘鼎送到宋庆龄家里躲避了几天。果然，国民党当局以查电表为名，来了一伙人，搜寻了各个房间。因为一直没能联系上组织，刘鼎变得焦躁不安。
历史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将刘鼎和张学良联系在了一起。1936年3月初的一天，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跑来神秘地告诉刘鼎，有位朋友要见他。原来，宋庆龄得知张学良曾来上海托李杜(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寻找中共的关系，她认为刘鼎最适合代表中共去张那里，让张帮助刘鼎去陕北，并安排了牧师董健吾与刘鼎接洽。刘鼎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准备，决定接受这项工作。
为表达反对法西斯、支持中国革命的心愿，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把她家的桌布、窗帘、床罩、毛毯、衣物等装了满满一大箱，托刘鼎捎给陕北红军(而她自己因没了这些日常生活用品，竟不得不去住旅馆)。听说红军医院缺乏药品，她还让刘鼎带一大瓶乙醚给红军。此外，他们还为刘鼎买了几套内衣、外衣。
刘鼎临走时，又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也要去陕北，宋庆龄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商量好，让他俩与刘鼎同行。为表示重视，张学良特派他的高级参议赵毅接刘鼎到西安。到达的当天，刘鼎把斯诺和马海德安排在西京招待所后，自己则住到董健吾牧师给他介绍的一个老关系家里，因为史沫特莱托他带的大箱子需要一个稳妥的存放条件。
到达西安的次日，刘鼎在西安金家巷张公馆内秘密会见了张学良。针对张学良提出的问题，他以自己的学识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一一作了回答，尖锐地指出：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在陕北前线与红军作战，是借刀杀人，以达到削弱东北军，排除异己和消灭红军，破坏抗日的目的。同时，刘鼎指出，东北军要实现“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的宿愿，惟一出路就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刘鼎的透彻分析和慷慨陈词，深深打动了张学良将军。第二天，张学良将军以“督师”为名，邀刘鼎同机飞到洛川王以哲军部，促膝交谈了十几天。由于动身仓促，刘鼎没有来得及通知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他们只好折回上海。
谈话中，张学良把他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疑虑，对抗日前途的困扰都提了出来，刘鼎则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张学良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确切的了解。由于刘鼎诚恳细心的工作，使张学良增强了联共抗日的决心，为张学良参加“肤施会谈”作了思想准备。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陕北肤施(即延安，当时在东北军控制下)举行了正式会谈，协商在陕北前线停火、双方联合抗日要事。这一历史性的会谈，奠定了东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的基础。刘鼎参加了这次会谈。
肤施会谈后，刘鼎被党中央正式委派为驻东北军代表，公开身份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和张学良将军秘书。在此期间，刘鼎住在张公馆内，与张学良将军朝夕相处，结下了亲密友情。张学良的爱国之心，强烈地感染着刘鼎；刘鼎的渊博学识和丰富经验，亦为张学良所器重。刘鼎建议并说服张学良将军筹办学兵队，为学兵队制定教学方案并亲自讲课；建议军官训练团、学兵队以政治教育为主，学习方法采用红军培训干部的方法，实行官兵互教；建议用团结抗日的思想对东北军官兵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和重用爱国抗日军官，形成东北军抗日中坚力量，加强东北军与红军的团结。所有这些，都得到张学良的赞许和付诸实施。
三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重新经西安进入陕北苏区，得到刘鼎的大力帮助。据路易·艾黎回忆：“刘鼎说服张学良将军同意，他们才得以顺利通过。这时，我们知道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已成了非同等闲的人物。斯诺从陕北苏区采访回来，又在西安见到刘鼎。刘鼎鼓励他，把他见到的中国红军的情况公正地向世界报道出去，但他一再嘱咐斯诺：‘你可以写其他人，但是一定不要写我，否则，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1936年7月，为给红军购买一套医疗器械及其他供应品，刘鼎又来到上海，在路易·艾黎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此后，艾黎就承担了在上海为陕北红军购买医药和其他供应品的任务。艾黎等人想了许多办法才从药店里买出大批药品，这些药品和其他货物，先发到西安由刘鼎接收后再转给红军。为了能公开接收这些东西，刘鼎又请史沫特莱找到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从德国逃亡的犹太难民海伯特·温奇医学博士，到西安七贤庄设立了一个牙科医疗所。实际上，这是刘鼎为中共建立的秘密联络站，也是许多革命者进入陕北的中转站。抗战爆发后，这里就成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1936年9月间，刘鼎来电要艾黎立刻到西安去。艾黎到达后，住在临潼华清池宾馆，即后来蒋介石住的那间房里。晚上，刘鼎来见他，开门见山地告之：“西安的工作迫切需要用钱，我那里有红军春天东征时，在山西缴获的山西省银行钞票，是周恩来让我带出来，设法兑换成可以通用的中央钞票，而能大量换钱的惟一地方是山西省会太原。事情紧急，必须立即办好。”
第二天一早，艾黎就动身去太原。刘鼎去车站送他，并带去一个白色的大帆布袋，里面装着山西票。到太原后，艾黎躲在旅馆里把钞票分成3包，每包约值3000元。另外，他又选雇了一辆最漂亮的人力车，向车夫说明包租半天。就这样，他一连跑了3家钱庄，利用他的大鼻子身份，分别兑换来了中央票，随即迅速离开太原。接着，他又到北京把剩下的钱找了个小钱庄兑换出来，并迅速返回上海。宋庆龄知道后，将款数凑足1万元，并出面找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请他用银行的名义电汇给刘鼎。这笔款后来被刘鼎派上了很好的用场。
1936年秋天，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也到了西安，名义上是养病(她有心脏病)，实则为了解西北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第一手材料。她见到刘鼎后说明了实情，刘鼎嘱咐她，要小心从事。而她泼辣得很，常常以她特有的方便——认识刘鼎，而掌握比别的记者早的、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消息——向全世界发布新闻，并毫无顾忌地署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对于刘鼎在东北军中的工作，毛泽东非常关注，常有信电指示。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曾致信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
剑，鼎二兄：
经济甚紧，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允许向别人借一点钱用，日后如数归还。一切用费均须报账。因近日接连发生几件浪费事，故向二兄指出此点。并请向……其他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随时提出对此问题的警觉。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
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领袖的信行文平实，既有工作上的指导，又有同志间的关切，多年后刘鼎仍对信的内容仍记忆犹新。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将军在部署军事行动之后，才将对蒋实行“兵谏”的决定告诉了刘鼎，要他立即报告中共中央。12月12日凌晨，党中央收到了刘鼎发去的第一份电报，得知发生了西安事变。接着，张学良将军又让刘鼎发电报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火速前来西安。
12月16日，张学良将军请刘鼎乘他的专机去接中共代表。当天，刘鼎飞到肤施，将周恩来、博古、罗瑞卿等接到西安。在飞机上，刘鼎向周恩来汇报事变发生以来的情况，包括张、杨两将军对蒋介石的态度和蒋的反应；南京方面，宋美龄派端纳出面到西安探查与周旋；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主张杀蒋和放蒋的起争执；张学良将军盼中共中央来人协助处理的焦急心情，等等。这些重要情况，对周恩来日后处理西安事变有着重要价值。
中共中央代表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驱散了笼罩在西安上空的战云。那段时间里，刘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既要保卫中共代表的安全，又要联络和协调各方面关系。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事后，毛泽东一再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1961年秋，周恩来亲自指派刘鼎为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组长。
四
1937年3月，刘鼎载誉来到延安，受党委托创办军事技术学校——摩托学校并任校长，为我军建设技术兵种培养了技术骨干力量，后历任中央党校政治教员、“抗大”五大队政治主任教员、特科大队大队长兼政委。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前方需要大量武器弹药，仅从敌人手里缴获，远不够部队作战的急需。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这样，刘鼎在苏联所学的军事科技知识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1940年5月，经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提名，刘鼎调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为表示对这位喝过“洋墨水”的部长的重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又亲自同副参谋长左权、后勤部长杨立三一起，翻山越岭送刘鼎到太行山区军工部驻地就职。
对于创业的艰辛，刘鼎是始料未及的。1949年7月12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抗战以来的华北兵工事业》，回顾了自己白手起家的历程。
一九三八年春，我们只月产几十枝红缨枪………
我们的工人只有极少数红军时代的修械工人，太原兵工厂的工人，部分“私”军火工人、铁路和矿山的修理工人，大部分是地方上的手工业工匠、铁匠、木匠、锡匠、银匠、窑工、硝工、纸工、爆竹工。他们大部是农民子弟，在十年当中逐渐训练成的，另外还有战争中解放出来的……
面对如此窘境，刘鼎开始在日寇反复“扫荡”的敌后环境中创办人民兵工事业。根据党中央坚持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思想，他结合太行山根据地的实际，提出了自力更生发展兵工生产的方案：
厂址采取在各种隐蔽的环境中，太行山的山谷中，北岳恒山的山脚边，村庄的庙宇里或民房里，河北平原的地下以及半露天半窑洞，以及敌人据点的周围，靠天然地形，靠人民保护，靠我们自己灵活的运动，做到“打不死，消不灭”。在敌人进攻时，二三百人的工厂在一天以内隐藏起来，两天以内复工；小的工厂半天隐藏，半天复工。
针对当时步枪生产手工操作、零件不标准、生产效率低等问题，刘鼎抓了步枪生产标准化、制式化。他从我军常年山地作战的需要出发，提出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能与日军“三八式”步枪抗衡的新式步枪设计方案，并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研制。1940年8月1日，经过两个月试制成功，彭德怀亲自定名为“八一式”步马枪。欣喜之余，彭总当即责成军工部迅速组织批量生产。仅1940年下半年，八路军军工部就生产了“八一式”步马枪3300多枝，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
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战斗中，八路军在阻击敌人发起的近距离冲锋时，常常遭到日军掷弹筒的轰击，难以发挥近战优势。为此，彭总指示“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要刘鼎和军工部加紧试制。
掷弹筒是日军步兵装备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配以钢质炮弹，口径50毫米，射程500米以内，适于山地作战，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在对原材料、加工条件，可能碰到的困难进行分析研究后，刘鼎认为太行根据地兵工厂试制掷弹筒是有可能的。根据地没有铸造掷弹筒筒身所需要的粗大钢材，他提出用从敌占区拆毁的铁路道轨来代替；弹体需要量大，靠铁路道轨是难以为继的，他决定用太行盛产的白口生铁为原料。根据地没有加工掷弹筒筒身内来辐线的专用设备，他大胆建议将筒身改为滑膛结构，适当增加长度，以保证射击精度和距离
1941年4月，太行兵工厂成功试制出第一批掷弹筒与投掷用弹，射程最远达到700米，实现了彭总“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的愿望，在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41年5月起，八路军军工部组织成批生产的掷弹筒和投掷用弹源源不断运往前线，八路军拥有了与日军抗衡的步兵火力，经常打得日军措手不及。震惊之余，日军瞎咋呼：“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兴建了现代化兵工厂，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
1941年初，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的指示，刘鼎向八路军总部建议：“每个军分区成立一个手榴弹厂，所需干部和技术骨干由军工部选派；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组织地雷生产，军工部负责供应雷管，并帮助培训骨干，普及造雷技术，开展群众性爆破运动。”彭总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亲自在全区进行了动员。
同年3月，为广泛开展地雷战，刘鼎在山西武乡县温庄和黎城县东崖底村分别组织地雷爆破训练班，把各地民兵骨干集中起来，并亲自编写教材如《地雷制造与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小册子，传授制造、埋设地雷和爆破技术，将全边区和地方炸弹厂生产的手榴弹、炸弹和大小地雷统一，技术性能、式样和质量要求，由军工部供应所需雷管。于是，各地都能自己制造手榴弹、炸弹、地雷，一个声势浩大的地雷战遍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炸得日伪军晕头转向，惶惶不安。
那时，太行根据地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学会了制造地雷的技术，涌现出数以千计的“造雷英雄”。随即，太行及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地雷战”。在抗战史上，提到“地雷战”不能不提到刘鼎。
与此同时，刘鼎主抓炸药生产，利用太行山丰富的矿产资源，克服重重困难，“首先向敌人学习，拆卸敌人打到我们头上来的炮弹和引信，冒险试制，制酸、制雷汞、制黑药、制炸药、制炮弹、制炸弹，从健康、肢体、生命的牺牲中探取制法。”终于，八路军建成了大批量生产无烟火药和硝氨炸药的化工厂。从此，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生产的子弹、手榴弹、地雷、炮弹、炸药源源不断送往前线。
五
在刘鼎领导下，八路军各兵工厂一般均能在10个月内完成12个月的生产任务。由于他的科学管理，改善了军工部各兵工厂党和行政、工会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厂组织管理制度。有文字记载：“这些兵工厂都有着自己一整套的生产制度：生产会议制、生产计划制、按件工资制、检验制、工务管理制、党政工作制，必要时还用上‘突击’、‘竞赛’等名目。工厂经常有附属的学校、俱乐部、合作社、医院和兵工工会(产业工会)。在那里劳动紧张，纪律严明，上下平等，军民团结。一般实行10小时制，部分实行9小时制。兵工厂就好像农民的学校，他们在这里得到文化和技术。兵工工人好像八路军部队一样农忙时帮助农民收获，而农闲时农民大批入厂打短工。度荒年时，工厂对农民帮助更大，正因为如此，农民爱护工厂如同自己的工厂。”
经彭德怀批准，刘鼎还创办了工业学校并兼任校长，培养了大批青年技术人员，解决了当时技术力量不足的困难，也为建国后国防工业建设作了人才准备。
刘鼎富于远见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华北兵工奇迹：
山岳区的兵工厂——每年每次“扫荡”中都有工人积极参加反扫荡，打击敌人的。工人自卫队首先保卫工厂，其次配合正规军打仗，给八路军带路。
平原地的兵工厂——我部队主力转移到山地，只有三五成群的工作人员在坚持活动和以班排为单位的小股武装活动。我们的工人也在坚持着工作，他们分成小组散在一个区域里，带着自己的武装及工具与敌人昼夜周旋。他们在紧张的情况下白天隐蔽，夜间便拉开摊子做工，有时夜间还要转移两三次。
在平原上已完全处在秘密活动状态，创造了地道斗争的新方法，我们的工友们也很快学会了，开始自己挖好地道，依靠洞口，坚持生产，敌人一来便钻入洞中隐蔽起来，敌人一走便又出来做工，这样便减少了转移的次数使工作时间延长了。他们又用自己的手建造了地下工作室，把机器车床搬到地下去，在冀中八分区便建造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地下工作室，里面有地道可达村外，有防御工事可抵御敌人，洞中的设备日臻完善与安全。工友们分班在地下5尺至1丈深的土地里面做工，敌人往往在村里闹着，他们还在下面工作。由于保守秘密很好，所以地下工厂便发展起来，坚持到最后情况的好转，又重新搬到地面上来。
在另外一个角落里——白洋淀，依靠着“水”，敌人无法进入而建立了规模比较大的工厂(100多人在一起工作)，他们都学会了驾船的本领，敌人突来便钻入深密的苇地里，初时把机器工具都安装在船上，以便能随时转移。后来敌人对此终无法破坏，他们又在村中建厂，以此淀为基地建立了两个工厂，修械及造手榴弹地雷和复装子弹，并又建立三酸工厂自制黄色炸药与无烟火药。当敌人以汽船“扫荡”白洋淀时，他们便很迅速的钻入苇地里去，工友全部动员起来，下木桩以阻敌人汽艇，结果敌人汽艇因木桩之阻，触之即漏无法前进。冬季还组织起来破冰，维持淀边经冬不结冻。因而他们安全的得到生产的机会，虽然淀的周围及整个平原为敌碉堡公路所控制而成地下活动状态，但这一批工友仍然得到生产的可能，两个分区(第九、第十)与冀中军区的工厂都在白洋淀扎下了根基，直至对日反攻时方又重现于陆路进行新的建厂，把各分区的工厂合组起来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厂。
在刘鼎领导八路军军工部期间，太行兵工厂总共造枪9758枝，修枪近1万枝、生产掷弹筒2500门、修炮约1000门、复装和新制枪弹223万发、生产掷弹筒弹19．8万发、迫击炮弹3．8万发、手榴弹58万枚。此外，还协助地方生产手榴弹、地雷千万枚以上。刘鼎在八路军军工部的4年，成为八路军兵工事业的鼎盛时期。
正当形势顺利发展的时候，康生却借全党整风之机，发动了所谓“抢救运动”。1943年秋，长期战斗在国统区的刘鼎首当其冲，无端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遭到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并被押到延安处理。彭德怀很爱护干部，没有听信那些诬陷之词，他特意找李强(当时中央军委联防司令部军工局局长，早在上海工作时就认识刘鼎)谈话了解刘鼎的事。1944年初，在彭总的授意下，李强安排刘鼎当联防司令部军工局副局长，继续为保卫延安大后方制枪造炮。
六
1945年8月，八年抗战胜利，国共内战形势严峻，刘鼎奉命从延安率领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赶赴东北，准备为创建东北我军兵工厂出力。途经张家口受阻，于是留在晋察冀解放区军事工业局工作，为晋察冀大军研制装备。1946年5月，刘鼎到河北宣化龙烟机器厂建立新的兵工基地，利用该厂较大的化铁铸造能力，建成了一条生产82毫米迫击炮弹的生产线。
1947年春，刘鼎出任晋察冀军事工业局副局长(姚依林兼局长)。当时，解放战争即将进入决战阶段，朱德总司令多次指示刘鼎加速解决攻坚战所需的弹药，一是大量制造炮弹，二是生产摧毁碉堡和城墙的炸药。为此，刘鼎专门成立了技术研究室，研制加工炮弹的专用设备，针对我军缴获美国装备的新情况，组织测绘和生产美式标准的炮弹，亲自动手设计新式引信，并很快投入大批量生产。
山西阳泉解放后，他立即组织恢复阳泉铁厂一号炼铁高炉的生产，并把二号高炉拆迁到故县解放区，建立炼铁生产基地，使我军的炮弹生产突飞猛进，达到年产数10万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鼎根据我军攻坚战的需要，亲自动手试制大口径掷弹筒(也叫炸药抛射器)和粗膛迫击炮发射炸药包，并很快取得成功。这一大发明，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土飞机”。在解放石家庄和太原等城市攻坚战中，“土飞机”的威力大显神威。这些“土飞机”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发挥了更大的威力，使我军步兵火力压倒了国民党军队，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1948年9月，董必武为政府主席、薄一波为第一副主席的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刘鼎担任公营企业部副部长(部长黄敬)，通过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组织工厂管理委员会、精简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官僚机构等措施，为解决华北解放区的“电荒”，恢复平、津、唐、张的工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19日，开国总理周恩来任命刘鼎为重工业部副部长，既负责兵器工业的调整、改组，又负责机械、电子、船舶和汽车工业的创建。一生中，他最繁忙的时刻莫过于建国初期那两三年了。
1949年10月，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以刘鼎为团长，各大行政区重工业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重工业考察团，到东北、华北、华东地区进行考察。同年12月，重庆解放刚一个月，刘鼎便飞往重庆考察刚刚接管的国民党原兵工基地所辖各厂。他对每个工厂的地理环境、规模、厂房设备、主要产品、职工状况以及遭受国民党特务破坏等情况，一一作了仔细考察，绘制成图表。1950年1月，他又奔赴太原，对军阀阎锡山的旧兵工厂进行了考察……从这些考察中，刘鼎对建国初期全国兵工的实际情况以及重工业的概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同年7月，他与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联名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建议内容包括：制定中国制式武器系列，提高自给能力；建立兵器科研机构，开展新型武器研制；制定更新兵器工业生产纲领，改造生产条件等内容。这份建议后来基本被落实，对我军的装备建设影响深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随即部署援朝。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兵工会议，立即变成了战备动员会议。在刘鼎的组织领导下，全国兵工厂都紧急动员起来，不分白天黑夜，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当得知前线急需反坦克武器时，他立即组织有关工厂研制生产了“57”无座力炮、“90”火箭筒，以及反坦克手榴弹和反坦克地雷等新型武器弹药，有力地挫败了美军的攻势，深受志愿军指战员的欢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刘鼎领导的10万军工战士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2年8月起，刘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继续分管兵器工业。同年秋，为迎接制式化武器的试制，为开展正规化的国防兵工建设，刘鼎精心组建了一批为兵工服务、具有技术基础性质的研究所，包括工厂设计所、技术推广情报研究所、火炸药研究所、弹药研究所、技术资料翻译所等，这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一批技术研究机构。这一批研究机构起步早，为提高我国兵器科学技术水平，为培养兵工专业技术人才奠定了基础。
1957年3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合并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刘鼎又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兵器工业和民用机械。期间，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对全国重工业的了解，深入各兵工企业，指导并帮助各工厂选择国家急需、短线缺门的民用产品。当时，许多兵工企业生产的民用产品填补了全国机械工业的空白，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做出了杰出贡献。
1960年春，他组织东北地区的兵工大厂，配合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的建设，自行设计制造了万吨级水压机，攻克了重型、大型设备制造中的许多难关(如电渣焊)。直到今天，1.2万吨的大型水压机仍然屹立在工业重镇富拉尔基，为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做贡献。
七
1960年9月，航空工业从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分出，单独组成第三机械工业部，刘鼎出任常务副部长，主持航空科学技术工作。当时，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尚未消除，刘鼎协助孙志远部长抓生产、抓技术、抓质量，组织几种飞机的优质批量生产，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
此外，受三机部党组委托，他还主持起草给党中央的报告，分析和论述了中国国防工业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的十大差距，提出了加强技术基础建设，重点扶植精密机械加工、电子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狠抓科研以及大力培养人才等一系列政策性建议，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肯定。
1965年1月，刘鼎兼任航空研究院院长，领导航空工业科研技术发展工作。他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实行部院合并、加强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决定，继续组织研究院“吃透”歼7飞机技术和该机试制工作，并着手展开歼8飞机的科研设计工作。同时，他十分重视基础性科学与应用技术的发展，建立了一整套部属厂管的科研机构，使航空工业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
1966年5月，“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刘鼎同样在劫难逃。这时，康生跳出来，诬陷刘鼎为“大叛徒”、“大特务”，将他关进监狱长达7年之久，使刘鼎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70年秋，埃德加·斯诺访华时，听说刘鼎被关在监狱里，颇为激动地说：“把这样忠心革命，这样富有才干的人关起来，太不应该，实在可惜。我很伤心!很伤心!很伤心!”
刘鼎身陷囹圄志不移，时刻关注着兵工建设与发展。他把监狱当作总结大半生革命经验的场所，夜以继日地思考自己几十年为国防工业献身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加以总结整理。狱中没有写作条件，他就用各种纸片，包括草纸、牙粉袋等包装纸；没有刀削铅笔，只好用牙齿咬；更没有任何参考书籍和资料，他硬是凭着惊人的记忆力，陆续写出近20万字的技术总结和建议。尤其令人敬佩的是，这些手稿中竟无一字一句涉及到个人的是非荣辱。
刘鼎的夫人易辉相信刘鼎的为人与“大叛徒”、“大特务”沾不上边，她毅然上书毛泽东，信中心酸地回顾了西安事变后毛泽东对刘鼎的高度评价及刘鼎当时的凄凉处境。毛泽东阅信后震惊不已，又在信上批了一句自己当年说过的话：“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有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刘鼎才摆脱了牢狱之灾。
1975年春，刘鼎从监狱出来，许多同志看望他，询问狱中遭遇，他总是岔开话题谈工作，丝毫没有因个人的不幸对党有任何怨言。出狱后，他住在一间阴暗、潮湿而又狭小的厢房里达4年之久，一些同志看了忍不住流泪，有的同志劝他提出换房，他说不要为个人的事情向组织提要求。
1978年12月，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刘鼎得到彻底解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兼西安事变史的编写领导小组组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后称航空工业部)正部级顾问、中国兵工学会顾问。期间，他追记的《西安事变笔记》(即《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面世，成为研究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重要史料之一。
1985年秋天，刘鼎不能再为工作忙碌了，他因病重被送进了北京医院。恰巧，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也正在那里住院，离他的病房很近，他们又住在一起了。有时，他们一起回顾30年代的事，回想起史沫特莱、斯诺、海伯特……但是，刘鼎更多的是想着现在，牵挂着那些他放不下的工作……
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病逝的前两天，刘鼎还强撑着病体，听取体制改革工作和民用飞机进展情况简短汇报。在他家里的办公桌上，多年来挂着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话：“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事实上，这也是刘鼎一生的真实写照。
1986年7月25日，刘鼎因病与世长辞。在报道这一消息时，《解放军报》、《人民日报》都如此评价：“刘鼎同志是我国军工事业的创始者和主要奠基人，在军事工业和机械工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荣史册。”